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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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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制约仁济和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公司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损达2000万两白银之巨。仁济和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1934年10月2日，仁济和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就此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淘汰，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通过巧妙的股权腾挪，又适逢国策变化，他们没有重蹈覆辙。
链接：1919年之前的上海华资保险公司（1805—1911）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商云集，洋行林立，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中心。
清同治四年（1865），华商首创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光绪元年（1875）保险招商局成立。
截至1911年（宣统三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总公司在香港创立，设上海分公司的9家，占27％；总公司在新加坡和小吕宋创办，设上海分公司各1家，占6％。按资本性质，全属民营公司。按经营险别分，水火险19家，占57。6％；专营水险3家，占9。1％；专营火险6家，占18。2％；专营人寿保险4家，占12。1％；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的1家，占3％。其中大都因缺乏专业技术或不善经营，又受外商保险抑制等原因而先后宣告歇业。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赋予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多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其中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例如，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了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段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概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公司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地下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与其有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之后，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一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两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骞、朱葆三、桑铁栅、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1912年6月1日，公司先行营业，7月1日正式开幕。公司设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30号，名誉董事黎元洪，总董（董事长）徐绍桢。华安合群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前去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佣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创办人，成为一颗颇受人注目的商界新星。（5）
除了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薪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即总经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吕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人物——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表1…3 1912—1931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额及保费一览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截至1919年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到达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元。随着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一日繁华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
1922年，吕岳泉用50万两白银，购得上海静安寺路一块10余亩的土地。次年，他又在汉口五族街购地10余亩；在广州泰康路珠江大桥东买下一块6余亩的土地。同时，在南京白下路等处，华安也零零星星吃进了少量地皮。不出所料，这些地皮逐年升值，华安投资赢利甚巨。
在总部所在地上海，华安合群的手笔更大。
随着上海市中心西移，上海静安寺路日益繁华。吕岳泉决定在这里兴建一幢国内第一流的欧美风格大厦。他投资白银10万两，请美国著名建筑师哈沙德设计，招标委托上海江裕记营造厂承建。1926年5月，公司在静安寺路104号（今南京西路10号）建成八层总公司新址，取名华安大厦。华安大厦成为当时该区域最高的建筑物，它以精美的构思，豪华的设施，轰动了大上海。
由于华安大厦的标杆作用，公司业务更加红火。几年中，投保户增加到几万户，吸纳资金达500万～600万元。
1930年，吕岳泉将华安大厦东侧余下的一块空地以白银61万两卖出，售价超出整块地皮总买入价16％以上，华安合群大赚一笔。第二年，华安合群把原资本20万两折成银元，增资到50万元，此时的华安合群达到了巅峰时期。
1931年是一个转折。
时局飘摇，吕岳泉备受恩泽的政经优势渐渐消失。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火，战争引起社会动荡，上海大量工商业者和中上层人士被迫离开，华安的客户数量直线下跌。
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华北、华东相继沦陷。华安合群在当地分支机构全部停业，几乎陷于灭顶之灾。上海总公司虽栖身在租界“孤岛”之内，但四周日军大兵压境，营业也完全停顿。1939年，吕岳泉被迫把华安大厦租借给香港商人开办金门饭店。
另外一方面，吕岳泉把吸纳的寿险资金多数投向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战争引起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抛售成风，市价大跌，公司投资收益丧失殆尽。战火导致货币迅速贬值，原定的保户保费，公司的满期款和赔款等，都因币值变化太快，根本无法计算。吕岳泉无奈只得下令关闭公司，期待抗战胜利。
值得一书的是，这一期间，日伪方面几次派人来拉他以所谓“优惠条件合作”重新开业，吕岳泉都予以拒绝。
等到抗战结束，内战兀然重开，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吕岳泉根本无法恢复公司营业，只好把广州、汉口等地房地产陆续出售，维持员工生存。
1948年冬，吕岳泉到香港后就患病不起，1953年11月，保险业的传奇人物吕岳泉病逝于香港的寓所。
太平样本：从民营至国营
和华安合群同一时期，中国保险业还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就是银行业投资办保险蔚然成风。
从1926年以后的10年间，国内由私营银行和官办银行投资设立的保险公司共有12家。业务上，银行与保险具有天然的联系：银行所经营的贷款业务，贷款户的货物或不动产抵押都必须投保以资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安平水火保险公司之后，私营的金诚银行于1929年投资100万元（实收50万元）开设了太平水火保险公司，设址于上海江西路212号金诚银行大楼。
1917年创立于天津，后将总部迁到上海的金诚银行，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私营商业银行之一。其储蓄存款总额一直雄居当时中国私营银行榜首，与大陆、中南、盐业三家北方银行合称“北四行”。
太平水火保险董事长、总经理由金诚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丁雪农任第一协理，王伯衡任第二协理。
周作民为国内著名的银行家。1917年5月金诚银行成立后，周作民掌总经理印，历32年之久，并担任董事长10多年。经营方针上，周作民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等，成为著名的金融巨子。
太平保险公司以太极图为商标，取“生生不息”之意，并打出了第一个谐音广告“太平保险，保险太平”。
1933年，金诚邀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等四家尚未涉足保险业的银行加入太平，资本额扩大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一时声势浩大，金融界为之瞩目，太平保险从此步入大型华商保险公司的行列。同时，将公司名称中的“水火”两字删去，改称“太平保险公司”，并添办人寿、意外等保险业务。鉴于寿险业务的特殊性，1933年9月，太平保险决定人寿保险部的会计独立，这一决定极有远见。
193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保险业法》及《保险业法施行法》，实行分业经营，规定同一保险公司不得兼营损失保险与人身保险，在《保险业法》施行前兼营者，应于该法施行后两年内依法改组。
由于准备提前，只用了一年时间，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就于1938年12月30日正式公告改组成功。到1938年底，太平寿险的有效保额已达700万元。
同时，从1934年起，3年间太平保险公司陆续收购了几家华商保险公司，开始向集团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4年初，丰盛保险公司因经营不善，将大部分股份售与太平；1935年5月，东莱银行加入成为太平保险的第6个股东。同时，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经营上发生困难，亦由太平接收合并。1936年，中国垦业银行投资开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因无人管理，也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太平接办。
不过，和一般的合并不同，上述3家公司对外仍保留原来的牌号，各地的分支机构及代理处仍继续营业。
1935年，太平设立太平安平丰盛总经理处，次年改为太平安平丰盛天一总经理处，统辖4公司的一应事宜。总经理处设在太平保险总公司内，太平保险公司总协理兼任“太安丰天总经理处”总协理。这样，太平只需用一套管理人员就可处理4个公司的业务，这种欧美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在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独树一帜，为业界所瞩目。
除在上海设总公司外，太平保险还在京、汉、津、哈、鲁、粤等六大区域的大中城市广设分支公司或代理处，最鼎盛的时候，全国代理网点总数达900余处。太平保险还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雅加达、马尼拉等地设立了分支公司。
数年间，太平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到1939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增至1000万元，1941年底，太平人寿的有效保额达3500余万元。至此，太平人寿已成为华商保险业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和市场份额最大的民族保险公司。
从1929年11月太平保险创立，到1938年底分设太平人寿，整整9年。这9年中，1933年增资扩股、1935年开始集团化经营、1938年创设太平人寿，基本上是约3年跨一台阶，发展之迅猛，实为当时所罕见。
不过，1949年成为一道分水岭。
逼近1949，中国的保险行业整体衰败。1946年9月至1949年5月，物价骤涨1。051亿倍。保户对金圆券已失去信心，即使有投保意向，也只愿以外币保额投保和计算赔款。
汇集当时多家华商保险的华商联合分保集团管理层悲叹：“金圆券发行未久，遽尔贬值，嗣后是否有保持稳定之可能，无人敢逆料，倘法币末期之困难情势重演于今日，则恐我保险业将濒于危殆。”
《中国保险史》记载了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混乱不堪，于现今似乎依然有启示：（1）追求保费数量，忽视业务质量；（2）违反公平竞争业规，擅自提高经纪人、代理人佣金或延期收交保费；（3）个别公司不按规定签发外币保单；（4）极少数公司私立暗账，偷税漏税。
表1…4 1937—1948年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月和7月的。
**1937—1944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436页。1946—1948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74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年（1—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1937—1945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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