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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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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但还允许有10％的平均关税啊，可是中国收到10％了吗？我们不是一直在搞减免吗？像很多搞加工贸易的企业就是免关税的。
《21世纪》：除了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保障职工利益之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左大培：可以出售国有资产筹措社会保障资金。但现在有一种危险，不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而是在白送！要真正搞好出售国有资产这个市场，就应该公开拍卖。但有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拍卖，像国有股减持，目的之一是筹措社保基金。从筹措尽可能多的资金角度考虑，国有股按市场价卖有什么不对呢？但股民——这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按市场价减持国有股，因为国有股减持就把股价打下来了，他们的利益受损。这就需要在各个利益集团中间找平衡，互相照顾。
我甚至主张社保机构直接参与国有资产管理，包括有些地方还剩下一点集体资产，都应由地方政府相应的社保机构管理，赚的钱直接给社保——不管是养老、医疗或是下岗的保障。
《21世纪》：据您所知，国有资产转让过程是否透明公开？
左大培：我相信绝大部分都不是公开透明的，这个过程存在极大的问题。比如1990年代初，许多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那就是哪个领导签个字的事，这种制度本身不造腐败造什么呢？一个地产商想搞一块地，给当官的送多少万块钱，难道还搞不“掂”吗？即使在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政府批准土地的开发也是腐败来源之一。
其实，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像香港，才拍卖了多少地，就积累了庞大的资金，我们的许多城市虽然也从土地转让中得到了一些收入，但我认为得到的只是应收的一部分。所以为了防止腐败、确保国家收入，土地使用权应该拍卖，尽可能地公开拍卖。
《21世纪》：您主张把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用来保障下岗职工的生活？
左大培：国有土地，还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应该统筹考虑。我不主张让企业自己转让，转让之后补偿职工，因为企业占地有大有小，这会造成利益分配不均。而且临破产时，企业领导的行为会反常，不能公平地卖资产。需要地方政府设立统一的机构来办理这件事。要让人大和社会监督拍卖过程，收入统一支付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城镇居民。
《21世纪》：也许下岗职工问题并不像您想的那样严重吧？因为20多年来，各种非国有经济飞速发展，实际上消化了大部分的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力。
左大培：这跟地区有关，像广东地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很多，职工就业就不成问题。但在另一些地方，问题就严重得多。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职工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现在的政策应该对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21世纪》：您说要保障下岗职工的利益，但现在发展这么快，你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怎么能行呢？
左大培：不。这样说是对他们的偏见。像东北许多下岗的工人，至少从技术技能来说，要比沿海城市许多在岗的人的技术还要高，机械制造业尤其如此。在外国，像瑞士、瑞典，许多精密器械都是靠技工完成，而在中国，许多下岗的都是技工。
《21世纪》：您说得不错，许多沿海地区的企业请技工都从传统的国有企业地区东北找，但为什么这些技工没有留在东北而“孔雀东南飞”呢？像辽宁不也有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吗？
左大培：一个原因与税收政策有关，就是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税赋，而东北的税赋要重些，使得企业很难有赢利；第二个原因是东北的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找到好思路。企业的税被收光了，改制又没改成，机制没有搞好，到最后，企业垮掉了，大批人下岗。
我认为东北最有优势的就是机械制造业，而我们的政策在歧视本国的机械制造业。本来进口机器名义上的关税就是最低，到19931994年，家用电器进口关税还是100 ％，家电现在能够出口，很大程度上是关税保护的结果。但是19931994年进口机器的关税率是5％，9％，最高不过15％。而且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往往规定企业进口机器设备可以免关税，那么低的关税还给免掉。更要命的是进口设备免收增值税。对国内产品在国内销售还要收增值税呢，从外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反倒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国内企业生产的机器设备，就是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成本，也竞争不过外国产品啊。
现在要倒过来，该保护保护国内的机器制造企业了。
《21世纪》：但中国人就是喜欢用进口设备啊，这是国内设备就是不好呢，还是机制上有问题呢？
左大培：第一个原因，中国人从心理上就喜欢外国产品，第二个原因，从企业来讲确实有利益，同样的产品，买外国的还可以免增值税，第三个原因是腐败，因为买进外国设备，可以有许多出国考察、旅游的机会啊。
《21世纪》：不可否认，许多国内产品的性能就是不如外国产品，而且有关合资企业的法律要求优先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
左大培：在1980年代还有优先用国内产品替代的规定，但1990年代后期逐渐取消了。
04、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1
就修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条款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于一年前的今天——2002年2月10日，向你们寄出了《就外经贸部某些官员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问题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信》。时至今日，一年已经过去，我却没有得到你们对我的信的任何回答，甚至连一份你们已经收到我的信的通知都没得到。为了提请你们注意我曾经寄出过这样一封信件，我特将2002年2月10日的那封信附在本信的后面，供各位查阅。
在写出那封信的当时，我就已经感觉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某些官员当时发出的那些言论，与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所作的让步有关。不过那时我还得不到确实可靠的信息来说明，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诺作了哪些让步。今天，我已经占有了有关这些让步的清楚可靠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可以断定，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所作的让步将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我要求你们切实行施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否决那些将严重损害中国经济未来的贸易政策让步。
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詹姆斯。Ｐ。朱姆沃尔特所写的《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一文，扼要地概括了各种正式文件中所规定的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主要承诺：
降低关税：
——对美国厂商最为重要的工业品关税将从25％降到7％；
——对美国农牧民最为重要的农业品关税将从31％降到14％。
对服务业的承诺：
——大幅度开放范围广泛的服务业，包括如银行、保险、电信和专业性服务等重要行业。
体制改革：
——在透明度、通知和咨询、执法一致和司法审议这些方面的广泛改革，将有助于消除外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障碍。
遵守现行ＷＴＯ协议：
——中国将承担起现行ＷＴＯ协议所规定的多种义务，涵盖范围涉及农业、进口许可、知识产权、贸易及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技术障碍等等。
专门涉及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条款：
——3年内直接与中国客户进行进出口贸易的权利；
——在加入ＷＴＯ的3年内在中国销售所有产品的权利（化肥和原油及精炼石油除外，这些产品在加入ＷＴＯ的5年后可以批发销售，化肥在加入ＷＴＯ的5年后可以零售）；
——对投资和进口的批准不再受制于那些会造成贸易扭曲的要求，如有关技术转让、外汇平衡、出口表现和本地原材料含量比例等要求；
——不需在中国投资注册即有对中国出口的权利；
——逐步取消对数百种产品的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
——在2005年1月1日前取消与ＷＴＯ规定不符的所有非关税措施；
——取消国营贸易公司对工农业产品的进口垄断；
——要求国营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决定必须完全基于商业的考虑；
——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及工业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补贴。
保障机制：
——美国和其它ＷＴＯ成员可以在15年内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中继续使用特别的非市场经济方法来衡量倾销情况；
——根据一项专门涉及中国的保障机制，美国和其它ＷＴＯ成员可以在12年内限制扰乱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品的增加。
我要特别提请各位人民代表注意：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这些承诺中，有许多并不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必须履行的条件，更不是每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都必须实施的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忠实地履行这些承诺，我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将在许多方面大大弱于一个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从而将中国企业置于比外国企业更差的法律保障环境中。由此而造成的对中国企业的不平等待遇主要体现在：
1。 中国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但是发展中国家最高可以保留15％的平均关税率，而中国在度过过渡期之后却必须将其平均关税率降到10％。
2。 1997年通过的世界贸易组织信息技术协议规定取消200种最主要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本来ＷＴＯ的成员国也可以不加入信息技术协议，但是中国承诺了加入该协议。这就意味着没加入信息技术协议的ＷＴＯ成员国可以向中国对其出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征收关税，而中国对由其进口的产品却不能征收关税。
3。 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将允许外国电信资本在中外合资电信公司中拥有49％的股份，而美国和法国却不允许外国资本占本国电信企业的股权超过20％。
4。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进口的农产品征收24％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17％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对美国关注的农产品更是只征收14。5％的关税。
5。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对配额类农产品在配额内进口部分征收23％的关税，而中国却只能征收3％；把非关税壁垒折合成的混合关税税率，别的ＷＴＯ成员国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而中国到2005年却必须降到4％。
6。 ＷＴＯ成员国15年内可以在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中继续把中国当成非市场经济国家，使用与此相应的特殊方法来衡量倾销情况，而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绝不会受其它成员国如此对待；
7。 ＷＴＯ成员国可以在12年内限制扰乱其市场的中国进口品增加，中国所受到的这种对待也是正常的ＷＴＯ成员国所不会遭受的；特别是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来说，这样的承诺等于承认了美国的一系列特殊保障条款（如特别301条款）在这12年内有效，而这些条款并不合乎ＷＴＯ的规则，只不过因为美国在法律上规定国内法先于国际法，美国才能采取这些行动。
与上述承诺相关，协议虽然规定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配额只生效到2005年，但是又另外规定，如果在2005－200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激增，美国就可以采取限制中国出口的紧急进口措施，包括重新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采用原先的纺织品配额。而世界贸易组织的现行协议只允许将进口纺织品配额制使用到2005年。
8。 承诺了政府不再干预国有企业经营，这也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约束。
9。 同意美国财政部向中国证监会提供证券业务方面的咨询者，这就为美国政府参与调控中国资本市场打开了大门。
这样一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将中国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受虐待者，使中国无法享受一个正常的ＷＴＯ成员国在出口上所能够享受的外国开放其市场的待遇，同时却必须在进口上比同类的成员国更多地向外国产品开放市场。而且，即使中国不受这样的虐待，能够享受到同类的ＷＴＯ成员国的正常待遇，中国也必须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大幅度降低其进口关税和针对外国进口产品的其它保护措施。这必将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制造业和战略性的服务行业，特别是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
在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我国的出口增加了20％，不仅比进口增长的速度快，而且出口增长率比2001年高了十几个百分点。那些主张以受虐待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利用这一点掀起一阵鼓噪，说“加入ＷＴＯ之后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以此为由来论证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利大于弊”。
其实2002年的出口高速增长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一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外国对我国承诺在五年过渡期后要实行的开放市场措施大部分已经兑现，而我国承诺的五年过渡期后要实现的开放进口措施兑现得相对少得多。这就造成了“出口受益多、进口受害少”的政策环境，而这种政策环境在今后五年中将会逆转。
2002年的出口高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口强劲增长的继续。这个时期中国出口增长特别迅速，除了特殊的政策刺激之外，一个重要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出口产业还能够以极低的工资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放进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措施同时又使大批城市居民和农民进一步贫困化。
在这方面，这个时期不断进行的开放进口起了特别坏的作用。本来中国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已经多半是低收入的行业和产业。而开放这些产品的进口对其国内生产者的影响无非两种：或者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仍能坚持，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忍受更艰苦的劳动和更低的收入；或者是他们在进口产品的冲击下无法再从事原来的行业，而必须改营它业，特别是出口产业。这样给出口产业提供的高素质、低工资劳动力，是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这里出现了一个残酷的因果链条：“开放进口以制造竞争压力”—进口竞争产业的生产者贫困化—他们被迫转变生产结构，可能还转向出口品生产—由于他们更贫穷，因而生产的出口品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其实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出口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样靠使劳动者贫困化来增加出口只能是暂时的。要使这样得来的出口增长维持下去，就只能不断使人民更贫困，而这种贫困化总有其限度。更重要的是，这样作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何况这样取得的出口增长只是标志着人民的贫困，它不应当成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促成2002年出口快速增长的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因素：首先是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的贬值，这使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也相对于欧元和日元贬值；其次是美国经济在2001年的衰退后有一点恢复增长的迹象，而中国的出口受美国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刺激中国出口增长的还有放开出口经营权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当然外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某些方面开放对中国产品的市场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最不光彩的是，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提高出口退税的比率、增加出口退税额、一年损失几百亿元税收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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