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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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的经济发展对本国是否有利？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文章，论述外国经济发展对本国利益的影响。萨谬尔森被认为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学贡献最大的、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自然备受关注。
　他根据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贸易伙伴由于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在我们的强项方面（我们的出口产业）提高生产效率（exportbiased　productivity　catchup），那么互补互利的贸易就会变成头顶头的竞争（headtohead　petition），侵蚀我们的相对优势。
　萨默斯也在《金融时报》的专栏中（2008年4月27日）说，我们承认贸易壁垒对经济有害，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对我们有好处。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及成功对我们来说有两个影响：（1）它对我们的出口商有好处——贸易伙伴更有能力购买更多我们的产品；（2）它也更有能力挑战我们的出口产品和相对优势。这两方面的影响哪个更大还很难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因为现在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和联合国组织的世纪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都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假设之上的。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么这些国际构架就要被重新考虑。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这个比例越高，也就是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贸易条件对这个国家就越有利，贸易对这个国家就越划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它的出口产业，即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自然而然地发展最快。这是开放的第一个阶段（exportbiased　phase）。在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从其他国家也学到了其他产业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然后重新组织自己的资源，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里突飞猛进。当这种势头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量变就成了质变，不利的贸易条件变成了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个国家就进入开放的第二个阶段（importbiased　phase）。
　在第二个阶段，这个国家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和那些昂贵的进口产品竞争，甚至取代进口产品，独占鳌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赶超了美国，使美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现在美国制造业萎缩，就业下滑，平均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再次恶化了呢？劳伦斯用数据和图表说明美国除石油外的贸易条件没有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好，说明他们仍然处在开放贸易的第一阶段。
　中国现在的人均生产效率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日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那么中国即使保持目前的良好势头，也需要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贸易条件，进入开放贸易的第二阶段。
　
六十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下）
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面对制造业的萎缩，为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与政治家截然不同？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
　直接说明贸易与工资关系的理论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Theory　of　the　Stolper　　Samuelson　Effect）。这个理论简而言之就是，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
　如果一个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对于高技能员工（skilled　labor）或资本拥有者来说是好消息，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坏消息。反之，如果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这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好消息，对高技能员工或资本拥有者是坏消息。
　现在，高科技产品相对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价格在降低，按照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高技能员工的相对工资应该降低而不是升高。但这与数据不符。经济学家们于是想出了另一个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偏向高技能的技术革新”（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信息时代对技术需求很大，进而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而且，全球化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低技术民众带进了市场，使得高技术人才相对来说更加奇缺。这就解释了由于技能或教育的差异（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差距）导致的收入差异（skill　premium）越来越大的现象。
　跨国的自由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收入两极分化愈加严重的现象推波助澜了呢？1997年，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William　Cline，通过研究1980年到1995年的数据，认为贸易对收入两极分化的影响很小，只有20％。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7年公开声明，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最新的数据，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大很多。
　但是劳伦斯整理的最新数据和图表显示，美国的白领阶层的工资和蓝领阶层的工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没有什么变化，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与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的工资比例也没有上升的趋势。那又如何解释克鲁格曼的立场呢？
　一种可能是，克鲁格曼的主张是对的，但由于数据采集和计算过程的一些特殊性，收入比例变化的程度显得微乎其微。另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进口产品其实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并不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产品形成竞争，限制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增长；按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抑制了高技术人员或高学历人员的工资上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进口的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美国本土已经不生产了。例如新英格兰地区原来有很多纺织品厂家，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被无数资产管理企业、生物化学等高技术企业取而代之。所以美国消费者在享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同时，美国的生产者不受影响。
　从2000年到2007年，制造业减少320万份工作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制造品的进口猛增和出口减少，还有内需减少，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其中贸易的影响很难精确地度量。
　开放贸易使美国购买的物品更加便宜，对美国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贸易对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有利的。因为进口产品取代美国产品，工厂关门，失业的工人大有人在。经济学家不反对贸易导致的“就业移动”（dislocation）和收入不均衡的程度上升，他们只是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还不能达成共识。无论如何，他们普遍主张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补偿那些因贸易受损失的个人，包括对他们进行工作再培训，让他们能够找到新的工作，适应新的工作。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处方
　有数据表明，从2007年底开始的经济衰退，使世界贸易下滑的速度比20世纪30年代还要快。经济学家强调，在贸易的好处（benefits　from　trade）减少、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不但不应该重建贸易壁垒，而是应该更加开放，寻找新的活力，增加新的刺激。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不好，消瘦，没有力气和食欲，他自然的反应是躺在床上，不想动。经济学家的建议是，你必须起来锻炼身体，这样才可以增加食欲，增加力气，打破恶性循环。
　从逻辑上说，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疏漏，但这是不是强人所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相比之下，政治家考虑的不是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而是能不能做，能在什么时候做，能怎么做。现在美国经济衰退，要求奥巴马政府把就业留在国内的呼声比比皆是。2008年12月的美国《商务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标题是，“奥巴马能够把工作留在美国吗？”（Can　Obama　Keep　the　Jobs　at　Home？）。封面上画的是一个手提的浇水壶，里面的水从四面八方的漏洞流到不同的杯子里。这幅画形象地表达了开放经济学中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相互关联和影响。
　当奥巴马政府以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刺激经济反弹，它当然希望将78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都用于刺激国内的经济。但这不可能，因为美国有开放的资本市场和浮动的汇率，财政刺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使美元升值，打击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反弹的速度和规模。这对出口美国的国家有利，就像那个浇水壶的水从不同位置漏到了不同杯子里一样，减少了财政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影响。这就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这是ISLM模型在开放经济学中的丰富和发展）所描述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一再游说其他主要国家，联手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只有这样才是“有难同当”，互利互惠。
　大难临头，每个人都自身难保，谁还能想到别人呢？更不用说为别人着想了。5月初在克莱斯勒宣布破产之后，奥巴马说，“如果你现在正考虑买一辆汽车，我希望你能买一辆美国汽车（American　car）。”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言词，随即就成了经济学家攻击的靶子。
　什么叫“美国汽车”？由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现在的汽车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汽车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倒闭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程度不够，它没有像其他汽车公司那样，大举进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相比而言，IBM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二都是海外收入。他们称赞那些驻扎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给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
　奥巴马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聪颖过人，不可能不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他的智囊团里人才济济。但是面对已经和即将被汽车公司解雇的成千上万的员工，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让一个瘦弱的病人从床上起来去锻炼身体，增加食欲和体力。
　贸易协议的功能及范畴
　贸易是相互的，消减贸易壁垒的协议也必须是相互的。如果你不减少壁垒，我也不减少壁垒，最后我们双方都不能达到更理想的福利水平——这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大国间的贸易协议尤其重要，因为大国的买卖会直接影响市场价格。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许多政治原因使贸易协议必不可少。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对消费者有利，但对同样产品的生产者造成威胁。消费者的好处很分散，他们不会为某一个产品的进口而联合起来游说国会。而受威胁的生产者非常集中，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和动力去联合起来，游说国会。劳伦斯强调，在美国真正主宰贸易政策的是国会，不是总统及其执行机构。
　在国会，生产者利益的代言人没有竞争对手，不是就成了“一言堂”了吗？所以他们的利益必须通过贸易协议，由其他国家生产者的利益来平衡和制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贸易协议主要是针对非农业产品，围绕削减关税和配额、不区别对待（nondiscrimination）、争取国民待遇而展开的。后来，贸易产品、种类的不断扩大，包括高科技产品、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等，贸易谈判的内容不断扩大和深入。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要求政府行为和国家法律跨国界的可比性和统一性。政府的出口补贴、退税等政策，和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反垄断法、卫生标准、技术标准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统统包括在内。原因很简单：如果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不一样，企业之间跨国境的竞争就会被视为“不公平”。这就是所谓的公共竞技场（level　playing　field）。
　这样，国际贸易谈判自然而然地由“浅度整合”（shallow　integration），发展到“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触及国家主权的范畴。人们开始反思：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到底应不应该成为贸易谈判的内容？一种想法是世界大同，所有劳工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利益都应该保护。同样，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环境。问题是，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可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说辞。
　在理解国际贸易谈判内容时，我们也应该了解各个国家的国情，因为一个国家对外的呼声往往反映了国内的政治需求。例如，美国一些州禁止工会的存在，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就游说国会，要求把劳工标准加入贸易谈判。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有同样的效力，一旦美国签署包括劳工标准的国际条约，那些禁止工会的州就会不得不服从国际条约，符合国际劳工标准。
　劳伦斯没有时间讨论区域性自由贸易条约与国际贸易条约的关系，只能鼓励感兴趣的学生选择他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主讲的一学期的国际贸易课程。
　
六十一　美国应该持什么样的能源政策？
费尔德斯坦教授说，美国的能源政策应该考虑与其他各国的协调，他提倡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国际合作
　4月10日，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解热门话题——石油价格。石油价格从2001年的每桶30美元涨到2004年的45美元，再到2007年70美元，到2008年已涨至134美元。2008年，有13个成员国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从石油上赚到的收入超过了1万亿美元。不过，今年4月，油价又回落到每桶大约50美元。
　油价大起大落是否是因为投机商在作怪？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投机不是造成石油价格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长期来看，世界人口在增长，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渐提高，对能源的需求随之提高，石油价格逐渐上升是正常的。在这个长期趋势之中，短期的价格浮动在所难免，即使没有那些投机商，石油价格也会像玉米价格一样摇摆不定。
　石油价格难以预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其中有什么规律可寻吗？在短期内，石油价格变化的幅度很大，这是因为人们对石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小，供给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即使对当下供给没有什么影响，也会影响对供给的预期，使石油价格大起大落。OPEC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供给来影响价格，还可以利用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来影响价格。只要其中某一个国家领导人说一两句他们今后的打算，就会影响市场。
　石油与玉米的不同之处在于石油可以储藏，而玉米如果不被消费就会被浪费。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拥有大量石油的人，你是应该现在开采石油，随即卖出，还是现在不开采，储存起来，等以后价格更高的时候再卖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已故统计学大师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895－1973）是第一个理解这方面关系的美国经济学家。他的发现其实很简单。如果储藏成本和其他成本忽略不计，如果预计今后某一时期的价格，例如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