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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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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石头神化的人并不使那些在爱中看到一切事物的原则、来源和根本的人们成为英雄，而是使那些在生活中体现仇恨原理的人成为英雄，这些人不是使徒，不是先知者，而是汉尼拨，像小孩子一样对罗马发出永恒仇恨的誓言，……在崇拜自明，询问现实以求真理的理性看来，先知者和使徒们之对爱的宣扬都只是一神幼稚行为，一种令人厌恶的感情用事，而这是会为历史事件消除得无影无踪的。（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前褐，页60）
鲁迅曾明确表示看不起舍斯托夫的见解又有什么奇怪？舍斯托夫否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正义”法则，鲁迅则以为，是人就得被迫承认铁血法则。①鲁迅精神的伟大在于：他敢于承认恶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绝对力量，中国知识人中那么多与鲁迅心心相印的人是否想过；究竟是在什么情怀上心心相印？自己是不是甘心情愿把鲁迅的阴冷理知变成自己的相信？
①参舍斯托大；《莎士比亚及其批评家布拉德雷》，鲁迅：《且介亭杂文？以眼还眼》。
这就是曹雪芹的新人后传：由于给无情的世界“补情”根本不可能，这个世界只会把一切祈求和爱的意愿判为妄念，心灵就理应变成石头。关于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的真理，只能得自于现实的恶，它迫使人们放弃神圣的信仰，这种信仰在索妮亚看来，乃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靠，无条件信赖上帝的救恩和受苦的爱。当然，在鲁迅那里，传承的石头发生了巨变，它不再在无情的世界中闲逸逍遥、适性得意，而是成为恶的世界中的一块石头。逍遥精神在此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继承和发展：承认无情和石头的绝对力量。
据说鲁迅的思想特色是“杂”，在我看其实是“阴冷”。这阴冷从大荒山、无稽崖创造性地转化而来，成了西化式逍遥（现代虚无主义）的同路人。传承魏晋人的狷狂不算什么，强化曹雪芹的无情石头也算不上什么，真正了不起的是：鲁迅成了陀思妥耶大斯基笔下那些心灵里有“可怕的东西”的斗士。在鲁迅心灵深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向受难的“下跪”（还有斯？特罗菲莫维奇的“下跪”）都是一种屈辱，他会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韦尔霍文斯基的话：“然而现在却必需有一代或两代腐化堕落的人；需要那种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这就是现在所需要的！此外还需要一点‘鲜血’，以便使我们渐渐习惯。您笑什么？”（《群魔》，页538）鲁迅不就宣称过“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华盖集？杂感》）？后来的加缪担当荒诞的欢乐，萨特提出虚无主义责任论（现代式逍遥），鲁迅堪称已着先声，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野草》当然可以算作存在主义，但那是施蒂纳、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而不是基尔克果、舍斯托夫、马丁、布伯、马塞尔、乌纳穆诺的存在主义。如若不信，请听从“淡淡的血痕”中发出的誓言：“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己死，方生，将来和未生。……他将要起来使人类复苏，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上的良民们”（《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鲁迅也许没有达到伊凡和伊鲍里特的深刻和真诚，尽管他们都揭露世界、历史和价值形态的假相。鲁迅的揭露并非基于小孩无法补偿的眼泪，因为这眼泪的无辜基于上帝的神圣正义，在鲁迅信奉的自然生命力中，眼泪的无辜并没有真实的历史分量，新生的自然生命力才有。鲁迅的心灵从来不曾被纠缠伊凡和伊鲍里特的问题（没有上帝，现世恶的事实该怎么承受）纠缠过。鲁迅实际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罗金、韦尔霍文斯基甚至斯切潘诺维奇，“他吸取别人的思想，把这种思想的对立面也加诸于它，于是双关语就出来了。罪行是存在的，罪行是没有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正人君子是没有的；无神论，达尔文主义，莫斯科的钟声……”（《群魔》，页633）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有如此预见力？他不仅预先塑造了尼采、卜夫卡，也塑造了鲁迅。鲁迅站在沙托夫的对立面，他必然也会看不起卡夫卡的怯弱。卡夫卡是从梅思金、沙托夫变来的，他的绝望，他的死亡，甚至他的绝望中的希望，在鲁迅看来，都是一座座埋葬生物性生命的坟墓。
九
并非每一从前的思想都值得以后的人们跟随着去思想。判定一种思想是否值得再去思想，涉及到思想的起点，这对思想的事情来说相当重要。鲁迅是有思想的，那么，他的思想是否值得追思呢？当鲁迅说，他要“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两地书？九五》》时，他的思想是否就因此而有意义，深度和分量、甚至让人感恩戴德呢？人们考虑过，这涌出的血究竟是什么颜色玛？只要是血，便可以传输？
鲁迅曾想为中国的未来献身，就像曹雪芹曾想为世界补情，既没有哄骗后人，也没有哄骗自己。鲁迅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与卡夫卡的绝望、以及卡夫卡始终不敢言说希望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序》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语，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晴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在“五四”启蒙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声调相当独特：激越中有悲戚、希望中有绝望、热情中有冷峻。鲁迅因此而超逾了时代地深刻，有后现代后启蒙的风范。然而，鲁迅能看到即便未来的光明中也会有黑暗，是后启蒙的深刻、抑或曹雪芹新人式的绝望？庄子精神与进化论的揉合是鲁迅思想的基点，对于启蒙理念，鲁迅根本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鲁迅并非根本不想唤醒民众，而是知道民众根本无法唤醒。以为启蒙本身对于人类生活终归是一场灾祸，与认为启蒙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两码事。鲁迅对启蒙的绝望怎么就后现代地深刻了？
以为凡高等动物，都从幼到壮到老到死地过去，希望在将来，老的、旧的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无异于说“希望”原则是生物性原则。希望的根据基于自然生命法则，生命的自然代谢就是历史的价值尺度。恰是启蒙诉求的价值依据。希望的意义就在生命的自然更进，这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思想？难怪鲁迅笑嘲启蒙同仁说：“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不过是于黑暗捣乱。……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两地书》）。由于生命的伸展场所——历史是恶的，生命的希望就必然与恶相关联，但看透了恶有最后的力量的冷眼知道启蒙最终不可能，反抗恶就不过是“玩玩”。鲁迅自己承认中过庄周和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倒不是说着“玩玩”。
怎么能这样理解鲁迅？鲁迅蕴含着光明希望的反抗并非真的只是“玩玩”，只是一种“空洞”的希望。不能把鲁迅随便说说的话当真，应该看到鲁迅的真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肩起黑暗的闸门，真的希望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听未经生活过的”（《呐喊，故乡》）生活。十年苦闷、彷徨也没有能吞噬鲁迅对希望的信念，他坚毅、勇敢、不畏强权、令人感动地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鲁迅一生践行了他的无路可走也要走的原则：“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墨翟光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是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二便是‘途穷’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
在十年彷徨和苦闷中，觉醒的冷眼看透一切，绝对不会轻信任何一种未来的许诺。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又要坚定地侈谈希望？如果鲁迅关于希望的表白与众不同地深刻，乃因为其中有地道的绝望、他的希望究竟何所指呢？是不是清醒的冷眼早己看到，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成为旧的生命，因而自己不乐意去？是不是“觉醒”的他清楚地懂得，生命永恒循环实际意味着生命本身无聊得很？如果鲁迅真的意识到生命的自然更迭就是无聊，又何以可能谈论新生命的希望？
不能说鲁迅没有资格来淡论希望，尽管他的希望以生命的自然更迭为根据因而终归无聊得令人绝望，但他“肩起了黑暗的闸门”，人们就得倾听并称项混乱、贫乏、苍白的思想，这是一种交换的代价。
鲁迅如何肩起黑暗的闸门？
中国的恕道讲不报复，以德报怨、宽容，结果是纵容恶人，使恶人得救，又来作恶。要反抗恶就得变成恶，而且恶得彻底，这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
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除非像道家、佛家那样让生命退出历史时间，生命不可能不沾恶。任何一种严肃的思想、一种真正的哲学，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恶。所谓“黑暗”就是现世中的恶，鲁迅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是否意味着成为恶的思想，而非认真思考克制恶？一直传说鲁迅那里有一种哲学，为什么后来的知识人要自己哄自己？
据鲁迅说，宽恕、柔顺、谦逊都不过是杀人者要人不得还手，因此，他教诲人刻毒：“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故事新编·铸剑》）人们解释说，鲁迅不想“放鬼债”，都是针对生活中的敌人，针对敌人总没有错。鲁迅精神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政治的事情就得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找们的朋友”：“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明友了”（《商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既然如此，人们称颂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思想富有政治性、战斗性就变得伟大了？政治性的思想难道就非得如此恶？传统的吃人以礼教为口实，如今，为了未来的幸福和光明地作人，也得吃人。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这是否就是“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实际含义？
“肩起黑暗的闸门”毋宁说是鲁迅对自己黑暗的心的一种文人化描述。思想史家们纷纷说，这颗心灵全然是为了中国人的未来才黑暗的，为了中国未来的光明而牺牲了自己。人们只能斥责这闸门太黑暗、太沉重。鲁迅的心变黑是一种光荣栖牲。他敢怒、敢骂、敢笑，在黑暗的中国，又有几个人这样敢于？正因为鲁迅如此英勇，他的精神才堪称伟大。何况鲁迅自己为此极度苦闷、悲哀：“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题记》）。鲁迅精神的伟大，也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懂得所有的良善都是虚假，而他自己为了肩起黑暗的闸门，灵魂越来越阴毒：“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鲁迅书信集》，上册，页61）。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鲁迅不去作把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斗争？如果鲁迅真的作过出人意料的努力，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不能？
一种思想晓得并公开承认了自己“无聊”、“阴毒”，并不因此就值得称颂。至于“勇气”，也不是某种精神或思想堪称了不起的基本标志。再说，肩起黑暗的闸门必然导致心灵的黑暗？肩起黑暗的闸门，就是承负恶：曹雪芹的新人已经懂得，现世恶更多是日常性的。认真来讲，每一良善、敏感的心灵在生活中都得肩起黑暗的闸门。如果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心灵本身不是黑暗的，如果这心灵对恶有尖锐的敏感，肩起黑暗的闸门就不会成为闸门本身（陀思妥耶大斯基和卡夫卡就是例证。肩起黑暗的闸门导致心灵的黑暗这一结果，已经包含在其前提之中：黑暗的闸门是由一颗黑暗的心肩负起来的。鲁迅自己承认，“为了我背负的鬼魂我常感到极深的悲哀。我摔不掉他们。我常感受到一股压迫着我的沉重力量”（《坟？写在后面》）鲁迅在谈及蕴含希望的反抗时的“玩玩”云云，绝非“玩玩”，他是当真的。所谓“玩玩”出于无可奈何，“玩玩”者虽然在为未来的光明献身，作把自己的血涌出来饲别人，却由于自己的心灵的“黑暗”，血成了阴毒。鲁迅的自知是真的，因自己饲人的血带有阴毒而对自己绝望。
如何与自己的绝望搏斗？除了通过小说叙事描绘鬼魂的自我，就是对世态热讽和冷嘲。无论哪种方式，都是鲁迅自称的无赖手段。鲁迅精神的个人品质可能是苦楚，因意识到自己心灵的“阴毒”而苦楚，狷狂和冷嘲是苦楚灵魂的鸦片。鲁迅说要救人，也许要救的是自己灵魂的阴冷、可是，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鲁迅找不到别的东西来滋养灵魂。
为什么找不到？因为世态的炎凉、历史的冷酷？现实的法则就是心灵的法则？心灵没有自在自为的力量？雨果、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体味过世态的炎凉和历史的冷酷？他们靠什么承负现世恶？找不到更好的东西来滋养灵魂，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灵魂根本不愿意去寻找？
传说鲁迅灵魂中的阴毒有其私人原因。鲁迅小时候活得像王子，家世变故，就被人看成了叫花子，从此开始”恨这个社会”：“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理解鲁迅的人说，鲁迅的精神因此而“早熟”。然而，一个人的精神只能如此“早熟”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早熟”为什么就不是这样？难道中国人必须如此“早熟”？曹雪芹大概也经历过从王子到叫花子的变故，为什么他不是如此“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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