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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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重申了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对于贸易双边国的消费者，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于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七　曼昆：破解美国“双赤字”
降低贸易赤字惟一途径是增加美国储蓄；缩减财政赤字需采用新的个人账户体系及提高退休年龄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在2006年底已经达到8115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这一巨额赤字能否持续？在政策设计上是否应该考虑收缩其规模？这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各执己见。那么曼昆的立场如何呢？
曼昆认为，美国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源于资本账户失衡造成的巨额盈余，即目前外国投资者的对美投资已经超出美国对外投资8115亿美元。因此，若不降低外国对美国的净投资量，就无法缩减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然而，曼昆希望看到的是，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得到降低的同时，国内总投资也不发生减少。由于海外投资对美国GDP增长有着直接贡献，因此要同时达到这两方面目标的惟一途径，就是增加美国的储蓄。
“我的观点是，贸易逆差并非问题本身，而是出现问题的征兆，”曼昆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储蓄过低。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并不急于看到贸易逆差立即消除，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投资将降低到与储蓄相应的低水平；但是我想，如果贸易逆差能随着国家储蓄的上升而逐渐降低，则确实是件好事。”
曼昆对美国储蓄率所持的观点在经济学界相当普遍——更多储蓄意味着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增长。他提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围绕着增加储蓄这一考量，如大幅增加享受延税（taxdeferred）优惠的储蓄种类，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s）和401k计划（一种养老金计划）等。它们可以降低对红利和资本收益征收的税额，使企业所有的资金投入实际上都被用于产生回报。
同是出于增加储蓄这一目的，曼昆支持缩小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储蓄、更少依赖于海外资本的流入以及更小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和预算赤字并非孪生兄弟，虽然它们之间确有一些关联。”曼昆在评论美国储蓄率过低时这样说。
关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曼昆指出，对财政预算持续性造成最大威胁的因素，就是人口数量变化导致的社保资金短缺。1950年，平均每个获益人的背后有16名工人在支付社保费用，而目前支付者的数量已下降到平均3。3名。根据社保理事会的统计，到2018年，社保基金的年支出将超过其税收收入，从而增大财政赤字。而到2042年，社保信托基金将消耗一空，届时这一体系就将宣告破产。目前，社保体系的保障承诺超出其自身财力的部分按现值计总数已达10万亿美元。
对此，补救的方法可以是大规模增加税收，大幅度削减社保福利，增加人们的工作年限以延迟其享受养老保障，将退休金“更明智地”投资以便在将来产生更大收益，或以某种方式将上述方法结合起来。身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在2004年提出建立一个“自愿个人账户（voluntary　personal　accounts）”体系。这类账户对于个人来说的确是私人性质，人们可以将他们的退休储蓄至少拿出一部分投资于更加多样化且低成本的股票型基金，从而获得更多未来收益。这一倡议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使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创造、积累收益”。而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曼昆于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将延迟退休作为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支持显著地提高退休年龄，尽管这一目标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逐步实现。
在当时的发言中，曼昆描述了经济学家和公众在退休金问题解决方案倾向上的有趣差别：“如果你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起关于如何解决养老补助支出问题的调查，我相信很多人会表示将采取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这当然也是我所支持的解决方式；而如果在普通公众间发起补助方式改革的民意调查，提高退休年龄恐怕将是最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之一，这就是政治家较少提及此话题的原因。”
“我经常思考为何经济学家和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如此悬殊的差异，”曼昆说，“一种可能是，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满意程度高于大众水平，所以与别人相比，更长的工作年限对于我们来说显得更轻松；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我们对政策选择的考虑比他人更彻底，并且我们认识到提高退休年龄可能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补救方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劝导公众去接受它。”■

八　经济学家的“疯狂”想法
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
在哈佛大学桑德思讲堂（Sanders　Theater）进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中，考虑到学生已经在先前课程中学习了大多数经济学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格里高利·曼昆教授仅对那些他认为对学生们足够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曼昆教授9月19日的第二次演讲讲述经济思想史。在演讲中，曼昆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领袖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者，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但并不能说没有亚当·斯密就没有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洞察了人的动机，及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关系。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人们受利己主义驱动，而不是某些慈善人士鼓吹的利他主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些利己主义将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经济最大程度的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一切。这意味着，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尽管他们并没有想要这样做。
曼昆澄清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应该是很好的，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捍卫资本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外，“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产权、实行法治、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负的外部性、消减贫困、采取经济政策以熨平商业周期等。”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曼昆援引了斯密的名言——“能够把最低发展程度的蒙昧社会带入高度富裕文明状态的，除了社会和平、低税率政策以及良好的司法秩序之外，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自发的市场力量可做到所有其余的事情”。
曼昆在2007年10月26日发表的第三次演讲，将众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所谓“矫正性税收”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他说，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虽然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汽油价格长期偏低，不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在各派美国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虽然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但是曼昆辩解道，“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更多的自行驾驶和能源消费，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此外，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汽车制造商要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而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相信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高的汽车保险成本，”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四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被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之名命名为“庇古税”。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经济学家们在是否征税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的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
曼昆提到布赖恩·开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投票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党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他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税收会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但这里的汽油税却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它被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外，曼昆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支持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排放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Obama）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是一致的。”
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他们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并鼓励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大多对这样的逻辑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极力反对的。”
关于最终税责承担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这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辩解道，“穷人可以利用公共交通，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
演讲结束时，曼昆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他说：“2004年，当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布什总统，不过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实际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用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个广告就以“有些人的想法很疯狂”为题，而克里是支持征收高额汽油税的。■

九　中国撼动世界？
詹姆斯·金奇认为，未来国际经济与政治中的许多重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为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部1998年至2005年间的负责人，他于今年10月30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其著作《中国撼动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内容发表了演讲。
金奇以他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进行了多项市场化改革，例如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废除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解放人们的意识形态等等。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十分关注外部世界能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他们希望使中国日益与西方同化，最终成为西式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以防中国从国际社会分离，并以此维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完整性。
然而在金奇看来，这只是改革最初25年的情形，其后几年局面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改造世界？”
金奇首先从经济方面讨论这一议题。他说，今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全球长期通货膨胀的前景、国际经济失衡、美元的未来走势以及亚洲地区的商业周期等重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取决于中国的表现。
然而，虽然经过29年的开放过程，中国仍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银行、保险、能源、电信等行业都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垄断，对于内外资企业来说，过高的进入壁垒几乎难以逾越。在一些行业中，政府同时扮演着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角色。而金融市场仅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资本账户仍然对外关闭，人民币汇率尚不能自由浮动。
另外，中国依然缺乏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在很多事务上行使权力，外国和本地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与政府搞好关系。当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时，世界各国希望中国能够就此变成一个环境透明的法治国家，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其次，金奇从政治层面对其“中国改造世界”的观点作出论述。虽然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它的政治体系尚未完成改革。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拥有的实力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现已可通过庞大的国有资产将其实力发挥到海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1。4万亿美元，新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社保基金都在海外积极寻求投资。
另外，中国一方面加大了国家安全和军费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是与美国在朝鲜六方会谈中的合作，还是无条件援助非洲国家的义举，中国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这一提升使得一些如G7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中国的参与就近乎虚设，因为缺了中国，它们就无法解决一些重大的贸易失衡问题和货币问题。
金奇认为，虽然在以往的政府宣传中，民族主义思想一再被加强，而外国在华投资和对华援助的贡献鲜被提及；但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对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高科技等的依赖，其民族主义将有所缓和。因此，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上万名到京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一定会见证这一亚洲巨人的长足进步，并且这些外国媒体的声音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十　选材之道
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委会，其成员从未见过候选人，更不要说任何私人关系了
今年32岁的西班牙籍助理教授博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是哈佛大学中极少数经严格评选程序在校内直接受聘的终身教员之一，并且是经济系最年轻的教员之一。也是在他这个年纪，还有少数30岁上下就在哈佛开始了终身教职生涯的卓越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和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
大致上，哈佛经济系中的终身教员外来的与聘自校内的比例为2：1；而在其他院系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大多数初级教员都认为，在哈佛三到五年的执教经验对他们在其他地方求职大有好处，最终纷纷离开。
在拉里·萨默斯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校长期间，他曾致力于增加校内聘用率。尽管如此，哈佛的终身教员仍多来自外部。这是由于哈佛保持着“要将全球各领域的精英招至麾下而避免内部优先”的理念。
“我将哲学系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内聘率翻了一番。”他不无自嘲地说。事实是，过去50年以来哲学系只从校内聘得一名高级教员。而萨默斯在任时也只是多招到一名而已。
哈佛的终身教员招聘过程比较特别。针对每名候选人，都会成立一个五名哈佛终身教员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全都从未见过此名候选人，更不要说与他有任何私人关系了。
正如一位经济系的助理教授说：“在哈佛，招聘人才的评审内容十分简单而直接——主要包括科研、顶级学术刊物发表量；而教学方面所占的考核比例很小，人际关系也没那么主要。”
无论如何，安特拉斯通过了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