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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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地成为靶子的文章起，一直到四个德国人的讲道词，我都拜读过。有一个德国人的讲道词开头大致是这么说的：“各位兄弟们，如果苏格拉底再回到我们中间，看看这繁荣兴旺的国家，看看在欧洲（我刚才是说在欧洲吗？）、在德国（我说了在德国吗？）、在萨克斯（我说了在萨克斯吗？）、在莱比锡（我说了在莱比锡吗？）、在这所大学里，科学是多么昌盛，苏格拉底会大吃一惊，并深表敬意的。他将悄悄地与我们的学生坐在一起，恭恭敬敬听我们讲课，不久就和我们一样，脱离他有理由抱怨的蒙昧无知的状态。”他们的文章，我都看过，但只是对其中少数几篇作了回答，即使这样，我也认为回答得太多了。使我高兴的是，有几位先生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很有趣，并以受到我的青睐而颇感自豪。至于那些对“对立派”这个字眼感到不快的人，我完全同意对他们不再用这个词儿，但条件是，他们必须给我提供另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不仅适合于那些曾经攻击过我的人（无论他们是写文章攻击我，还是更隐蔽地和更放肆地在女人或文人圈子里——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到这些圈子里去为我辩护的——攻击我），而且还适合于那些今天还硬说我没有对立派的人。这后一种人怪我看见我的对立派的文章不进行反驳，可是当我进行反驳时，他们又骂我不该那么做。但愿他们允许我继续称我的对立派为“对立派”，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纪，固然是人人都该注重礼貌，但只怪我是菲力普时代的马其顿粗人。

（3）指第戎科学院。——译者

（4）人们在《信使报》1752年8月号上可以找到第戎科学院对一篇我未读过的文章发表的声明，谴责那篇文章的作者谎称该文是该科学院的一个院士写的。

（5）每当我想起我过去的头脑是多么单纯时，我就禁不住好笑。我没念过任何一本伦理学或哲学方面的书，我根本就不相信在这种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心灵和道德准则。我曾经把这一类严肃的作者个个都看作是谦虚的、睿智的、有道德的和无可指摘的人。我把他们的为人想象成天使似的。要是我能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家，我一定会把他的家看作是圣殿，一直到我最后看清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这种幼稚的想法才烟消云散。在我的种种错误中，只有这一个错误是由他们帮我纠正过来的。

（6）虽然我说我们的风俗如今已经败坏，但我并未说我们祖先的风俗就是好的，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风俗现在比从前更坏而已。在人类中有成百上千的腐败的根源，但来自科学的根源最多，流传得也最快，它差点儿就成了唯一的根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批批的野蛮人的入侵，造成了多民族的混居和杂处，因而必然使他们各自的风俗和习惯逐渐消逝。几次十字军远征，通商贸易的发达，东印度的发现，以及航海、旅游和其他我难以胜数的原因，使风俗习惯愈来愈乱了。所有一切使各国之间交通便利的发明，带给一个国家的，不是别个国家的美德，而是别个国家的恶习，从而使原来适合于自己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的风俗遭到败坏。科学所起的作用并不全是坏的，它也有好的一面。它的坏，是坏在给我们的罪恶之事披上一件好看的伪装，戴一副善良的假面具，使我们对罪恶不产生恐惧。当《坏人》注号　/》这出喜剧第一次演出时，我记得，观众并未看出那个主角就是坏人。克勒翁看起来是一个普通人，人们都说他和大家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可憎的恶棍的性格已经暴露得那么明显，本应使那些与他相似的人战栗，但他们却把他只看作是一个平常人。他狠毒的手段之所以让人看起来很文雅，是因为那些自以为是好人的人认为那个恶棍处处都像自己。

　　①　《坏人》是格雷塞写的一部五幕喜剧，第一次演出是在1747年4月。——译者

（7）莱希普：约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8）戴奥吉尼斯（约公元前410—前323）：古希腊犬儒哲学家。——译者

（9）皮罗：约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0）普罗塔哥尔（约公元前485—前411）：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11）卢克莱修（卡鲁士·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译者

（12）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鼓吹者。——译者

（13）曼德维尔（1670—1733）：英国作家，著有《蜜蜂的寓言》。——译者

（14）在这里，对于那些指摘我只举古代的例子的人，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热那亚共和国为了要顺顺当当地制服科西嘉人，他们发现，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该岛建立一个科学院。要把这条脚注写长一点，当然不难。不过，那样一来，会伤我所爱护的读者的脑筋的。

（15）引自蒙台涅《论文集》卷三第七章。——译者

（16）哲学使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友好基础上的联系日益松弛，这，我不赞成。同样，我也不赞成科学、艺术和一切商品利用个人的利害关系使社会关系变得十分密切。实际上，密切了一种关系，就必然会松弛另一种关系。以上的看法，并不矛盾。

（17）我发现，如今在世上流传着许许多多嘉言隽语，以哲学家的口吻说出来诱惑头脑单纯的人；用这类美妙的言辞来结束争论是很灵的，只需装腔作势地一说就行了，用不着去仔细研究问题。且举一例如次：“无论什么地方，人们的欲望都是相同的；人们到处都受自爱之心和利害关系的引导，因此，各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几何学家提出一个假设，他们反复论证那个假设是对的，然而，他们的假设却使人出了差错，于是，几何学家们又回过头来按照他们原先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论证那个假设是错的。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上面这段话，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出它是多么荒谬。现在，让我换一个方法来论证：野蛮人是人，欧洲人也是人。半瓶醋哲学家马上断言：那个人没有这个人好，而真正的哲学家则说：在欧洲，政府、法律、风俗习惯和利害关系，所有这些，使人们必须不断地互相欺骗才能生活，干坏事是应当的，必须先当坏人，然后才能成为好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为了成全坏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更荒谬的了。野蛮人也同我们一样，是很重视个人利益的，但他们从来不说什么对社会的爱和对共同的安全的关心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财产，甚至我们中的有些好人也犯了许多罪，然而在野蛮人中间，连“财产”这个词儿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使他们彼此分裂的利害纷争，他们没有互相欺诈的必要。每个人希望得到的是公众的尊敬，而他们也的确是值得尊敬。一个野蛮人也可能做件把坏事，但他们绝没有做坏事的习性，因为，对他们来说，干坏事并无好处。我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世人彼此之间的行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作风做这样一个非常公正的估计：如果他们的交往愈来愈多，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才能和手段愈来愈发挥，那么，他们便愈善于尔诈我虞，互相欺骗，从而愈应受到我们的轻蔑。我是带着遗憾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没有欺骗他人之心的人，是好人。野蛮人就是这种人。

　　这种人，无论是百姓的布衣或国王的锦袍，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无论谁家的兄弟纷争或罗马的朝政与帝国的衰亡，他概不过问。他既不怜悯穷人，也不嫉妒富人。①

　　①　引自维吉尔：《农耕颂》，第2章。——译者

（18）在历史上，我只找到一个能证明我这个说法不对的引人注目的例子：罗马的建立，是由一群匪徒完成的。匪徒们的后裔，只几代人以后都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有道德的人。我用不着对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多加解释，虽然在这里满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不过，我要指出：罗马的建立者们，他们的风俗虽早已败坏，在人数上他们又比那些自己的风俗尚未形成的国家的人少，但他们从不轻视道德，不过，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道德。“道德”和“罪恶”这两个词的总体概念，只有在频频与人交往中才能产生。如果谁想用这一点来为科学辩解的话，那就错了。罗马的头两个首领使共和国有了一定的体制，并形成了自己的风俗和习惯。他们两人中，一个专管打仗，一个专司宗教礼仪。在世界上，要数这两件事情与哲学最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19）所谓外衣，就是风俗中的某些温情的表现。它有时候可以弥补纯真质朴的表现之不足。它具有某些循规蹈矩的外表，可以防止可怕的混乱现象的发生，使良风美俗不至于被人们完全遗忘。干坏事的人之所以要戴上道德的假面具，其目的并不像伪君子那样是为了去欺骗和出卖他人，而是为了在自己有被人发现的可能时，用这副可爱的和圣洁的面具掩盖他可憎可恨的样子。

（20）《纳尔西斯》首场演出时，卢梭觉得效果不理想，中途退出剧场去喝咖啡。这里说：“招得大家对我喝倒彩。”就是指此。参见卢梭：《忏悔录》，卷八。——译者

（21）我真服了，竟有那么多的文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发生了误会。当他们看见科学和艺术受到攻击的时候，便以为我想把罪过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说自己不对，反而一窝蜂地全都怪我。再说，虽然这些东西给社会造成了许多灾祸，但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当把它们当作一种药物去医治它们造成的疾病，或者像对待害虫那样，它在哪里咬我们，我们就在哪里把它打死。我敢说，我在上面这段话中就我自己的行为夸下的海口，没有一个文学家能把它用在自己身上，说他的行为也经得起这段话的检验。我觉得，这样一种摆观点和讲道理的方式，既适合于我们，更适合于他们。其实，他们对科学的关心是很少的，他们关心的是：要让科学继续使那些大学者享受尊荣，正如传播异教的教士一样，他们对宗教执著的程度，完全视宗教使他们受到的尊敬的多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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