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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诡事录2:长安鬼迹-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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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卢生跟着樱桃青衣，过天津桥，七拐八拐，入一豪宅。在那里，见到姑姑以及姑姑的孩子们，他们都是达官贵人。
姑姑着紫服，声音洪亮，仪表威严。她自称嫁入崔家，丈夫死后，孀居于此。姑姑问卢生成家没有，在得到答案后，姑姑说：“我有个外甥女，姓郑，有才有貌，性情贤淑，可嫁给你。”
就这样，卢生成亲了。
不久，卢生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经姑姑托人，最后中了进士。
接下来的仕途中，卢生先后任秘书郎、王屋县尉、监察史、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郎中、礼部侍郎、河南尹、兵部侍郎、京兆尹、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平章事，即宰相，很多关键时刻，都受到姑姑的帮助，因为她认识很多高官。
主人公后因直谏而被降为左仆射，又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宦海浮沉二十年的卢生，这一天奇异地离开家，游走中来到一寺院，正是跟樱桃青衣相遇的那一座。他再次听到讲经声，进去后，向讲经坛膜拜，但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便倒在地上。
仿佛过去了很长时间，他恍惚中听到有老僧问话：“施主何故久久不起？”
就在这时候，卢生醒了。不是在梦中醒了，而是在现实中醒了。门外的书童牵着驴，向他抱怨：“人驴俱饿，公子何故长时间不出？”
卢生问书童什么时候了，答：“已是第二天中午啦！”
卢生看着自己并无变化的粗布衣衫，四周寻找，不见樱桃，亦无青衣，似有所悟：“富贵贫贱，亦当然也。”也就是说，人间之事，还是顺其自然吧。“而今而后，不更求宦达矣！”
故事的结局是，卢生不再追求功名利禄，离开京都，泛舟江湖，寻仙访道去了。
《樱桃青衣》来自薛渔思的《河东记》（一说任蕃的《梦游录》）。薛在写《河东记》时，在自序中公开承认是为了向《玄怪录》的作者牛僧孺致敬（所谓“续牛僧孺之书”）。薛渔思在史上没留下什么痕迹，《河东记》中的故事却值得注意，因为这些故事介于志怪与传奇之间。
从故事本身看，《樱桃青衣》跟出现更早的《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区别不大，核心不外乎是：取得功名又如何？瞬间即永恒，反之亦然。人生如梦，所谓荣华，而且富贵，都是虚妄的，不如看破红尘，寻找真正的归宿。这里面有佛家的东西，但更多的是道家的逍遥思想。
不过，在叙事结构上，《樱桃青衣》却别有洞天。
故事的开始，卢生倚门入梦；故事的结局，在梦中，他再次来到了自己当初睡去的寺院，也就是说，故事的结尾实际上也是故事的开始，如果反复循环起来，是没有穷尽的。
作为梦幻故事的“樱桃青衣”道出中晚唐士人的全部梦想：一是重视进士科考。卢生多次考试不中，仍乐此不疲地一次次参加。因为这是进入仕途的第一步；二是仍渴望娶作为当时顶级世家的崔卢郑李“四姓女”。主人公的姑姑，嫁给的就是崔氏（清河崔氏或博陵崔氏），而他自己所娶为荥阳郑氏。也就是说，即使进了晚唐，世家门阀观念仍深入人心。除唐俗以四姓为最高贵之外，娶亲后亦可借联姻步步高升，这是踏上仕途飞黄腾达的秘密所在。
第五卷 朝中秘史：幕后遗事
韩愈在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发了后世的议论。五代十国时陶谷著有《清异录》，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
王之涣与歌妓
唐玄宗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以诗齐名，暮冬时节他们共游西域边陲。时天寒微雪，西域之景，玉树琼花，孤烟落日，美丽异常，此日傍晚，三人行至一处酒家，落脚过夜。
当时西域边陲总有诗人随军出征，酒家、客栈顺应潮流招聘了不少歌妓，增加了新项目，比如叫歌妓们在陪酒时吟唱诗人们的作品，以吸引从长安来的才子诗人们进来消费。这个酒家也不例外，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刚进去，就看到侧厢房丽影隐约。
三人在中堂坐下，呼酒点菜，随后酒保上了红泥小火炉，诗人们拥着火炉，一边喝酒，一边闲聊。高适建议大家回去后写一组西域旅行见闻的同题诗，一比高下，因为平时三个人谁都不服谁，都认为自己的诗写得最好。
说罢，高适招手叫姑娘陪酒，但被王昌龄拦住：“不忙！何必等到写出新诗再比？”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摇着脑袋吟道。
“又是《燕歌行》？”王昌龄显得很不满。
“别着急啊！你先说说怎么比试？”高适说道。
“今天我们先不叫姑娘陪酒，而是看看她们吟唱的诗歌中有没有我们的作品；有的话，看谁的作品最多，以此决定输赢！”王昌龄一回头，“你觉得如何？”他在问著名酒鬼王之涣。
王之涣举杯说：“随便随便，能不能再要点酒？”
日暮时分，酒家中堂之上，除了三个诗人外，又陆续进来一些打尖住店的客商和军人，于是这所地处边陲的小酒家很快就热闹起来。不一会儿，便有人吆喝着姑娘们出来助兴了。三个人相视一笑，转至侧厢房，悄悄地观看中堂里的情况。
音乐声起，姑娘们陆续挑帘而出。
虽已是冬天，但她们穿着暴露，丰胸微颤，眼神顾盼，很是妖娆，比长安平康坊的歌妓一点也不差，其中两个似乎还带有西域血统，高鼻深目，皮肤甚白。
最前面的一名歌妓，随舞而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窃笑道：“哈，我的《芙蓉楼送辛渐》！”随即在墙壁上写上：一绝句。
随后，又转出一歌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高适看了看一旁半迷糊状态的王之涣：“唱的是我的《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也在墙上了写下：一绝句。
第三个歌妓出场了，音乐声刚起，王昌龄就说道：“估计还是我的。”
果不其然，只见那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的《长信怨》。他开怀地写上：二绝句。
这时，王昌龄和高适把目光对准王之涣，后者此刻正拥着火炉，但酒已醒了一半。高适打趣道：“下一个歌妓马上就出来开唱了，你别太紧张啊。”
“唱你们诗歌的那几个姑娘，姿色、气质都甚为一般，所唱也不过是下里巴人之词，不是阳春白雪之曲，我的诗歌，俗人哪敢接近！”王之涣凝望中堂，起身指着诸歌妓中姿色、气质最佳者说，“若此女所唱不是我的诗，我终身再不与你二人争先！若是我的诗，你二人应在我面前拜倒，以我为师！”
不等王昌龄和高适说话，那最漂亮的歌妓已转至堂中，起舞弄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王之涣骄傲的神情。在三人的笑声中，这边陲小酒家有了一种独具大唐风韵的光彩与生气。
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以诗齐名。尝游西陲，时天寒微雪，三子共诣旗亭小饮，有乐妓十数人会宴。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三人因避席隈映，拥炉以观焉。俄而一妓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妓唱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又一妓唱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笑而引手画壁曰：“二绝句。”之涣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中色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倘是我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须臾，妓踏舞歌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即揶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妓诣问，语其事，乃竞拜乞就筵席。三人从之，饮醉竟日。（《集异记》）
旗亭画壁的三诗人中，高适的仕途最为亨通，官至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是唐朝所有诗人中官位最高的。王昌龄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中博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开元末返长安，改授江宁丞。被谤谪龙标尉。王之涣呢，性格放荡不羁，除了写诗外，最喜击剑、喝酒，有豪侠之气，但是，一生不得志，他曾长时间闲居在家，或旅行访友。这样看来，也许王之涣才是三人中最为纯粹的诗人。
作为旗亭画壁的优胜者，王之涣作品不少，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关于他的诗歌，有人认为散失于“安史之乱”；有人认为，是他为了追求身后的不朽而做出了一个冒险的举动：把自己诗歌中最佳者，挑选出来六七首，然后将其他诗歌一举焚毁。作家格非在《凉州词》中曾作大胆推测，虽为小说之言，但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三人中性格上最像诗人的是王之涣，而作品最好的其实还是王昌龄。很多人说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唐诗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实在是夸大了，该诗其实并不如同题材的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从军行》组诗一共七首，摘录其中三首：“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王昌龄作为三人中诗作的最佳者，结局最惨：“安史之乱”中流离失所，遭横祸被杀。
韩愈死亡的秘密
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吏部侍郎韩愈，病倒在长安靖安里府邸。
秋九月，韩愈病情趋重，因病退职。十一月的一天，韩愈正昏卧床上，恍惚中见一人，身高丈余，披金甲持长剑，腰佩弓箭，仪貌威然，立于床前，凝视着韩愈，良久开口道：“天帝命我与君商量一件事。”
韩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见大王。”
那人说：“威粹骨蕝国，与韩氏世代为仇敌，今欲讨伐该国，而力不足，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韩愈支撑着身子，说：“我愿跟随大王征讨威粹骨蕝国。”
那人点点头，忽地便消失不见了。韩愈凝神，感到是一场梦，又如幻觉，凭着记忆，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写下来。反复揣摩，而不能解其意。到了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韩愈死去。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志》）
威粹骨蕝国？
我们不知道这个王国在哪里，也许在韩愈的梦里。不过，他一生的梦，应该是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不说政治上的藩镇割据，单从思想上来看，便呈现出一种佛家思想盛兴，儒学衰退的现状。韩愈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倡导自由的秦汉散文，反对格律的六朝骈文；在思想上，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激烈地反对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师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韩愈一直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对韩愈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一年，凤翔法门寺举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这种盛事每三十年一次。宪宗在这一年下诏，请佛骨入皇宫供奉，为此派人去凤翔迎接佛骨，并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的仪式。
韩愈坚决表示反对，并向皇帝递交了《论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也就是说，若佛灵降罪，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韩愈态度坚决如此。
这让皇帝愤怒，欲杀韩愈，群臣求情，韩愈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遥遥，至蓝关，诗人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后人可能远远低估了韩愈当时的孤独感。
中唐时，儒学的处境比我们想象得要糟糕得多。当我们对魏晋时儒学的第一次崩溃念念不忘时，却忽略了它在中唐于佛教压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笔记《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往事，说韩愈晚年登华山绝顶，险途难返，发狂而痛哭。这何止是为前路？当如魏晋之阮籍，遇穷途而落泪，哭的是一种大的人生。韩愈华山之哭，更包含着对本土传统思想在中唐时遭包括佛教在内的各方面挑战的揪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的心灵格局的确发生了大变化。
为期八年的动乱涤荡了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内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高层士大夫那里，内心开始被进入全盛期的禅宗所侵染；中下层官员那里，价值观也已发生变迁，“义”开始大于“忠”。关于这一点，《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可佐证。
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听后，揭庭砖猛击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
御史沮丧，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己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藏身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罪行，但却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以上观念在“安史之乱”前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大动荡后，“忠”的对象（唐朝廷）已难以承载“忠”的意义，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朝廷的暧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调为江西高安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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