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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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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斯坦曾经在一堂课中顺口提到，一个好的论文不是从熟悉一大堆文献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好的题目开始的。如何才能选择一个好题目呢？他没有回答，但可以想象，只有多读、多看、多想、多实践，才能打开视野和心胸，才能找到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题目。
柴提的任务是让大学本科主修经济的学生，在不深入了解数据和计算方法的情况下，领略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些“蜻蜓点水”，但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向学生展示了什么样的研究是新的，什么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发表在顶级刊物的学术论文不是堆砌数据、故弄玄虚的“空中楼阁”，而是有迫切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意义的。一个具体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人的生活。
柴提的第一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清晰程度和税收的关系（salience and taxation）；第二堂课是关于谁在真正承担税收（tax incidence）；最后两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 of tax policies）。谁承担税收是一个分配方面的问题（distributional issue）；而税收的效率是关于“饼的大小”的问题（size of the pie）。
税收与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和理解力（salience and taxation）
在公共经济学中，所有的理论都假设，人们对自己付的税率和总赋税非常了解，并根据所有的完全的信息决定最佳行为（perfect knowledge and optimization）。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边际税率；即使知道，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也不考虑这份工作意味着要付多少税。
经济学家于是研究消费者不注意消费税（sales tax）对消费和税收的影响，并拓宽了已有的理论模型。他们到卖日用品的商店里实地测试商品价格牌子是否把消费税清晰地单列出来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消费者来说，价格的变化和税率的变化是一样的：无论是价格提高5％还是税率提高5％，他只关心最终总的价格。但研究表明，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后者使消费者在选择是否把这个日用品放在篮子里时，更加清晰地意识到5％的消费税，从而减少了这个东西的销量。研究者在试验中选择各种梳头发的梳子和类似的日常生活用品，因为他们属于非必需品，价格弹性大。试验证明，如果消费税不清晰地向消费者展示出来，消费者对价格的弹性系数（elasticity）和对消费税的弹性系数是不同的，消费者对税不敏感。这意味着，消费者会承担这个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而生产者几乎不受影响；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把这个税转嫁给了消费者（plete pass through）。
柴提在论文里引入了一个新的系数——需求的税弹性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之比，从而修改了计算价格变化和税变化的关系公式，丰富了传统的税收理论，使其变成他的理论中的一个特例。
他的发现说出来以后，似乎显而易见，人之常情，但许多发现——包括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的发现，都是这样的：大量数据、复杂模型推导的背后，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实质。优秀的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言人所不能言——把人人都感觉得到，却不注意或注意了但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柴提的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如果政府想对电话公司巨头AT&T征税，但不希望AT&T把这个税完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根据柴提的理论，政府应该要求AT&T把这个税放在账单的显著位置，确保消费者心知肚明。这样AT&T不可能在不影响自己销售量的情况下完全把税转移给消费者。再比如，美国对烟酒征收的特殊税（exercise tax）更直截了当，干脆把这个税含在价格之中了，所以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不可能忽略这个税，所以这个税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者不可能把这个税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柴提的发现还可以运用到更重要的税收政策中。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与目标人群是否非常清楚地知道和理解这些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税收政策（Earned Ine Tax Credit，EITC）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不喜欢低收入人群不工作，依赖社会保障制度过活，于是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EITC），鼓励他们工作。这套机制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已婚或未婚，是否有孩子，有几个孩子等等）和工作收入的多少，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扩展了EITC的广度和深度，覆盖了2000万家庭，低收入家庭年终以退税的形式最多收到5000美元/年补贴，每年消耗联邦政府财政500亿美元。已有文献表明，EITC对低收入人群是否参加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对工作多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调查显示，75％的低收入人群听说过EITC这个项目，他们知道工作越多，年终退税就会越多，但是小于5％的人知道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具体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开始，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上升，然后在一定区间内保持不变，最后在这个区间以外，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下降。上升，保持不变，和下降的区间，都随每个人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柴提于2009年写的文章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中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关系理解得越透彻，就越有可能鼓励他们工作的时间越长，劳动收入越多。这两个经济学家得到研究经费，鼓励当地税务局的1461名工作人员，对4。3万个符合EITC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根据每个家庭各自的情况，一对一地讲解退税和工作的关系。如果讲解两分钟以上，他们会收到5美元的现金奖励。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理解得越好，工作的时间越长，收入越高，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就越少，政策的效果越好。
提高对贫困人群的转移支付（“杀富济贫”的tax transfer），或改变他们的工作动力（incentive），从政府税收的角度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但让贫困人群更好地理解、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扶贫政策的成本，即说服教育工作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宣传、解释、教育的工作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至关重要。
六十四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中）
政府要削减汽油税，确实是消费者得到实惠吗？政府给穷人发放食品券，穷人能切实得到好处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本文中，柴提主要讲税收由谁负担的问题。
比如，政府征收汽油税，究竟是生产者负担的多，还是消费者负担的多？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政策有直接影响。
2008年夏，石油价格超过了每桶140美元，汽油价格随之达到了每加仑4美元多。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Kain）主张短期取消汽油税以减少消费者负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反对，说这种做法于事无补；麦凯恩反唇相讥，说奥巴马是精英集团的代表，不能体会普通百姓生活的疾苦。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谁对谁错呢？问题取决于供给的价格弹性和需求的价格弹性到底是多少，谁高谁低。价格弹性系数在理论上很容易定义，但实际计算起来很难。
两名经济学家（Doyle和Sampatharank）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2000年，印第安纳州（Indiana）和伊利诺伊州（Illinois）分别取消汽油税四个月和六个月，他们将此作为“天然试验”，分析价格和销售量的前后变化，从而推算出价格弹性系数。
他们发现汽油税每增长10分钱，消费者要承担7分钱。也就是说，如果取消汽油税，消费者得到70％的好处，类似艾克森？美孚那样的石油巨头得到30％的好处。
他们还发现，这两个州边境地区的汽油需求的价格弹性比州中心地区的价格弹性大。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如果住在边境地区，人们可以根据价格不同到旁边的州去买汽油。住在州中心地区的人们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所以，如果把他们的发现扩展到全国范围，暂时取消汽油税主要帮助的还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谁享受食品券的好处
在分析美国对低收入人群的食物补贴到底是对食品店的好处多还是对穷人的好处多时，同样可以运用上述思想。
美国政府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例如，每月1日，发放食品券（food stamps）。那么在穷人集中的地区的食品店就会发现每个月初有很多人用食品券购买大量食品。食品店会不会因为需求的猛增而乘机提高食品价格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美国政府的大量食品补贴的主要收益者是食品店，而不是穷人。
两位经济学家（Hastings和Washington）在2008年发表论文，把食品店每个月第一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与第二、第三、第四个星期的食品价格和销售量进行比较，然后把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且他们把穷人相对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和穷人不集中地区的食品店分开来看。
他们发现，当穷人领到食品券时，需求增加30％，但食品价格仅仅增加3％；食品价格的增长不均匀，那些穷人买的比较多的，可以储藏的食品，例如，各种豆子、大米和罐头类食品的价格增长稍微大一些。这说明绝大部分食品的价格几乎没有因为发放食品券而提高价格，所以穷人真正享受到了食品券的绝大部分好处，食品店从中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
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收入人口的分布。即使在穷人相对集中的地区，穷人的比例也仅仅占20％－30％。食品店不能因为少数人的需求突然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价格，因为那样只会把多数消费者赶到其他商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食品店不能像航空公司那样根据客户群不同的特征（商务旅行、休闲旅行等等），卖不同的价格（price discrimination）。
相比之下，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EITC（Earned Ine Tax Credit，劳动所得退税制）项目对厂家的好处要多一些，对穷人的好处要少一些。试想，什么样的人会给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打工呢？他们几乎都是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机会少，选择余地小的人群。在没有EITC的情况下，沃尔玛可能会付给员工每小时10美元。EITC通过给这些人减少税收，给这些人每小时补助4块钱，目的是要他们多工作，少吃国家老保。但是员工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每小时14块钱，而很可能是12块钱，或11块钱，甚至更少。国家补助的4块钱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厂家减少的工资；厂家有可能成为主要受益者。
由增加或减少税收而引起的利益再分配在大部分情况下很难衡量，因为受影响的因素太多，数据很难采集，也很难分析。例如，如果政府试图对上市的汽车公司增加税，那么到底是谁在承担这个税呢？是消费者，还是员工，还是管理层，还是股东？他们各自承担多少呢？萨默斯等公共财政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们通过分析仅仅一个参数就可以等到答案——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政府宣布增税前后的变化。股票价格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里可以综合反映方方面面的信息。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是只适用于分析公司税，依赖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自由浮动，不适用于个人税或其他税种。
1988年大卫？卡特勒（David Cutler）利用这种办法分析1986年税改（theTaxReformActof1986）对不同公司的影响，并发表论文。当时他才大学本科毕业。这篇论文是基于他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使他获得经济系的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进而在麻省理工大学（MIT）攻读经济学博士。1991年毕业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经济系，1997年晋升为终身教授。他在公共财政和公共医疗领域里创建颇丰，曾服务于克林顿政府，2009年再次进政府，是奥巴马总统医疗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
1986年，里根政府降低了公司所得税，取消了以前投资减税（investment tax credit）的规定，并加速了资产折旧的速度。卡特勒通过比较公司股票价格在税改前和税改后的变化，发现那些设备占总资产比例较大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了；那些有新投资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下降了。这个结果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想通，因为加速资产折旧速度对已有很多设备的公司有利（old capital）；而取消投资减税对新投资（new capital）有害。这也是1986年税改没有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的主要原因。卡特勒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赢得了业内人士的重视，发表以后经常被引用。
那么如果政府规定公司必须给雇员一定的福利待遇，例如，必须给员工购买身体保险，这会对公司、工资和劳工供给有什么影响呢？萨默斯在他1989年的一篇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给员工提供福利待遇自然增加公司的雇佣成本，自然减少公司对劳工的需求，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劳工供给会因为公司提供福利待遇而增加，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萨默斯想到了这一点，结果是在新的供需平衡点，雇佣的劳工数量（employment）很有可能和以前差不多，但工资（wage rate）肯定低于以前的工资。也就是说，员工得到福利待遇的代价是接受低工资。“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任何惊奇。在此基础上，如果政府再规定最低工资，而这个最低标准高于新平衡点的工资，那么公司就会少雇人，从宏观上说就是减少了就业，伤害了劳工的利益。所以忽视经济规律的、一厢情愿的政府规定很多时候会事与愿违。
同样，美国在1992年出台了残疾人法（Disability Act），要求公司满足残疾员工身体的特出需求，例如，在进大门的台阶旁边要建有斜坡以方便轮椅出入；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面临严重罚款；在工资方面对残疾员工要一视同仁等等。残疾人应该为此庆幸还是为此忧虑呢？据估算，公司增加一个残疾员工的平均成本要增加1000美元。两位经济学家（Acemoglu和Angrist）在2001年发表论文评析残疾人法的效果。他们通过分析法律出台前后的残疾人就业率、工作时间、税后收入等一系列数据，发现这个法律适得其反：残疾人的就业和税后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六十五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下）
什么是税收的效率？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本文主要讨论税收的效率问题，了解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税收的效率成本
税收的效率指的是由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多少，是关于整体经济这块“饼”的大小，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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