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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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上的平等会自动实现。1957年，缪尔达尔对上述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认为：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时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两个问题的。1965年，威廉姆斯以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新古典主义与缪尔达尔模型之间的冲突，得出一条倒U型曲线，他认为经过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最终消除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继威廉姆斯后，阿隆索将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不平等归结为五种“钟型曲线”。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以及区域间人口增长率的差异扩大，其后经过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上述差异趋于收敛。50年代末60年代初，J·弗里德曼、尤曼、怕洛夫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域模型，将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经济一体化时期。他们认为在第三阶段中，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于少数主导大城市，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经济向扩展效应倾斜。
1976年，里查德森将空间均衡和总体效率的冲突解析的一条选择曲线，在曲线上的任一光滑连接的一点都表明一定的平等和效率的组合，而较高的效率意味着低水平区域间的平等。他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极化增长时，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点，这将形成一条与选择曲线相切的政府偏好曲线。在中国，建国以后的前30年，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中一直实行均衡发展战略。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应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这在当时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有：（1）梯度发展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在研究区域问题时，逐步转向梯度发展理论。“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梯度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通常表述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技术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在中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在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先进技术地带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梯度发展战略”是一种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理论上有两点突破。其一，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从而使客观规律与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其二，它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适应，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以后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长要大得多。
梯度战略的提出曾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尤其是让中、西部地区的学者和地方政府难以接受。梯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弥补均衡战略之不足，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优势提出的，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中，该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实施很大程度依赖于国家的计划性体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梯度发展理论”实际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严重不足迫切要求加快中西部资源的开发；二是外部环境变化和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内陆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三是区域差距拉大陷入“马太效应”恶性循环中，地区间矛盾日益尖锐化。这表明，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中，既要注重效率优先，同时也应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可只追求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2）点轴发展理论点轴理论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区域发展理论。它从经济增长与平衡间的倒“U”型相关律出发，认为国家目前仍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而点轴开发是现阶段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点轴开发，即点轴渐进式扩散开发。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规定若干联结主要城镇、工矿区并且附近具有较好的资源、农业条件的交通干线所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二是在各个发展轴上确定重点发展的中心城市，规定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吸引区。同时要确定中心城镇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三是较高级的中心城市和发展轴线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以国家和地方较大的力量去集中开发；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愈来愈多地放在较低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上。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渐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包括发达地区的发展轴和中心城市较远的地区，将以往不作为中心城市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
点轴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因为社会经济客体大都产生和集聚于一些具有特殊优势的点上，形成大小不同，职能相异的城镇，而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线状基础设施（各类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来进行的。而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集聚后，会向周围地区发射它的影响力，这就是扩散，扩散一般情况下是渐进的，而不是平推的，也不是大跨度跳跃的，且随着范围的扩大和距离的增加程度递减。但随着距离的延伸，都会形成较大较多中心点的主轴。对于大范围来说，最终导致从点——轴——面的全面扩散和空间推移，使各地的国土资源和空间获得充分的相对均衡的开发利用。
点轴开发理论的内容包括：首先，重点开发沿海、沿江、沿河三大轴线地带，使之逐渐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增长轴。
其次，在目前国家财政投资有限的情况下，中西部应积极选取和培育有较大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中心，以此为突破口，振兴中西部经济。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且矿藏丰富，城市相对密集，发展潜力大。而西部的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资源。西部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等优势，从地区特色出发，迅速建立经济增长极，对于那些可以成为增长极的“点”，不妨借鉴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国、港澳台、东部的资本来投资，再现特区效应。
最后，对沿边地区实行全方位开放，使之成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热点，开发开放边疆地带，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需要重点建设边疆经济特区，使其成为沿江开放地带经济发展的生长点，通过高层次的出口加工，使之成为边境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通过多种经济合作形式，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
点轴发展理论基本上符合生产力空间运动的客观规律。首先，它通过重点轴线的开发和渐进扩散形式，弥补梯度推移的平面板块式的递进方式的不足，真正发挥主体优势，有利于转化区域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与区域及区域间的经济发展。
其次，通过“点”、“轴”两要素的结合，在空间结构上，出现由点而轴，由轴而面的格局，呈现出一种立体结构和网格态势，对于信息的横向流动和经济的横向联系有较大的优越性。此外，它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同时，且有助于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的形成。
当北京中华世纪坛响起人类进入2000年的钟声时，西部大开发的钟声同时在兰州敲响，其时笔者的一部经济专著即将出版，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笔者提出：启动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中部。两年来，西部开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论坛’的规模一个高过一个，风光、气派！实际效果若何？最好去问问老百姓！当然啦，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两年内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是深圳的发展也用了那么多年！何况西部有十几个省，几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我们无意去评头论足，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事情，确实不容易。但总是在思考，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当然谁都想把事情作好，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规律是什么？如何才能找出来？以便少走弯路。大量分散的投资会在整体上起到一时的拉动作用，但过高的成本和缺乏回报的投资会加重中央或地方的负担。虽然西部开发是战略，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的战略重点到底应该选择在中部还是西部？
经济整体转移与战略转移
1。经济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也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正象中药治病，需要几味药一起煎熬，但‘君臣佐使’是很清楚的。建国前期，由于中国的落后状况，选择均衡发展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之初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符合实际的。关键是何时进行战略转移。正如企业要搞大，必须要多元化，关键是何时多元化、如何多　
元化。中国有一句话叫‘恰倒好处’。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有了很大提升，但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我们赞成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但要把‘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空间发展的非均衡即地区差距。在开放条件下，不同地区之间，其自然、资源、历史、区位、人口等条件均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其投资环境即投资的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有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投资差异，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内部的供求关系是不同的，即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是不同的，从低价格地区流向高价格地区。但是，由于客观上总是存在着信息不完备性，故在任何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各个地区内的供求不可能正好相等即不可能实现均衡，从而产生地区内部的非均衡。不同地区内部非均衡发展的累积结果，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差距。因此，从表面上看，地区经济差距与均衡或非均衡的含义不相符，但是，两者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非均衡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梯度发展，又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就是笔者曾经提出并想进一步说明的：阶梯发展理论和点启动理论。
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应该是城乡经济一体，形成发达、稳定的‘星状’社会经济结构状态，即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镇组合的‘星状’群落。但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呈梯形（或扇形）结构，即东中西的梯形（或扇形）布局。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而经济水平是东高西低。正如蹬梯需逐级上升，发展战略需逐梯转移。当前，中国的战略重点应该在中部，这不仅是当前开拓市场和启动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并不是要冒天下大不韪，也不是和西部过不去，而是要按规律办事才能对整体有利，进而对西部更有利。
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更为迫切的发展难题使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指向被迫一再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西部地区的能力受到限制：一是为确保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增长，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投资、启动消费等方面充当主角；二是为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弥补改革过程中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金融体系缺陷，财政需在调整政府与银行之间经济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由于“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就业矛盾尖锐，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贫困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突出，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扶持。以上因素将明显分化中央财政的投资取向，在此形势下，国家财政在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实施力度必然放小，节奏放缓，这对西部地区依靠中央财政倾斜发展的战略必将受到很大限制。
西部地区经济以高耗能产业占优势，融资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偏低的环境自净能力和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迫切要求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整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使西部地区的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必将受到重大限制，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战略规划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这是关乎民族生存的大战略，是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西部地区发展必须找出缓解这一矛盾的新思想、新出路。
2。历史性的变革—区划大调整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许多理论工作者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已经在上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还想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前几年，比较时髦的一件事情是‘村变镇，县变市’，也有城市升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变化，升级转化的标志，这种小变大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有一点是否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却分为50个州，州相当于中国的省，实际上比省小，但比市大。如果我们能在‘小变大’的同时，能够‘大变小’一点，即适当缩小省辖的范围，可能会更有利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星状’结构的形成。
管理是一门科学，它要求管理的跨度和幅度要合理。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要求宏观管理的行政区域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改变省市结构的现状，进行区划大调整，实行州治—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目前最好是将区划调整设置为5055个州。
实行州治，（1）既可缩小管理跨度；（2）又使地方和中央的层次只有中间一层；（3）将现有富裕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转移消化；（4）实质上有利于迈开政体改革的步伐，从形式上转变人的观念。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