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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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及回台湾之后的安排予以说明。这封信最后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是唇亡齿寒，这对于葛熙诚等留下的台湾团队成员的心理影响可以想象。
　　　　2003年4月太平洋安泰完成交接，继任者为同样来自台湾安泰的陶孟华女士。暂时平静之后，当年10月16日召开的董事会上，葛熙诚的去留被兀然决定。
　　　　由于太保上市，太保调整了公司的策略，尚处亏损的合资公司被要求实现利润，而合资公司中花钱最多的部门，即葛熙诚所负责的市场部，首当其冲成为“业务修改”的对象。根据正式的调令，葛熙诚回台湾将被提升为助理总经理，他在上海的工作将于12月31日结束。
　　　　人未走，茶先凉。
　　　　令葛熙诚颇为感伤的是，市场部定于12月21日召开的策略会议决定不让他参加。尽管葛熙诚曾经争取，但是最终还是无缘，即使他借送人的名义也到了在苏州的会场。当晚的晚餐，气氛伤感。葛熙诚哭了，并且还从苏州一直哭到上海虹桥的家。
　　　　离开太平洋安泰时的，送别午宴上，董事长邵党娣讲话，对葛熙诚表示感谢和祝福。葛熙诚最后一个发言，以前演讲几乎不用稿子的他，出人意料地拿出了一份用A4写成的长达九页的稿子。读稿子的过程，葛多次情不自禁落泪。发言结束之时，葛泪流满面，台下更是唏嘘不堪。
　　　　葛熙诚离开上海后，太平洋安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账。同时关于葛熙诚市场部“制度失控”和“财务失控”的说法也一度在市场上流传。
　　　　回到台湾后，所谓的“学习”并没有出现，葛熙诚则是台北、高雄来回折腾。由于原来在上海读书的女儿的入学问题得不到的解决，葛熙诚最后决定回到上海，跳槽至花旗。
　　　　葛熙诚跳槽后，太平洋安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人事振荡压力。不仅如此，葛熙诚等人离开后，2004年太平洋安泰的业绩出现了显著的下滑。2004年，太平洋安泰保费收入6。17亿元，仅仅比2003年增加840万元，增长1。4％，而2003年太平洋安泰的保费增长率仍然高达36％。
　　　　2004年10月15日，太平洋安泰生日的前一天，董事长邵党娣发短信息给葛熙诚：“每逢太平洋安泰生日，就会特别想到她的第一代创始人。当年的场景一幕一幕历历在目。感谢你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
　　　　此情未了，前缘难续。
　　　　保资入市悖论：牛市浇油，熊市抽薪
　　　　2005年，纷争多年的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终于苦尽甘来。2月16日，华泰财产投下所谓股市第一单。
　　　　不过，关于第一单其实存有争议。之后3月7日，太平人寿、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平安保险、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太平洋保险（集团）、中再资产管理等几家保险机构相继杀入二级市场。保险资金入市激活了沉疴已久的股市，3月8日，上证综指放量上涨24点，一举突破1300点。
　　　　保险资金入市乃是一把双刃剑。
　　　　2006、2007和2008年，暴涨暴跌的股票市场，着实让保险公司们承受着“天上，人间，地狱”的心跳体验。2008年股市掉头向下之后，保险投资哀鸿遍野。净资产大幅缩水，甚至危及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
　　　　引入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监管层曾经善意地认为，号称长期的保险资金将会成为一直稳定市场的重要的力量。
　　　　实际上，保险资金既不是“敢死队”，也不是“解放军”。
　　　　数据表明，泡沫之时，保险资金借助规模优势，强取豪夺新股利润，二级市场火上浇油；危难之时，作为一个商业资本，保险资金堪称投资市场的“范跑跑”。
　　　　例如，据Wind资讯公司的统计，中国人寿2005年第四季度持有49只股票，到2006年年初已经抛售了31只，留下18只，简单换股率为63。26％。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人寿持有的43只股票中，只有16只股票保留到了第二季度，其余27只股票悉数被抛出，简单换股率为62。79％。如果加上第二季度中国人寿增加的新股，这两者相加得出的换股率将超过100％。
　　　　由于中国人寿盘子大，其一举一动备受瞩目，媒体热炒“中国人寿引领短线王”。
　　　　有媒体选取2007年10月16日至2008年4月10日这一段时间，借助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赢富（TOPVIEW）数据发现这阶段上证指数从高点（6124点）一路回调，恰为检验保险资金投资理念的试金石；同时，2008年4月10日之前，赢富数据的席位号均有直接的指示作用。根据赢富数据的规定，“T”字头特指，保险、社保等其他资金席位。
　　　　其结果是，“综合的数据显示，对于这些席位而言，趋势投资显然多于价值投资，波段操作多于长期投资”。它们成为抛空中石油，以及做空权重股的最大“空军”之一。
　　　　除了保险资金直接入市，2005年另外一件大事便是保险资金全托管。
　　　　在证券行业出现全行业风险之后，业内曾经有戏言称，保险业很可能重蹈覆辙。实际上，就在风险券商崩塌后，保险资金的风险已经暴露冰山的一角。2004年，先后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失陷”闽发、汉唐等券商。
　　　　长期以来保险公司的资金运作是封闭的，好像一只阳光透不过的黑箱。连一向被认为安全的协议存款其实也有猫腻。例如，以协议存款之名，暗中操作的“委托贷款”；即使是真实的协议存款，有保险公司在将资金存入银行以后，又利用存单抵押贷款，再把资金套出来，游离于监管之外。
　　　　如何规避类似证券业的系统性风险，监管祭出保险资金全托管。
　　　　所谓全托管，就是保险资金交由第三方（银行）进行托管，以防止风险。全托管分为两类：“全金额”托管和“全过程”托管。“全金额”托管是将保险公司总部统一归集的资金，实施第三方独立托管。而“全过程”托管则更进一步，是从保费收取开始，按照不同保险产品，分别开设账户、快速上划资金，归集到总公司托管账户，做到统一资金调度、统一资产配置、统一投资运作、统一收益分配。
　　　　全托管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重要性甚至和偿付能力监管比肩。
　　　　年初之时，风吹草动。
　　　　2005年10月，保监会于吉林召开动员大会。吉林会议第一次完整地抛出了保险资金全托管的设想，并披露了初步的时间表，即年内完成30家左右公司的全金额托管试点工作，2006年年底前实现保险资金全金额托管，2007年年底前实现保险业全行业全过程托管。
　　　　11月，瓜熟蒂落。
　　　　华泰保险和工商银行缔结了首张试点协议，落下了第一单。
　　　　但是，对于全托管，争议颇多。第一个拦路虎就是成本。按照最便宜的价格，保险资金的托管费率在万分之一（0。01％）和万分之二（0。02％）之间，即使按照0。02％的标准，万亿保险资金支付的托管费也需要2亿元左右。
　　　　首批30家试点的公司中，既有规模数以百亿计的中型保险公司，也有资产十几亿元的小公司。
　　　　相对而言，合资保险公司和中小型的保险公司比较积极，而大型保险公司则顾虑较多。特别是“全过程”托管，大型保险公司认为实施有一定难度。
　　　　目前主要大型保险公司采用“支公司、分公司、总公司”逐级上划的模式，保险资金层层沉淀，层层漏损。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而“全过程”托管要求保险公司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级分支公司的保费收入通过托管银行每日直接上划到总公司，实现分支公司收入账户零余额，避免资金沉淀，提高资金安全度和使用效率。但是，其难度亦显而易见。
　　　　面对大型保险公司的顾虑，以及市场上的异议，保监会期望以“柔手”化解。首先推动“全金额”托管，解决总公司资金第三方监管的问题；然后推动“全过程”托管，约定两年为期，留下调整时间。
　　　　保监干部下海潮
　　　　2005年5月27日，位于香港的中国保险（控股）的董事长之职由原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接任，原董事长杨超北上就职；中国再保险集团总经理之职由原保监会财险监管部主任刘京生接任，戴凤举离任。
　　　　稍早一些时候，保监会原监察局局长陈默已经辞职。对于他的去向，市场尚在猜测之中时，5月20日，保监会网站公布消息，批准太平保险有限公司聘请陈默担任副总经理的申请。
　　　　陈默，1984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之后进入保监会，离职前任监察局局长一职。
　　　　6月份，广东保监局原副局长曾祥威辞职的消息亦不胫而走。这是两年内，继原广东保监局局长张维功之后，广东保监局递交辞呈的第二位局级干部。曾祥威也是“老人保”，彼时一直负责国际业务，2000年调任广东保监局任局长助理，2001年升任副局长，后分管财险。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已经有五名副局级以上的监管机构的官员挂冠“下海”，一时间，在中国保险业界掀起了一股保险高官“下海潮”。
　　　　更早之前，前有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唐运祥出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总经理，后有广东保监局原局长张维功任职阳光财险，北京保监局原副局长傅安平加入人保寿险筹备组，后任人保寿险副总经理等。
　　　　从为官至从商，心境完全不一样。
　　　　“从我个人来讲，一直有愿望去企业。我在机关事业单位里干了23年，是该换一换角色的时候了。人生还有多少个23年？”傅安平如此表露心迹。
　　　　对于傅安平这样的技术官员，企业是有需求的。傅安平是南开大学首届精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国内首批精算师。尽管一直从政，但是都没有远离其专业。傅安平先后参与筹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中国保监会，参与我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保险法》的起草与修订工作；参与了《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的研制工作等。
　　　　纯官员出身下海的似乎只有刘京生。
　　　　1978—1996年，刘京生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1996年改建，下设财产、人寿、再保三家子公司）工作，其间赴英国4年。
　　　　刘京生其实是一位资深的监管官员。
　　　　尚在人民银行保险司监管年代，刘京生就已经位居副司长，负责财产保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的监管工作。保监会成立之后，刘于2000年筹备保监会北京办事处任主任及后来的北京保监局局长，至2003年成为保监会财产险部主任。
　　　　当时，保监会只有三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后面两地主政者分别是周延礼和魏迎宁。时下，周延礼和魏迎宁已经成为保监会副主席。刘京生的起点可见一斑。离开保监会之后，刘平稳过渡，主政中再，直至“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
　　　　下海相对于从政，自有不同的诱惑。
　　　　“我们这里的保险公司都是些全国性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他们总经理的收入也是我的五六倍，甚至七八倍”，为官者称。
　　　　但是，市场极为担心，官员下海将导致政企不分，监管虚化。在中国台湾保险相关规定中有“三年休息期”一说，即保险监管人员需在卸任三年后才能到保险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规定。
　　　　不过，国内保险市场的特殊情况是，除了少数人之外，尽管离开监管岗位，但是多数都没有离开国有保险的体系。
　　　　而保监会成立之初，几乎70％的官员都是从保险公司挑选，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之间本来就有渊源。对于多数人而言，所谓“下海”，其实是“回归”。
　　　　【注释】
　　　　（1）地下保单，即设立在境外的保险营业机构在中国内地非法销售的保单。
　　　　第十二章　新华局中局（2006）
　　　　“第二个春天”。
　　　　这年6月2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解决了困扰保险已久的根本性问题，打开中国保险业向上的天空。
　　　　不过，距离真正腾飞之前，国内保险业仍需向下夯实基础。
　　　　平安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历时5年，投入数十亿元，可以容纳1。2万人的平安上海后援中心，于2006年投入应用，负责平安遍布全国的3000多家分支机构的包括信息录入、财务、核保、理赔、服务等在内的后援业务。而控制风险，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成为该中心应有之义。
　　　　该中心亦是目前全国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后援中心，总体规模位居亚洲首位，成为平安金融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这一年，保险投资获得巨大突破。
　　　　多家商业股权被保险公司收入囊中。中国人寿入股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平安成功竞购深圳商业银行，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新上市银行股也被巨额保险资金染指。
　　　　2006年1～6月份，保险资金半年的投资收益率达到2。5％，比去年同期增长0。86％，这也是近几年来保险资金在半年度投资中取得的最高收益。其中，债券类投资收益超过2％，基金投资收益超过9％，股票投资收益超过10％。
　　　　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正式施行，我国首个强制性责任险上路“行驶”。翌年，这一强制保险制度将引起轩然大波，被市场质疑“暴利”无比，演变为第三次保险产品危机。
　　　　借“交强险”的东风，保险行业协会统一了商业保险的条款。从2003年之前的统一条款和统一价格，到2003年费率市场化之后的“百花齐放”，再到2006年回归至相对统一的A、B、C三个条款，车险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轮回。
　　　　其间伴随着的是从整体盈利到“全行业亏损”——青红未褪的费率市场化让保险行业体味了“由治而乱”的苦涩。
　　　　峰回路转。作为中国财产险市场的第一大险种，车险即将经历第二次大转折。大乱之后能否大治？这成为新车险留给市场的一个巨大悬念。
　　　　8月14日，保监会发布了我国首部规范健康保险经营行为的法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并于9月1日起施行，同时叫停了“返还型健康险”。不过，借健康险之名，销售理财险的“擦边球”没有禁绝，甚至在2008年大行其道。
　　　　2006年，一篇名为《在中国千万不要买大病保险》的网络文章和深圳多个投保人对重疾险的集体诉讼，引发了关于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的争论，并迅速席卷全国。重疾险成为继平安投连之后，又一个挨砖头的险种。最后，监管部门不得不出面为重疾险“正名”，并启动了重疾险行业标准定义的制定工作。
　　　　至年底，12月11日，中银保险在北京推出国内首款“白话版”车险条款，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来描述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有望开启保险行业“白话文运动”。不过，这样的努力，似乎口惠而实不至。
　　　　这一年，保监会尝试通过制度规范——《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对全国近150万保险营销员进行全程动态监管，从而改良国内沿用了14年的保险营销模式。但是，这一改造计划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国十条”狂想曲
　　　　久旱逢甘霖。
　　　　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称为“国十条”），经过10天的缓冲期，6月26日，“国十条”对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
　　　　“这是我国保险业的一件大事，是保险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来自保险监管高层的声音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