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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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欠下的公债，变相让老百姓、外国投资者一次分摊这些债务负担。当然，这样做的风险
是，老百姓和债券持有者会暴动，独立运动的命运会终结。　
　但是，莫里斯代表的一派不想这样，他认为，这么多的债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次付完，
而是通过政府持续征税、按季度付利息，将这些债券和票据长期延续下去。这样做的效果是，
让这些债权所代表的是获取未来定期的固定收入流的权利，让它们成为金融投资资产，也就
是让债权成为流动起来的资本。　在莫里斯看来，第一，为了每季度付利息，联邦政府必须
在各州征税，没有任何东西比经常性的税赋更能将各州凝聚在一起，筑起一个团结一心的新
合众国；第二，税赋能提醒每位公民，要关心国家公共事务、关心政治，因为这涉及他们自
己的切身利益；第三，债务一方面是负面的负担，是不好的，但另一面代表的则是“信用”，
代表着流动的价值（未来收入流的价值），所以，如果不付完这些公债，社会中的流动性不
是更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了吗？保留这些公债反而更有益。　
　莫里斯估算了一下，如果不一次还清战争债，大约每年需要付利息200万美元，按当时
的国民收入计算，这是一笔大钱。1782年7月29日，他向大陆会议提交一份议案，建议为
了支付这200万美元的年息，在各州推出四种税：进口税、土地税、人头税、饮酒税，各贡
献50万美元。可是，由于农场主派的反对，加上独立战争结束后政府再发债的必要性暂时
消失，更何况没有人愿意多加税，莫里斯的议案在大陆会议中拖了一年多也没通过。1784
年11月，莫里斯辞职从商。　
　
　第25节：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5）　
　
　莫里斯1783年的议案未能通过后，债务负担一直困扰着美国。1788年各州签署《美国
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国会选举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随即，华盛顿任命亚历山
大？汉密尔顿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的首要任务是对付巨额公债。这种“穷政府”或说

“已破产政府”局面，使得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可能表现出“权力傲慢”，而是必须讨好老
百姓、尊重民众权利、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　
　1790年1月，33岁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一份债务重组计划，要求按面值
100％兑现在1788年宪法通过之前发行的所有公债，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发的各种战争债、
独立战争军队签的各类借条，所有债务由联邦政府全额承担。为了实现承诺，联邦政府发行
三只新债券，头两只债券年息6％（一只于1791年1月开始付息，另一只到1801年才付息），
第三只债券只付年息3％。换言之，由这三只可以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原来五花八门的战争
债，大大简化新国家的债务局面。　
　今天来看，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举措，好像只是一种简单的债务证券化运作，但是，他
的天才创新在于，这三只债券埋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就是“华尔街”的种子，因为这些
债券从1790年10月上市交易后，加上次年由汉密尔顿推出的“美国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股票，立即将市场的关注聚焦在这四只证券上，强化价格发现机制，提升流动性，
集中展现市场活力。换句话说，原来的成百上千种债券、借款条即使能够换手交易，由于种
类太多、条款各异，无法形成证券市场气候，市场活力做不起来，证券价格自然不会高，流
动性也会差。但是，把市场注意力集中到四只证券上后，情况就大为不同。　
　比如，这样集中之后，更方便外国投资者认购。到1804年时，53％的美国政府公债是
由西欧投资者持有（所以，不只是今天的美国公债主要由中国、日本等外国投资者持有！），
美国银行62％的股份在外国投资者手中。　
　被称为“美国金融之父”的汉密尔顿继承了莫里斯的金融思路，他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
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汉密尔顿承认所有战争债的承诺，振奋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信心，使这些债券价格随即猛涨，
到1791年底债券市价甚至超过面值！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投资与投机交易
都很活跃。1803年，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内外投资者发公债，融资买下路易斯安那，使美国
领土面积翻倍，等等。证券市场就这样为美国的成长服务，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融
资效劳！　
　政府穷民间富催生民主与法治　
　美国的起点是政府穷、民间富，逼着政府求助于金融债券、求助于民间税赋。西欧民主
国家的兴起也大致如此。除了法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城邦历来没有强势、富有的政府。像
荷兰、意大利城邦国家，在经历中世纪后期连续不断的战争之后，城邦政府基本都负债累累，
是典型的“政府穷民间富”社会。那时期，政府的战争融资需要也是推动债券市场最先在意
大利城邦和荷兰发展的主因。　
　英国跟法国的经历形成极有意义的反差。虽然英国王室在17世纪英国革命前就逐渐出
售皇家土地，但是，即使到英国内战开始的1642年，皇家家产收入以及一直以来的税收还
是不少。但是，1642至1649年的长期内战消耗皇家资源，到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
断头台、英国共和国成立后，皇家土地被没收并低价出售。等到查理二世国王于1660年回
到英国、重新登基时，皇家土地所剩无几，自己的收入已无法支持皇家日常开支，更无法供
养其军队，皇家很“穷”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今后每年由议会从政府税
收中拨款120万英镑，供皇家自用，但是有几个条件，第一，政府征税权必须由议会控制，
国王无权决定；第二，议会有权每年审查皇家的开支情况，包括战争开支以及其他日常开支；
第三，皇家新增开支项目，必须经过议会的程序。这样，在皇家所代表的“国家”与议会之
间，有了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　
　
　第26节：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6）　
　

　有意思的是，尽管皇家的经费在1660年后受到议会的监督，到1680年代初，查理二世
的财务状况又出现膨胀。通过节约开支、改善收税机制，皇家金库照样能累计增长！1685
年查理二世去世，由其兄弟詹姆士二世继位。皇家财大气粗之后，王权又不断膨胀，詹姆士
二世国王随即解散议会，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这就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制造了前
提，当年，英国人求助于荷兰王子威廉三世，请求他与妻子玛丽（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回英
国，之后，他们来到英国，逼着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威廉三世与玛丽此后登基为英国的国
王和王后。作为让威廉三世继承王位的条件，英国议会要求威廉三世签署《人权法案》　（Bill　
of　Rights），保证国王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也要求他签署其他法律，保证王室不会废除议会通
过的法律、征税权继续由议会掌握、皇家召集军队必须先经过议会、公民有权拥有枪支武器、
公民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法律奠定现代英国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框架。　
　当然，还有就是，皇家的开支继续由议会支配。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政府的开支增加，
而老百姓的税赋已经足够高。在皇家财产不多、税收增长又有限的情况下（“穷政府”），国
债成为英国发展的必需。1693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其核心任务是帮助政府发行国债，但
国债的决定权由下议院掌握，而不是由国王控制。　英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就这样跟“穷
政府”加国债金融市场相伴为孪生兄弟，同步发展。　
　法国的早期经历跟英国的相反。在光荣革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英国皇家不断出售土地，
使其自身越来越“穷”，随后被迫受制于议会的财务控制。法国的传统则不同，国王登基时，
必须宣誓无论如何不会出售皇家土地，于是，土地财产收入和税收加在一起，使法国王室从
14世纪到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　也正因为王朝太富，不需要通过议会这样的
民意机构为其征税创收，跟同期其他西欧国家比，法国的议会制度在14世纪至16世纪发展
缓慢，以至于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其王权专制程度胜过西欧其他国家。甚至到今天，
法国文化对政府集权的认同、向往程度仍然高于英国、荷兰甚至德国。　
　国富民穷必然威胁民间权利　
　从美国、西欧与政府富有的其他国家的不同经历中我们看到，自由、民主、法治跟财富
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配置结构有着很微妙的相互关系。也因此使得自由、民主、法治对金融
市场有明显的依赖。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
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场借钱；相反，越是朝廷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
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能制约王权、促进民
主与规则的发展。所以，民主的国家不能拥有财产、拥有经营性企业，至少不能有太多国有
企业，而是让政府靠税收运作，政府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那么，是不是征税越多越好
呢？当然不是，税要少到刚好能支持国家的经常性开支，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基
本生活安全、保护私人财产、维护契约权益、维持市场秩序的开支的程度。那么，如果出现
天灾人祸、战争、经济危机等，这些非经常性、长期公共项目开支怎么办呢？这就需要金融
市场的支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特别公债，把这些非经常性开支平摊到未来许多年，由未
来每年的税收补充。　
　
　第27节：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7）　
　
　也就是说，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里，
民权与法治会只好让位给权力。由于朝廷富有，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需要发国债，金融
市场当然也没必要发展，这就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社会的过去。相反，如果是政府穷民
间富，政府有求于民间，政府权力只好让位于民间权利。由于在这样的国度里政府不富有，
所以，税收不够用时，就必然求助于金融借贷市场，包括债券市场。于是，金融债券市场是

民主法治的孪生兄弟，同在近代兴起，彼此相依。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
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
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
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
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所以，公债市场对政府
权力的制衡既连续、又具体。美国和英国的兴起过程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
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关于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是“五四”以来的中文文献中所缺少的，从
人文社会、政治理念的角度谈自由、民主与法治当然重要，是基本启蒙，是社会觉醒的必要。
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从中国到美国、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又在将企业国
有化、强化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种时候，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认识自由、民主、法治的
财产和金融基础。任何强化国富民穷局面的举措，显然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车。为了
中国的民主法治，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
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　
　民富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
一是“政府穷民间富”，另一个是国债金融市场。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
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第28节：为什么国有银行上市不能培植创新文化？（1）　
　
　为什么国有银行上市不能培植创新文化？　
　在新股上市停顿一年多之后，现在终于重新启动。特别是加上即将完成的股改，中国股
市应该比以前更像一个市场。遗憾的是，新股上市的机会仍然像以前一样，优先甚至只对国
有大企业开放。刚刚完成的中国银行A股上市，融资200亿元，这当然给中国股民和机构
投资者带来一份激动。接下来，工行还要再破纪录，计划在A股融资400多亿元，并且是
A＋H股同步同价上市。这些天文数字的融资量的确说明中国股市的融资潜力很大。上市也
为银行等少数几个还没有改制的国有垄断行业提供了一个改变经营模式、提高效率的途径。　
　不过，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到目前中国股市还是一个基本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市场，这
不仅迫使证券监管部门和司法、执法权力机构继续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
眼，使它们无法作为独立的裁判和执法者出现在证券市场上，国家作为大股东有太多的相关
利益；而且从根本上使中国股市无法在激励创新、鼓励创业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只要股市
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植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
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中行工行上市和携程百度上市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中国银行A股上市从许多方面讲都产生极大的震动。第一，由于上证综合指数的特殊
计算方法，中行占该指数的权重高达20％，其价格波动对整个上证指数影响巨大，上市当
天，中行股价跳空高开就使上证指数上涨73点。其次，随着7月5日中行的上市，一场盼
望已久的新股发行重新启动的盛宴终于到来，让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反倒有一种新的失落感。
再者，对于流通市值才一万多亿元的A股市场来说，200亿元的融资占整个股市近2％。等
工行上市一完成，两家银行的融资额将达到整个市值的6％以上。对任何股市来说，这当然
是极大的事件。　
　但是坦率的讲，这些国有企业的上市盛宴实在没什么令人激动的。当然，这是整个银行
业改制过程中必要的举措，对中国经济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些上市故事本身更多反映的

是中国股市乃至中国经济的畸形。本来，这种大公司的上市应该同时向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
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以此通过媒体的放
大效应激发整个中国社会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
来这些，对社会来说，它们更是抽象的故事。　
　相比之下，2004年的盛大上市，2005年的分众传媒、百度以及尚德的上市，这些不只
是一个个单一事件，而是在每个公司的背后还有一个或者多个个人化的创业故事，陈天桥、
江南春、李彦宏、施正荣，还有百度另外六位亿万富翁和一百多位千万美元富翁，还有当年
搜狐的张朝阳、携程的沈南鹏、新希望的刘永好，等等。这些人都不仅年轻，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