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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功你可以复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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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也让我心态变得很好。现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什么
苦我都吃过，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归根到底，人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也没有什么不
能失去的。
2005年底至 2006年初，是我在盛大，甚至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盛大处
于极其低迷的状态。这时候，几乎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会离开。因为职业经理人自然该“人
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公司走下坡的时候唐骏还不走，别人会怀疑你是不是没地方去，
只能窝在盛大？我当时想，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坚持，一定要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争口气。
那时候我没走，不单是一个职业选择，还是一桩有寄托的事情。那时，我第一次在心
底明确了：
我的追求是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标杆，职业经理人就是我的事业。为了这样的追求和
事业，受苦亦是享乐。
捡碎砖石的最佳地点在京杭大运河，可去运河的那条路也是去我学校的必经之道。每
天都会遇上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去上学的同学，推着翻斗车灰头土脸的我简直无地自容。别
人总是在指指点点，“哎，那不是唐骏吗？”还有更甚者，一路跟在我身后不怀好意地高喊：
“唐骏，加油！”而最难堪的时刻，则是撞上我对之暗生情愫的那个女孩子。她是我的同班
同学，也是学校里的运动员，皮肤白白的，在那时的我眼中，她简直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一
般可爱。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就是无法忍受被她撞见我干苦力的模样。在那一瞬间，
一切美好幻想都破灭了，人生就像我拉着的那车碎砖石，丑陋、冰冷，而且毫无意义。
忍无可忍的我，向父母提出去别的地方捡石头。他们同意了。可那也导致工作效率的
直线下降，在别的地方辛苦找寻一天，往往连三分之一车也装不满。眼见规定的日期一天
天临近，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回到大运河边去。
为了结束这样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了抗议：“我不要房子了”，“我长大不娶媳妇”，
诸如此类。当种种借口都明显不起效果之后，我干脆假装生病，卧床不起。那天，我看见
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就推着我的翻斗车出去捡砖头了。过了很久她才回来，乌黑的头发
上弄了一层白灰，面容疲惫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帮我掖了掖被子。那一夜，我
没有睡着。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一年之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分派给我的活儿稍稍少了些。我也因此有机会偶
尔去学校上课。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要把尽量多的余钱都用在盖房工程上。
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新衣，是父亲工厂里发给他的一件蓝色翻领工作服。房子竣
工后，也许是作为一种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我对它异常珍惜，从初三穿到高二
（我读书时高中是两年制），到北京去上大学时还带着它。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是磨炼，更是苦难。那时我正处于情窦初开、视面子为
世间第一要务的年纪，却被迫每天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我刚刚成长起来的自尊心
受到了重创。
感悟之三：战略现实、战术浪漫
我对自己如今性格的评价是：战略的现实主义者，战术的浪漫主义者。我看问题通常
以三年为周期，这三年中的战略目标我非常清楚。制定了目标后，就用各种浪漫的方法来
实现。我反对实现方法的庸俗，在我看来那就是战术上的低级。我要让实现目标的每个过
程都很享受。
很多人好奇于我的思路。对于这个问题，我年轻时就想得很清楚了。当时父母为了一
个遥远的目标，让整个家庭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换了我在那个年代做同样的事，我绝对
不会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其实这也是很多公司和职场人的通病：战略上理想化、浪漫化，而战术上很苦、很累。
其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所以，
我现在作任何计划，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从来不超过三年。人生是一段充满变数的
旅途，现在就跟自己说很久之后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
我推着翻斗车往来于大运河岸的那一年，是 1975年，中国正处在旧时代未去、新时代
将临的前夜。那一年，日后将成为我生命中贵人的几位人士，比尔·盖茨 20岁，史蒂夫·鲍
尔默 19岁，陈发树 15岁，陈天桥 2岁。那时盖茨和鲍尔默正在哈佛念大学，是桥牌桌上
的好友。盖茨已经和他的中学同学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小公司，就在这一
年，他终于决定从哈佛退学开始全力创业。鲍尔默则孜孜不倦于他的几个初期管理角色—
哈佛橄榄球队经理，《红色哈佛报》编辑，以男生为会员的“狐狸俱乐部”的组织人。生于闽
南茶叶之乡安溪的陈发树，那时刚初中毕业，在他生活的村子里有一口大家赖以饮水的古
井，多年后他告诉我这是他把新华都集团的 Logo设计成“井”字的原因。而陈天桥，此刻在
浙江一个小山村里应该正蹒跚学步，谁也没看出来这个小男孩日后会一度登临中国富豪榜
的榜首。
不过，就此时而言，无论对于身处的历史时代，还是上述人物，我均一无所知。每日
我面对大运河缓缓流淌的河水，只觉眼前风景无限萧瑟。
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1）
快乐童年的结束：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
我出生时之名并不是骏马的骏，而是竞赛的竞。说来有趣，父亲是根据他的工作经历
给我们兄弟起名字的。我哥哥叫唐政，是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政，从一个普
通工人变成厂里的团委宣传干部。我叫唐竞，则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
公室当主任。到了我弟弟出生时，因为前面已接连两个男孩，母亲特别希望能有个女孩，
结果却又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
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后来就慢慢沿用了下来。等到我上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需
要换户口本时，也就正式改为我现在的名字—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本该5 点就下班，但却每每到晚上9 点才回
来。这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加班的缘故，每多做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父母不
在家，家务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弟弟出生时我8 岁，我给他洗了3 年尿布。等父母
回到家时，我们3 个小孩子往往已经睡着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勤劳，也很会持家的人。加完班回家后，她还要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
通常是一盘青菜，母亲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热一下就吃。母亲
十天半个月才会买一次肉，烧好了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吃起来有点肉味。这样的
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在
我眼中，这两道菜实在美味，总觉得没吃过瘾。后来在微软时，所有熟悉我的员工都知道
我这个爱好。
家境的确艰辛，但我的童年记忆倒也不乏亮色。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小学阶段。从一年
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我家所住的弄堂，
我从周围人的眼睛里经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爱的神情。邻居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巧巧
头”，常州话意即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在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的高潮期，
经常有各种群众集会，批“四旧”啊，抓革命促生产啊，学习毛著啊，无不声势浩大、群情
激昂。有一次区里的几所小学集中开会，场地借的是某工厂的食堂，大家带个小凳子浩浩
荡荡地去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里坐得满满当当。为了体现“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
我居然也被选为发言代表之一。轮到我发言了，我个子太矮，垫了个垫子也爬不上主席台，
最后被别人抱了上去。那时候认得的字还很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一句句背下来的。
我依着记忆讲得头头是道，中间还不忘做了些手势。
即使在弄堂里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东郊公园，虽
然离我们住的弄堂远了点，但因为公园里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们经常一放学
就往那里跑。那时候公园一张门票要两分钱，我们没钱，就沿着公园河边的栏杆走，总能
找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的空间。通常捉迷藏游戏
的规则是一个人抓很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于是提出新的玩法。比如把小伙伴抽签分
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我喜欢在游戏中加入竞争机制，有了竞
争，游戏就变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跟我一起玩。
无论是鹦鹉学舌的演讲，还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及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感觉，
在这些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却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也许是
因为之后所吃的苦头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时的每天都是很快乐的。
但我的黄金时代在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
长，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该一路直升。我就读的中学是常州市第七中学，还没有正式开
学，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师找去学校谈话。我以为老师是要给我布置新学期班长的工作职责，
但事实却和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那天，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空荡荡的。她客客气气
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想我的脸瞬间就
涨红了，不知何时竟站了起来，几乎是用一种气急败坏的口吻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那一天，去学校的途中，我脑子里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的场景，耳中只感觉蝉蛙的
和声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乐。归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这夏去秋来时节的蝉鸣蛙
噪，竟何等让人心烦意乱。
老师的解释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在将来的社会中能上能下，按当时的时髦说法
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被“暗算”的原因：
我的班主任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兼团委书记。我哥哥那时读高一，和
我在同一所中学，他也是班长，并且颇受他的班主任喜爱。偏偏这位团委书记和我哥哥的
班主任关系不佳。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导致我的班主任用这种“特殊照顾”的方式对待我。
这颇有点像现代公司里的人事斗争。第一次在“办公室政治”的暗战中受到如此打压，
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功课不好好学了，上课时也开始和同桌讲话。过去我是监督别人不许
上课讲话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很多年后，我回常州七中参加同学聚会，又见
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谈及往事，她告诉我说，那时她是第一年做班主任，据她的观察，
觉得我这个人肯定不好管，所以想找个比较听话的人做班长。这倒也是事实。不过无论原
因究竟如何，当时的我甚至已对上学本身失去了兴趣。
当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不要哥哥和我去上学时，我竟莫名地感到一种解脱的快意。
哥哥向父亲提出，他宁可苦点累点也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父亲
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
我摇头。
推着小翻斗车捡砖头的那一年，我从没踏入过校门半步。此后直到我家的新房竣工，
我也极少在学校露面。有一次，老师来家里通知我父母，一定要我去学校参加考试，考多
少分无所谓，但倘若不参加就要开除。我去了，数理化各考了十几分。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一：我和我在微软的第一个老板之间的博弈
多年以后我又遇到类似的事。我加入微软 8个月后，因为发明了 Windows多语言版本
的引擎模式，很快被提拔为部门经理。我领导一个 20人左右的团队，将我的引擎开发模式
负责推广到微软总部整个 Windows NT开发部门近 2000名软件工程师的编程工作中去。我
和我的团队工作十分努力，成绩也有目共睹。
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2）
谁知，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我加入微软后的第一个老板戴维·麦克布莱德先生，却
给我下了个“绊马索”。他刚加盟微软时的一位直接上司，此时在另一个部门工作，职权已
不如麦克布莱德先生。于是这个上司找到麦克布莱德，说想换一个轻松的岗位。麦克布莱
德先生就硬把这个上司塞进我这个团队，并让他做一把手。他的理由是我的部门太重要了，
要安置个有经验的人协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工作做得好
好的，却偏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掣肘。但此时的我毕竟已不是刚上初中的那个小孩子，我已
经成熟了。身处微软的“政治旋涡”中，我明白，如果还像年少时那样放弃自己，断断不会
有好结果。
就算某些人、某些事会给我的职业发展带来暂时的影响，我相信自己只要继续努力，
就一定会成功。
调整心态之后，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终于在后来又得到了被提拔的机会。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二：我和陈永正无法切蛋糕，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微软设置的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双重架构，多年来一直是导致微软中国公司
纷争不止的最大因素。我就任中国区总裁时，和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之间的权力之争，即
使在外人看来也非常明显。我屡次向总部反映，希望能取消双重架构，但微软总部却固执
地认为，架构没有问题，只要换人就能解决一切。
2003年 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黄存义被调离岗位，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
正空降微软，成为大中华区总裁。到了 10月，陈永正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管理职责，把市
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我很理解陈的做法，他是一个想做实
事也能做实事的人，不过从个人来讲，我必须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未来。
尽管史蒂夫·鲍尔默向我承诺，我可以在总部挑选任何一个让我满意的岗位，尽管我对
工作 10年的微软依然一往情深，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我希望留在中国，我需要和我的客户、
我的合作伙伴在一起，这样的工作才能让我兴奋。
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不能继续追求挑战和激情，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2004年 2月，我以“微软中国区终身名誉总裁”的身份从微软“光荣退休”，成为盛大公
司总裁，并于当年4 月成功率盛大赴纳斯达克上市，开始了我职业道路上新的一段激情之
旅。
13岁的公关高手，终生不抽烟的原因
一年过去，我终于捡完了那 500车的石块。接下来的任务，是和哥哥一起用板车去将
各种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上。哥哥比我个子高、力气大，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盖房子需要大量的黄沙，那时候的价格是4 块钱一吨。买黄沙颇有讲究，因为这一吨
是按十板车计算的。装运时，到底是平平的一车，还是堆得高高的一车，实际分量大为不
同。卖黄沙的地方有两个人，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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