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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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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税收的效率问题，了解各种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有多大。
税收的效率成本
税收的效率指的是由税收引起的福利损失（deadweight loss）的多少，是关于整体经济这块“饼”的大小，不涉及这块“饼”是如何分配的（不是一个distribution issue）。一个税引起的福利损失越大就越低效。从这个基础理论可以得出三个推论。
第一，在本身就有市场扭曲的情况下，例如有最低工资要求，政府再征税就会更加低效。
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progressive ine tax），会导致更加低效，税率越平均越好。
第三，税率在长时间内保持越均匀越好（tax smoothing over time）。根据这个理论，在战争期间，国家筹措资金的最佳方式不是增加税收而是借款，把还债的压力比较均匀地分摊给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年代的人，这样眼下的人不用勒紧腰带、牺牲太大。
但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根本就不注意税率的变化，就更不用问税率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如果把这种现象考虑进去，那么以上三个结论就应该完全逆转。
已有的市场扭曲（或政府规定）并不妨碍政府再次加税，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注意政府对税率的调节。同理，有钱人按更高的税率缴税也不会影响整个经济“饼”（GDP）的大小，或者影响得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税率也可以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没有以前认为得那么大。在战争情况下，政府可以“两条腿走路”：增加一部分税收，再借一部分钱，因为税收（税率）的变化没有那么可怕。
这三个结论无论正着说还是反着说，都有非常严谨的数学证明，关键问题在于它们的前提不一样，而前提不一样是因为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对人们行为的假设不一样又是因为理论家对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理解不一样，于是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测量福利损失
199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James Poterba——其2008年接替费尔德斯坦任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 l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主席——发表论文，量化了1986年税改对人们购房的影响。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一直允许，100万美元以下的房屋贷款的利息部分可用于抵减上税的基数（tax deductible）。美国收入最高阶层的人，也就是每年缴最高边际税率的人，对每一美元的房贷利息只需要付60美分。这种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买房而不是租房，而且只要贷款在100万美元以下，买的房子越大，贷款越多，省税就越多；越是有钱人就越是如此。所以这个政策偏向有钱人（regressive）。
Poterba巧妙地计算了房贷利息减税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他想，拥有房子的成本（user cost）就是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钱和房贷利息减税之差。税率越高，房贷减税就越高，拥有房子的成本就越低，福利损失就越大。
1986年税改大幅减小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增加了拥有房子的成本。Poterba计算出，这个政策变化使那些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买房的好处（对社会来说，就是福利损失），从1。2万美元降低到0。2万美元，但仍然不是零，所以他主张完全取消房贷减税的政策。但那些有房产的人比那些租房住的流动人口在政治生活中更加积极踊跃，声音更大，不会支持那些损害自身利益的政策。
还有两位经济学家Marion和Muehlegger研究税收的执行力度对福利损失的影响。他们于2008年发表论文，揭示1993年执行柴油税改革的效果。美国对商业使用的柴油（例如卡车运输）征税，对家庭使用的柴油（例如取暖）免税。这种双轨制给偷税漏税创造了条件。美国政府从1993年起在家庭使用的柴油中加一种红色的燃料以示区别。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显示，这次改革减少了25％的福利损失。这说明福利损失不仅与需求价格弹性有关，而且与税收的执行力度有关。
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tax）和红利税（divident tax）对福利损失有什么影响呢？用标准的一次微分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出，红利税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和分红多少没有任何影响，而企业所得税却会打击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导致福利损失。这给那些主张提高红利税的政治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企业的行为是否和理论上的预测相符呢？经济学家众说不一。Chetty在2005年与Saez合作发表论文，研究布什政府2003年把红利税从35％减少到15％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有理论创新。
通过跟踪3807家大公司的分红行为，他们发现，2003年税改以后，所有公司都大幅度增加分红，平均每年500亿美元；而且管理层拥有股份越多的，持有期权越少的，股东中机构投资者越多的，公司分红就越多。
他们的发现与理论大相径庭。他们的解释是：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不完全吻合（principalagency problem）。股东希望的是利润最大化；高管层想的是如何扩大公司规模，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坐公司的飞机到处飞，投资自己喜欢的项目。
于是Chetty和Saez设计了一个模型（Agency Model）：CEO可以把公司利润做有效投资，也可以投资在他自己喜欢但对公司基本无益的项目上（pet project），剩下的钱再分红。他的目的是，通过前两种投资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自己的利益和虚荣心。
用标准的一次微分方法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分红税越高，CEO在自己喜欢的项目上投入越多，福利损失越大，但不影响有效投资的多少；公司所得税越高，CEO做有效投资就越小，但不影响他在自己喜欢项目上的投入。这个模型意味着，分红税和公司税一样，都会导致福利损失。
个人所得税对工资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也是在研究福利损失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一直没有定论。费尔德斯坦在1995年发表论文，说明所得税对两者的影响很大，但这以后的不少论文都说明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很容易适得其反，增加税率后税收反而少了。如果后者是对的，那么政府在增加税率时就不用那么担心。
Chetty和他的同事就此对丹麦1994年税改对丹麦劳动力供给（labor supply）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并在2009年发表论文。他们选择这个案例是因为这次税改程度深，覆盖面广，更容易发现人们对税改的反应。他们总结到：1）研究小税率变化对劳动收入和劳动供给的影响，很有可能低估了税率对人们行为的影响；2）工会的存在会使员工更加注重税率和税收结构的变化（salient）；他们和公司讨价还价的过程和博弈的结果反映了税率和税收结构的重要性。
虽然柴提没有深入讨论每一篇论文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及分析模型，但是他对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的一些论文的概述，让大学本科经济系的学生领略了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
六十六 美国经济前景依然令人悲观的理由
在“美国经济政策”的最后一课上，费尔德斯坦重申了自己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用最新数据说明他对经济的判断
5月1日是“美国经济政策”这门课程的最后一堂课。费尔德斯坦并没有总结这门课程的方方面面，而是重申了他在开学第一堂课就讲过的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用最新数据说明自己对经济的判断。
目前美国经济在以6。1％的速度下滑。6。1％是根据今年一季度的GDP与去年四季度的GDP相比的变化，然后乘以4得出来的（即年率）。失业率8。5％意味着大约1300万想工作的人没有工作。费尔德斯坦认为经济还没有触底，只是下滑的加速度在减小。
这次危机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人们低估风险（under pricing risks），过度借贷，高度杠杆化、证券化——分层切割打包，然后再分层，再切割，再打包，最后没有人知道包裹里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个包裹值多少钱；再加上信贷紧缩，市场流动性骤减，资产价格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财政部下面的Office of the Controller of the Currency），直管“两房”（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联邦房管处（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FHFA），各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管机构同时失守，使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经济衰退与以往不同。它不是由美联储提高利率，紧缩银根开始的，而是从房地产市场开始的，涉及到实体经济，所以仅仅放宽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财政刺激政策才能把我们带出经济衰退。而且这次危机范围广、程度深，估计经济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有时间让财政政策发挥效用。
目前美国经济面临三重问题。第一，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急速下跌。家庭总资产（household wealth）已经蒸发了大约12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二是由于股市巨额缩水，三分之一是由于房产贬值。第二，银行和信贷市场运转不灵。第三，房价仍然在下跌。虽然加州的房地产市场比较活跃，有买有卖，但有一半是银行拍卖强制收回的房产（foreclosure），拉低了普遍房价。
奥巴马政府已经正视这三方面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但在费尔德斯坦看来，还远远不够。今年2月，国会通过的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大约80％的钱计划在前两年花出去，20％的钱要在两年以后逐渐花出去。第一年花出去的钱大约只有2500亿美元，而费尔德斯坦预计今年的总需求至少会下降7500亿美元，因为12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会减小大约5500亿美元的消费，建筑业大约会缩水2000亿美元。
这样奥巴马的财政刺激计划只能填补总需求空缺的三分之一，还有5000亿美元的漏洞没有着落。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没有把“扩大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考虑进去。费尔德斯坦估计美国政府一次性的退税会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使美国二季度的GDP数据看起来好很多，但这不能持续，所以经济在2009年恢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经济会在2010年恢复。”
根据泰勒规则（Taylor Rule，大意是一国央行应根据实质GDP与未来前景，以及通膨率现况与前景之间的差距，来调整名目利率），美联储现在的基准利率应该是负的5％，但因为利率不能小于零，所以美联储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购买房贷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信用卡证券（credit card securities）、商业债券（mercial papers）等等来取代私营市场（private markets），提高市场流动性。美联储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迅速膨胀。
但这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理顺银行系统，活跃私营信贷市场。美国财政部通过两个办法来解决银行系统的问题。一方面对19个大银行进行“压力测试”（stress test），检查他们在不同程度的严峻经济大形势下资产的承受能力（5月7日的结果是十家银行需要集资750亿美元）。
美国政府在这中间的想法也是左右为难。如果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把“压力”加的太大（想象更坏的经济形势），把承担压力的标准定的太高，就会有太多的银行需要募集太多的资金，让银行系统显得太脆弱。那样做不仅不能稳定市场信心，反而会更加动摇市场信心。相反，如果“压力”不够大，标准不够高，所有大银行，或绝大部分银行都通过“压力测试”，那么这个检验就失去了意义。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要拿捏分寸。
财政部治理银行的第二个办法是公私联手购买银行账面上价值50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toxic assets），使银行的资产再次“健康”起来。具体做法是“公私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lan，PPIP）：私人投资基金或机构与卖有毒资产的银行讨价还价，发现价格，然后自己出八分之一的钱，美国政府出八分之一的钱，四分之三是由国家担保（FDIC）的贷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避免了银行国有化和暂时不用再去国会伸手要钱。
这个计划看起来顺理成章，各方的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满足，但这里面也有很多问题。首先，5000亿美元还远远不够。银行的有毒资产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其次，银行有可能不愿意卖，因为银行不想认输，不想承认自己到底输了多少钱；如果他们想要的价钱和买方的出价相差太远，他们宁肯不卖，扛着等机会，逼财政部再次让步，弥补他们的损失。
再次，这个方案仍然不能停止房价的下跌。只要房价继续下跌，就会有更多的人有更大的动力“把房子的钥匙交给银行”（foreclosure）。美国已经有大约30％的房子资不抵债了——银行的贷款小于房子的市场价值。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给银行动力，让他们与那些已经或即将还不起房贷的家庭合作，改变合同，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但是，费尔德斯坦说，这种办法不适用于那些有能力偿付贷款，却选择“把房子的钥匙交给银行”的人（rational default），这是他们理性的选择。
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没有十全十美的，经济政策更是如此。奥巴马政府的高官和智囊们夜以继日地分析问题，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推出的方案看上去即使再顺理成章也不可避免地留有隐患。费尔德斯坦担心美联储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很小的情况下，大胆主动地出击——直接进入商业债券市场（mercial papers）、房贷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信用卡证券等等一系列非国债的债券市场——在缓解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而且导致了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储备（bank reserves）急剧增加，加大了货币供给的基数和今后通货膨胀的压力。
费尔德斯坦还预计税率的普遍上升。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企业所得税、分红税（dividend tax）、卖股票的利润税（capital gains tax）都会升高。奥巴马政府在积极推动碳交易体系和拍卖碳排放许可证，其实质就是变相地征税。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减小的遗产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逆转。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命令手下想办法给国库截流增收。即使如此，美国目前占GDP40％的国债仍然会在今后的十年翻1倍。
费尔德斯坦说，他没有时间综述美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和医疗体制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总之他越来越担心美国的经济。他希望今后的事实证明他过分悲观了。
最后对在座的年轻学生，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提供现在经济最需要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今后的经济发展要靠你们。当然那是从长远来说，从眼下来说，你们还要准备紧张的复习考试。祝你们好运。”
费尔德斯坦照例言简意赅。在200多名学生的掌声中，他提起一个老式的公文箱走下了讲台。
六十七 哈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答疑
哈佛捐款基金缩水120亿美元，学校不得不紧缩开支。哈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曼迪罗接受了哈佛校报的采访，回应了一系列问题和质疑
5月28日，哈佛大学校报（Gazette）全文刊登了哈佛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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