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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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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过程中，美国人在可以得到的大部分是欧洲文化的选择菜单中，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但更多的选择常常是无意识的。美国人的行为举止一直像欧洲人，因为这就是他们所想要的，并一直想象自己仍然如此，特别是作为与革命者相反的定义被界定的时候。虽然适应性的改变看起来似乎常常只是跨越大西洋的一种地区秩序的建立，这些都是母国制度和各种秩序安排的反映，但是在英国的主要框架下运转不灵的法律和制度，必须适应新的环境进行改变。这些改变的东西就像剧作家所写的一个综合剧本，只抓住了调味的东西，但是没有抓住美国制度和文化起源的本质。
北美洲的新殖民地区享有英国边疆的地位。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北美洲的殖民地更像是一个边疆国家。根据当时英国苏格兰低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苏格兰—爱尔兰人在北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不相称的。然而，从经济学上来说，不管是比较古老和更为复杂的社会，还是东部盎格鲁人和西方国家的清教徒社区、伦敦人以及南部英国贵族，现在都与北美的边疆生活并列起来了。人们试图把萨福克（Suffolk）、伦敦和多塞弗社区的部分东西，移植到阿尔斯特（Ulster）来，这也许能使人感到一点试验性的味道。历史是不可能完全相似的，这一理论比较适合解释在北美殖民地的陌生自然环境下，移民们的殖民模式和生活方式，对于宗主国的人来说，北美殖民地是一种梦想，而不是回忆。
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背景（8）
许多的殖民化进程只满足于使欧洲的生活方式永远保存下来，或者将其进行适当的改变。作为代表英国或欧洲地区的文化区域特征大体上是确定的，在这些地区居住的人，基本上都被他们本土国家历史悠久的农业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包围着。总的来说，在北美中部殖民地虽然还有另一种殖民化进程的例证，即欧洲殖民地的单一化模式，但是安曼教派是非常突出强调保持欧洲传统的人群，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任何地方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用英国人的眼光来看，横跨大西洋的文化区域有时候会使人模模糊糊地想起家乡本土来，但是总的环境和风土人情是相当不同的。北美洲地区是如此的广阔，因此，在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郡的荷兰殖民地就显得太小了。
因此，美国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看起来就像是英国或者偶尔也像欧洲的一部分，是由美国人的祖辈们神话般的殖民开拓所形成的。从英国人、不列颠人或者欧洲人的文化术语来说，这些地区肯定会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细微差别，因为在17世纪以前，美国根本不是跨越大西洋欧洲文化区的国家。那时候建立的北美殖民地，就已经开始有它们各自大概的和固有的组成模式，在历史上，这种殖民进程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正如道奇森（Dodgshon）在一篇令人瞩目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就连一个被放逐流浪的人，都不想对过去殖民占领的一些详情进行重新的回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17世纪的英国北美殖民地就像魔鬼一样可怕。
甚至当一些新的族群取代了最初的殖民者，而成为殖民地的主人时，原来有影响的殖民地的一些特征也会留下永久的烙印，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在某些方面与欧洲单一殖民地不同的混合殖民地区，但是这种殖民地又不可能具有欧洲的多样性特征。而事实上，从欧洲著名地区来到北美的移民们，不可能是富有欧洲人的代表，他们也确实代表不了。在北美殖民地的环境中，文化的多方面影响被削弱了，只能局限于少数人之中。下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了英国人、德国人以及苏格兰—爱尔兰人的文化影响已经融入了宾夕法尼亚的经济形态之中了：即欧洲大陆的普通法和英语的结合；从莱茵兰（Rhineland）传入的来复枪；从德国引进的大篷四马运货车与畜棚和谷仓；阿尔斯特的威士忌酒、议会方案和马铃薯；以及从苏格兰—爱尔兰引进的关于在附近和偏远农田的山地农业耕种方式。没有一个单独的欧洲地区能够提供所有这些特性和生产工具，也不能保证混合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是在北美地区却出现了文化的融合。
文化融合的程度，加强了人们所看到的有英国和欧洲特性的文化所具有的实际和潜在的可塑性。移民们有可能进行文化的选择。欧洲的文化背景对北美殖民地来说是重要的，原因是获取非欧洲文化可能性的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获取这些文化信息的成本很廉价，甚至移民们已经零星地选择引进了一些东西，如引进种植印第安人的玉米，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果要全部引进复杂和陌生的文化，势必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抵触（会转化为很高的转型成本）。
在北美殖民地社会里，总会有一些激进分子和害群之马，也会有改革家和企业家，但是社会习俗和已经按本土国家惯例建立的各种制度，会加强传统的行为习惯。对于移民来说，他们现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缺乏文化来源，而不是文化太多了。移民们进入了一个已经建立的美洲殖民地社会里，这一社会的商业化因素太浓了，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抵抗。对于在北美出生的人来说，英国本土文化的东西可能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是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大英帝国的权威以及与英国市场的经常联系，使信息得到不断的补充和更新，而且还可以通过从英国新近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家乡人”，而得到一些新的文化信息。美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在远处工作和生活的英国人。虽然在17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人的这种文化自我认同感已经从他们的语言中逐渐消失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亲英派的人士，无论血统如何，他们的行为方式都是英国式的，或者至少是英国人的，他们的言行足以让人分辨出他们的祖辈来自那里。
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背景（9）
美国化的速度和程度则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关于美国经济的特点，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是本土主义的观点，认为是北美特殊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边疆的环境，塑造了“一个新的人，即美国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边疆的资源禀赋创造了一个整体的大西洋资本主义体系，把美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移民们有目的地要在跨越大西洋的北美殖民地重建一个欧洲的社会。第四种观点认为，在欧洲受到压抑的新社会形式以及潜意识的东西，可以从欧洲社会带到北美殖民地的新环境，进行试验并开花结果。
本土主义学派的理论认为，北美殖民地的新环境创造了一个新的欧美文化。从本土主义的立场来说，边疆的环境使所有的社会关系在殖民地得到了重塑。这一著名的观点是由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提出的。与此稍有不同的观点是由埃伦·森普尔（EllenSemple）提出的，他认为，尽管直接从欧洲继承过来的文化区域，确实在北美东部沿海的南北周围地区出现了，但是在西部运动开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旦移民先驱者被堵在了诸如阿巴拉契亚山的坎伯兰山隘（CumberlandGap）这样狭小的、像瓶颈一样的通道地带，就会出现虹吸现象，随后就会出现被隔离的状态，从而他们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欧洲市场的联系通道被切断了，不动产的建设步伐就会停止，从而导致一个西部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但是正如路易斯·哈茨（LouisHartz）所观察到的，边疆主义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土地不动产和同样的新社会，理所当然都是由丰富的土地资源创造的，不管这些土地是否被殖民占领。另一方面，路易斯·哈茨认为，当我们比较非欧洲人建立的殖民地，或者甚至全部13个北美殖民地时，就可以很清楚地找到它们共同的欧洲文化来源，因而就暴露了边疆理论在解释北美殖民地的欧洲基本特性方面的不足。土地和资源禀赋确实各式各样，但是还不足以掩盖殖民地的共同文化来源，而边疆理论可以解释北美殖民地的规模大小，但是不可能解释美国经济生活的本质特性。生产要素模型并不考虑在某些殖民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另一个本土主义的观点，与其说是哈茨提出来的理论，不如说是很久以前由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WalterPrescottWebb）提出的核心—边缘型市场导向模型。在这样的模型里，北美内陆地区通过贸易与欧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无论西方人对北美东部沿海地区的商人有怎样的不满，但是殖民地与欧洲的联系，并没有形成殖民地对欧洲资源的剥削。相反，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就可以从大量廉价土地买卖所出现的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所产生的经济繁荣中找到。在这里，边疆理论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上。从经济发展来说，辽阔的土地资源把北美殖民地与欧洲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欧洲的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美国人不可能免费地成为一个更为不同的欧洲人和资本主义者。
1790年之后边疆运动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可以用本土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在1790年以后，美国的经济生活更具多样化了，这说明一个更大的和更加独立的市场出现了，更多的非英国移民涌入了北美殖民地区，任何一种欧洲文化来源的影响都趋于均衡的状态。虽然人们很容易会把17和18世纪北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看作是欧洲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北美殖民地已经越来越从英国和欧洲古老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界限模糊和单一的社会。
人们是否会对英国文化存在的持久性比对英国文化的创造性表示出更大的惊讶，这一个问题就好像人们是否会问是一杯水更好，还是半杯水更好一样。无论如何，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先后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相同的环境中，它们会作出相同的回应。这很明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就拿法律制度来说，他们认为，在19世纪，为了满足工业资本家的需要，这两个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经验主义者的著述认为，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保留下来并继续使用的司法制度，它的制度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新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全部地接收过来，使其成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法律。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在法律范围之外，在制度和技术层面也长期存在某些相似的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起源和发展的。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以至于不需要什么旁证的资料做进一步的说明，”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官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声称，“那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保护所有的契约和个人权利，尊重个人财产权，所有这些都不会改变。”美国独立之前和战争之后，有多少这样的具有英国色彩的契约和个人财产权利，都保留下来了。此后，情况有一些小的变化。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官莫里森·韦特（MorrisonWaite）说：“当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时，美国人只是改变了政府的组织形式，但政府的实质没有什么变化。”
关于文化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讨论，可以通过一些文化现象的分类进行总结。第一个文化层次，包括住房、饮食和其他类型的文化现象，经常会在人们的怀旧回忆中存在下来。这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文化保留方式”，而不是英国或欧洲文化特性的最佳表现。
第二个文化层次，是经济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通常会有一个继续存在的表现形式，但大体上也可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原创性的文化内容和含义。北美新大陆的各种文化力量会使经济层面的文化现象有一个大的变化。由于英国文化是连续发展的，以至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英国本土的文化形式到了北美大陆以后就需要一个新的形式，也需要有与英国不同的文化内容。因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继承而来的农业生产制度，随着新农作物如玉米（在英国是被抵制的）的采纳和接受，在内容方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在英国普遍种植的芜菁甘蓝，却没有能够在北美种植。
第三个也是最为基本和深层次的行为方式方面的文化，毫无疑问已经被传播到殖民地来，并确实被保留下来了，这方面的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权力分散的政府组织形式、自愿去担任政府公职、喜欢独立的家庭形式而不是大家庭。除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和组织形式之外，正是这一层次的文化使英国和美国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兄弟国家关系。这些方面的许多文化内涵，具有意味深长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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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1）
这一部分主要对17和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文化宗主国英国的经济制度进行勾勒。根据哪些制度被带到北美殖民地同时哪些没有带到殖民地，对英国的经济制度的影响进行评价，这是我们对北美殖民地经济史进行了解和分析应该注意的地方。绝不是英国经济制度的每一个方面都会移植到北美殖民地来。但是，在北美殖民地，组成新的经济制度的许多要素，都可以辨认出其英国本土的某种形式，都是英国经济生活的组成要素。
经济制度的历史文献都具有高度的符合某种研究传统的程式化特点。关于美国和苏联经济结构和绩效的比较，已经吸引了一代人的关注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依赖一个僵化的理论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即选择一个假设处于均衡状态的国家（或时期），并对其每一个个体进行抽象和比较，肯定会使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受到影响。事实上，无论是哪一个经济制度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但是在研究经济制度时依赖一个终结的概念，也就是说要认识一个完全成熟的经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当转到研究早期近代英国和欧洲经济史时，我们会发现过去一代的经济史学家们已经趋向了另一个相反的研究方向，即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看作为非均衡状态来进行论述。因为找到了研究的历史文献，因此，有意或无意地，研究者会把前工业化晚期看作为与工业革命时期“有关的”历史时期，他们可能会走得更加极端，强调变化而不是连续性。对这些论述进行研究比较，制度学家更为关注的是早期的研究著述，哪些研究成果贬低了社会习俗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以及什么因素（根据相同的经济体在后来历史时期的标准）对市场的发展是相当有限的。
也许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更多地要依赖于选择一个可对过去进行比较的基期。与中世纪相比，或者与“早期近代化”时期仍然主宰着人口众多的欧洲经济组织和生活的大国相比，欧洲经济特别是西欧的经济以及北美殖民地各州和英国的经济，都处于非同寻常的变化之中。不过在20世纪结束时，这些国家都转而获得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这时的经济变化步伐是如此的缓慢，足以让人感到它们的经济结构好像是停滞不前了。
正如英国本土所具有的多样化细密纹理建筑传统的例子所证明的，我们应该考虑到英国地区差异的复杂性。英国的面积不大，各种制度也很完善，但是从地理环境到语言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性：地理环境和方言几乎是每10英里一变。每一个地方过去的经济发展状况也都有一些细小的差别。当我们试图把这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进行分部研究的时候，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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