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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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
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在现实生活里，笔者在湖南家乡看到更多
的是因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亲情、突出情感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儒家世界。
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
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
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传统学问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太多停留在研读经典上，好像研读经典就是了解真实的中
国。显然，《四书五经》讲的是“应然”，但“实然”可能是另一码事，就好像不能说基督教
《圣经》里的世界就是西方社会一样。书本里的儒家伦理社会当然温情脉脉，充满诗情画意。
而真实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虽然不“言利”，但实际连“家”里也以利益当头。从经济学的
角度讲，儒家“刚性”的“孝”可能反而迫使家庭关系以利益交换为主。　
　我们可以从今天的中国来看到这一点。中国今天实际上包含了许多不同亚文化的社会。
2005年，杜俊林同学协助笔者对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村——九连城、牛庄、
宋庄作过一次调查，各地随机抽样300多人，这些地方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当然是北
京最高，丹东市次之，徐水县第三，九连城、牛庄、宋庄最低。　
　许多家庭交往、社会交往呈现经济交易的内涵。比如，在现代社会中，送礼往往是象征
性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大礼”反而是有目的的。但在传统社会中，送礼是一件很认真
的事，而且要大，因为〃礼尚往来〃不只是为了“情”，更多的是一种借贷利益交换。村里人
遇到婚嫁、乔迁等大事时，都会大摆宴席，然后收受礼金，相当于帮助缓和大开支给主人带
来的困难；此后，等到对方也有类似大事时，再送去相应数量的礼金。　
　对六个地方的抽样调查结果是，北京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少，丹东和徐水次之，
农村人之间的借贷和礼物往来最多。因此，前者已不是传统社会，但后者仍然是。特别是在
农村，借贷和礼物主要发生在亲戚之间，亲戚之外很少。由此可见，在农村，亲戚间的经济
利益关系很重，家庭、家族仍然是经济互助中心。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
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
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
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第53节：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6）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
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
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
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
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
那里更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隐性经济交易，于是，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
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社会文化的走向是个人难以设计的，而
是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　
　中国文化的出路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思想先驱至少
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
主、法治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而是靠“领导批准”谋生，那么
个人就没有声张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自由、民主、法治当然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市场提供
的保险与金融品种让你去规避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风险，那么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
这个传统的互助保障体系之后，你会对未来充满着不安，这时你也不会有底气去争取个人的
自由与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类经济基础，打倒“孔家店”之后，你又不得不重建“孔家
店”。也正因为80几年前的思想先驱以及后来者都缺乏这种认知，所以，那之后的政权还去
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走过与这两个基础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后当然就无法实现“五
四”民主自由理想。　
　这些认知盲点的确也跟中国学术历来轻“术”的传统有关，因为经济学、金融学都是太
低级的“术”，所以，看不到这些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
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
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如果脱离传统儒家社会的实践现实，不去研
究特定文化背后的成因（特别是经济成因），不能看到儒家体系只是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
一种，那么得出“以中华文明整合世界”这样的认识就不奇怪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
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
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
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
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
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
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
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
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
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第54节：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7）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
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
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
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
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
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
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
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
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
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
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
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
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
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
“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
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
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
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
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有意义吗？　
　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
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
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
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
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
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
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
他哩！”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
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
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
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
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
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
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
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
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的时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们对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是
否还显得有意义呢？　
　
　第55节：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1）　
　
　最后的话：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一般来说，关于金融的话题主要会讲
金融发展或者金融市场，而不是以“金融技术”来表述，更不会把文化和金融技术联系在一
起。在我看来，文化，尤其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
展与否，或者说许多文化内容都是为了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产生并演变出来的。金融发展与
否也是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金融技术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趋向合理化的必
要架构。　
　科学技术与金融技术　
　五四运动讨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中，赛先生在中国社会被接受的程度现在已经非常广
泛，关于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好处，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或者充分认识了。比如，1854
年容闳作为第一个留美中国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坐船从纽约回国共花了154天，经历近
半年时间的海上折磨才到家。而今天从纽约到北京只要坐13小时的飞机。现代运输技术显
然大大加快了跨地区贸易的速度，使人们在一年里能完成的交易次数上升十倍、百倍，运输
成本也大大降低了，使产品市场扩展到全世界，让我们的收入增长许多。越洋电话、email、
互联网技术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不仅使世界变得很小，也大大增加了人类生产力，使经济发
展上升到全新的高度。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到信息和交通技术对人类的贡献，对GDP的贡献
是多么的巨大。那么金融技术呢？似乎我们都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按照我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如此，总
觉得只有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制造实物，那才是真正在做事，在真正创造价值。
我们说金融的作用是帮助对资源进行配置、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境况的收入进行配置，也帮助
不同人之间进行资源配置，这些当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贡献。因而，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
当你说“华尔街公司和我们这些研究金融、经济学的人也给社会创造关键的价值”时，这是
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能理解、也不能够接受的。　
　如果长此以往，研究金融、经济学的人在社会里就只好是二等公民或者三等公民了。我
们怎么证明我们做的东西和那些搞工程、搞科学的人对社会做的贡献是可以相比的？要改变
人们传统的观念可能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不妨试一试。因此，我今天要讲的就是
金融技术方面的变迁、创新和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至少不应该低于电脑和科学技
术能给社会带来的贡献。　
　金融技术对个人生活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金融技术发展对生活、对个人和家庭的实际影响可能是什么。有意思的是，
过去这些年当人们讲到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时，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企业融资来讲的、是
围绕着宏观经济增长来讨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观点是：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去发
展金融和资本市场。但我要讲的是，抛开金融发展对企业、对整体经济本身的影响不管，那
怕只是针对老百姓的生活，金融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住房按揭贷款（mortgage　loans）为例，这个金融品种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对老百姓
一辈子的生活幸福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大致可把一个人的财富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是流动性资产，比如存款、房地产和股票；另一部分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就是未来工资和其它收入流的总折现值。但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张三今年28岁，今天拿到金融博士，假设他拿到金融博士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未来30

年里每年的收入预期为10万。这些未来收入的折现总值就是张三的人力资本。假设折现后
他的人力资本一共为200万元，那么即使张三今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