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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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态度依凭生命的各种感官、本能和情感诗化人生，使世界转换成形式图画，灵魂由此得到恬然逸乐的安宁，在超然之中享受生命的全部激情，无需担心因卷入激情造成的毁灭。救赎的态度坦然承受此世的苦楚、不幸乃至屈辱，因为，上帝的救恩使人分享神的生命，把人的欠然生命救护到神性的生命境界，感领到救赎之爱。上帝的自我牺牲成全的救赎之爱，使得对一切由偶在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的承受成为出自爱的承担。救赎之路肯定的不是自然生命及其种种生命的欠然，而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的不可思议的神恩和爱中的欠然生命。诗并非必然是审美信念的代言人，也可以是月，历史地曾经是救赎信念的衣达。在救赎的形式中，诗不是欠然生命本身的颂扬，而是祈告神恩和至爱的呢喃。把诗说成原初地就是精神的审美力一式，堪称现代审美主义的谣言。毋宁说，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冲突原初地展现在诗的言说中。审美诗人攻击救赎诗人扼杀了诗，并非现代才有的事。
审美诗人恐惧的并不是诗，而是本然生命本身遭到扼杀。在他们心目中，诗就是欠然生命的自我救护和辩护，只有诗能扶持、颂扬、守护本然生命。他们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存在的真实意义在于欠然生命的得救，而不是个体感性的生命欠然，救赎的神恩和神性的至爱才能扶持欠然的生命。归根到底，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差异，足自然生命的赞歌与神恩生命的福音的精神差异，超脱怡乐与承受不幸的精神差异，遁离抑或分担人类苦楚的精神差异……。
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差异原初地隐含在诗的精神方式之中，历史地展现在文化精神的形态之中、中国传统精神肯定审美的方式，因而有大量个人感时抒怀的诗歌和“诗学”作品（诗论、诗话，诗品）。西方传统精神肯定救赎的方式，个体抒情诗远不如中国，神人共演的戏剧多于人问正剧。尽管如此，审美与救赎的冲突，本质上是精神的原始冲突、两种诗的精神之间的冲突，而非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冲突。
自从审美主义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崛起，精神冲突的原初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西方传统精神中，审美的地位较低（柏拉图、奥古斯丁、黑格尔、基尔克果），超验的神性高高在上。西方的审美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运动中才得以恢复名誉，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费希特、黑格尔到谢林）则发生在从信仰上帝过渡到不信仰上帝的时期”。⑦康德提出的审美方式经席勒推演，播下了审美主义的种子。随后的早期浪漫派哲学在启蒙精神对神性传统的巨大冲击下，走向了这条由康德和哈曼提出、席勒呼吁的审美之路。但在审美抑或救赎的抉择面前，早期浪漫派哲学仍然回到神启的世界（谢林、荷尔德林、小施勒格尔、诺瓦利斯）。经过晚期浪漫派，尼采才毅然举起审美主义大旗。启蒙理性摧毁了神性的根基，审美主义才会出场，审美理性
①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意义》，参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杜1984年版，第46页。
是启蒙理性的结果。席勒和尼采都相信诗具有解救作用，根本性的生命悖论可以靠诗来和解。但席勒与尼采毕竟不同，对席勒来说，审美还是人趋于道德的中间状态，审美状态不过是人走向自由王国的自我教育阶段。在尼采那里，审美状态就是终极状态。
自此以后，审美精神开始了独占诗的历史行动。狄尔泰还小心翼翼把诗（审美）、哲学、宗教摆在平等的位置，在海德格尔，诗干脆成了思的源头。诗中的诸神成为填补价值空虚的基石。恰恰在这一历史时刻，为民族精神辩护的中国审美主义出场了。
阿多尔诺看到，现代抒情诗发达，乃是由于神恩已不能安慰人，个人不得不自己唱歌安慰自己。现代诗歌对新形式的拼命追求，表达的恰是个体生命失去神恩的搀扶后无所依恃的不安，企求以形式来代替可以生命所需要的实质价值。上帝的超验世界消失以后，便剩下有限生命的绝对性，“此”在被推到首位。既然唯有生命欠然本身值得肯定，在审美的光照下，生命欠然及其连带的邪恶、纵情、浑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晴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邪恶和无耻理直气壮徜徉于世。“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审美的水平上了——就是美，即便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①从处于现代困境和中西冲突中的汉语思想的立场来看，这些现代的两方思想家对审美主义的反思意味着什么呢？白王国维以来，为民族精神辩护的汉语思想坚定无疑地把审美精神视为民族精神的伟大品质，中西方精神的冲突就和解了吗？中国精神因此
①荣格：《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见《荣格选集》，1971年版，卷6，第l40页。
拯救与逍遏
而比西方精神高超吗？西方审美屯义把诗说成人解救自己的唯一形式，无异说审美是生命意义的最高形式。然而，在西方现代思想中，救赎精神并没有放弃自己对诗的精神方式的拥有权；在诗的精神方式中，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冲突依然存在。如果汉语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历史关头不是果敢进入审美与救赎的原初冲突，而是图方便地祭起审美的高超来域击西方精神的人侵，并为在现代西方的审美风度中找到佐证沽沽自喜，汉语思想能得到精神的磨励、有能力承担世界性的价值崩溃的历史厄运吗了在绝对的价值虚无中，西方思想中的审美主义竭力要独占诗的精神方式，从审美的高超来超越西方精神的汉语思想又如何来面对普遍的价值虚无主义呢？再说，西方现代的审美主义仍然关注救赎，如理查德兹所说：只有诗可以救助破碎的人生。西方现代审美主义与中国传统超脱精神并非一码事。西方审美主义是在神性精神传统的背景上分裂出来的，尽管离开了超越的神恩，仍然与超然的上帝有一种紧张关系。中国的超脱精神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与之对立的神性世界，汉语思想的现代使命难道不应该首先是与神性拯救的西方精神相遇？
即将展开的这场精神冲突的对话在救赎与超脱、拯救与逍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之间展开。之所以在中西方精神历史上的诗的言说中开展对话，仅仅因为诗作为原初的精神方式原初地隐含着审美与救赎的冲突，与什么诗学、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不相干。哲学对诗的沉思是精神的原始行动（孔子删诗、柏拉图取代诗人），如今这一行动历史地成为对真实意义的价值现象学追问，以便为克制虚无主义作好精神准备。
审美是不完善的生活在完整和谐的形式中的自救，救赎是至爱神恩临在于人生的不完善。现代中西诗人对自己所属的精神传统的怀疑是对人类的价值意义本身的怀疑。中国精神与西方精神的历史相逢，不可避免一场追问真实价值的精神冲突。结果如何？通过精神冲突就可以获得真实的价值？也许精神冲突也是死路一条？这些问题目前无法回答。
绪论　诗人自杀的意义
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驶。
——卡夫卡
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
一
加缪令人惊异的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一开首就说：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可否自杀。断定了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如果这一论断就某一类型的哲学来说正当而且真实，诗人自杀就应该是这个严峻的哲学问题中最为严峻的部分。
一般人的自杀是向暖昧的世界无意义性边界发起的最后冲击。既然生没有意义，主动选择死就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毕竟维护了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诗人的自杀却不是这样，而是对这种最后冲击的否定。诗人的自杀逼迫人们想到，最后冲击所必得拥有的价值信念是否真实，其至迫使人们考虑：人是否应该拥有某种信念。通常的自杀（当然不是指那些因世俗事务的偶然脱节引起的自杀）依据这样的信念：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诗人的自杀不依据这样的信念，否则诗人就不会自杀。诗人的自杀与其说是依据信念所发起的最后冲击，不如说足对信念的彻底绝望发出的“求援呼吁”。
我在《诗化哲学》中说过，诗人自杀是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之所以是内在的，就因为它发生在人的信念内部。一般的自杀是对暖昧的世界感到绝望，诗人的自杀起因于对自己的信念，也就是对世界所持的态度的绝望。这一在事件表明，诗人对世界作为整体的意义已彻底丧失了忠信。19世纪以来，西方诗人生活在科学理性和技术文明的进步之中，但在他们眼里，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的世界境况那样，如此令人困惑不安。
然而，自称在拼着全部思想力量思索没有信念能否活下去的加缪，竟然把这一问题撇在一边，对诗人的自杀事件只字不提。为什么加缪看不到诗人的自杀，因为一时的思想疏忽？加缪的荒诞哲学提供了答案：在荒诞的世界中，人最终能够坚持一种信念——担当荒诞。荒诞信念为加缪拒绝自杀提供了理由，当然就会无视诗人的绝望。
加缪的信念（担当荒诞）堪称一种信念吗？
不过，问题首先在于，把诗人自杀作为探究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的起点，是否有合理的根据。
其实，诗人与哲人一样，早就认识到世界的无意义性。庄子学派、斯多亚学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的诗人和哲人的信念都基于对世界无意义的认识。他们的信念不仅是对世界无意义性的一次解决，这些信念本身连同自己的根据一起又被别的信念所解决。这就是儒家新理性（理学）和基督教精神的解决。
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精神对世界无意义性的解决遭到了怀疑。莎土比亚重新确认世界的无意义，而且，看到人的信念的荒唐。对莎士比亚来说，正是由于感到自己所崇奉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的荒唐，世界的无意义性才显得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准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命中注定要倒霉，因为他站到了一个没有信念依恃的危险边缘。用歌德的话来说，谁站在这样的边缘，就得自杀或者发疯，别无出路。
歌德笔下的维特真的开枪自杀了。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与其让暧昧的世界以让人不能接受的方式赢，不如自己以绝对肯定的方式让它输。不管维特最终输还是赢，这一事件起码充分表达出歌德的如下感受：Es　ist　eine　absurde　Welt；die　nicht　weib；was　sie　will；und　die　man　rnub　redden　und　gewahren（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它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们只得让它愿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切听其自便）。
说这话的歌德本人并没有自杀，只让维特死了。诗人自己还不能接受自杀，他还有自己所坚持或正在确立的信念。诗人笔下的人物可以为了信念而死，诗人自己却生来是为信念而活的。加缪说得对，确实不曾有过为形而上学问题而死的人。
①引自伯尔内尔：《歌德小传》l983年版，第121页。
然而，为了信念而活的诗人终至于自杀了，虚无主义己侵入人诗人的骨髓，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进入了末日审判时代。
二
自杀现象是与人类的成文历史一同出现的，中西方最早的历史记叙都说到自杀的事情。看来，人一旦有了文字能力就懂得，在与世界的赌搏中，人能骄傲地证明：如果活没有意义，死总有意义。似乎这样一来，人就超出了动物的受动状态。
古罗马散文家、博物学家普里尼（Pliny）说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把“人生”拖到最后。大自然赋予人类最优厚的财富就是：“在适当的时机死”，唯有自杀能把握这样的时机。自杀的能力证明唯有人才是万能的，神想自杀却无法办到。人能自杀，是神给予人的最大恩赐。这种能力演绎成了人的意志力的最高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基里洛夫用自杀作为条件与上帝交换位置。
要是上帝存在，那末一切意志都是他的意志，我也不能违背他的意志。要是他并不存在，那末一切意志都是我的意志，我也必须表达自己的意志。……因为一切意志都成了我的意志。难道整个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人在抛弃了上帝并相信了他自己的意志以后，敢于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表达他自己的意志？……我必须开枪自杀，因为我自己的意志的最高点就是自杀。①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l983年版，第818页。
人的自决能力的极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理性的自杀”意志力所依据的信念把意志自身推到了极端。这一极端（自杀）反过来把信念推到了极端。信念成了自杀的根据和目的。信念为个体的人生提供了世界的某种意义，这些意义最终决定着人的生死存亡。信念不是抽象的，总是具体地体现为个体对世界的态度。
人类的信念不是随心所欲地拥有，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抛弃和变更的。中西方精神都有自己最基本的信念、儒家的天道信念与道家的超脱信念，注重知识理性的希腊精神和注重救赎的犹太－基督教精神，这些信念都是在中西精神史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出现的。
这个时代的新因素是，人处处都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感到自身的存在和自己能力的限度，经历过人世的恐怖和自己的困境。人为自己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因寻求解脱和赎罪而临近深渊。由于意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人为自己安排了最高的目的在自我深处和在超然存在中，人体会到自己的独立自存。①
①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同前，第39页。
汤发动革命推翻了桀的暴政，让王位给贤人卞随。卞随却说：“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谩我以其辱行，合不忍数闻也”。说完这话，卞随“自投椆水而死”。汤又让王位给贤人务光，务光道：“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庄子？让王》）。说完这话，务光也负石自沉于庐水。
对卞随和务光来说，国家、仁义、道德统统不过是形而下的东西，世界的意义基于绝对的形而上之道，接受相对意义的价值无异于侮辱绝对的价值。卞随和务光的信念已把意志力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绝对价值的无损。
索福克勒斯笔下的斯芬克斯在自己掌管的人世之谜被识破后，跳崖自杀了。世界的神秘就是斯芬克斯的信念，神秘引起的敬畏才是世界意义的保障。俄狄浦斯猜破了斯芬克斯之谜，就娶自己的母亲为妻，使得美丽慧娴的王后上吊自杀，生命世界果真在失去神秘后变得颠倒、混乱，邪恶四处乱窜。为了不再看到这个世界的邪恶本相，俄狄浦斯戳瞎自己的双眼无异于自杀。俄狄浦斯以独特的自杀方式来证明一种自醒意识：对生命意义与世界意义之间本质关联的自觉。
这种本质关联也以另一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杀人。亚当之子该隐出于嫉妒杀死自己的胞弟，鲜血在大地流淌，向上帝哭诉。该隐的故事象征人的自然本性必然陷入恶的深渊。人的双手将沾满同胞手足的鲜血，人类历史屡屡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该隐杀亚伯是因为亚伯献给上帝的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