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出书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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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亚伯献给上帝的供品与自己奉献的不同，供品是上帝要求供奉的，该隐杀人有取悦于上帝的理由。人在杀人时往往依据某种信念，这同样是人的意志力的表现。人为了某种价值信念而杀人的历史事实难道还需要来列举？2O世纪的人已经见得够多了。人在寻求世界意义的同时又在毁灭世界的意义，无论寻求还是毁灭世界的意义都与人追求生命的意义有关。
人类的文明无可否认地是伴随着自杀和杀人的历史前行的。历史理性主义以历史发展不可避免血与恶为理由（这种理由当然需要审查），把“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人间血泪”（陀思妥那夫斯基语）轻而易举一笔勾销，好像人类历史的进步将有理由以二律背反为代价。启蒙精神曾经相信，科学理性和技术文明的进步将消除，至少减少荒谬和邪恶，结果怎样？文明越发展，自杀的枪声越频繁，杀人的技巧也越精明：“有时常听见形容人‘野兽般’地残忍，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也很委屈：野兽从来不会像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①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话时，并没有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没有听说过中国历史上五马分尸的“壮举”。
无论自杀现象背后隐藏着何等复杂的动机，中西方的人间土地上血的流淌出于何种不同的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文明世界中，自杀和杀人都曾发展到根据信念理性地自杀，根据信念合理地杀人（按加缪的说法）。现代人被迫承认，人性并没有随文明的进步改善多少，人的天性中仍然有黑暗的罪恶渊薮；人们不得不怀疑，所有现存的信念——传统的也好，传统衍生的也好——是否真实、是否可靠。
①陀思妥耶大斯基：《卡拉玛佐夹兄弟》，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在这种怀疑精神中，诗人自杀了。诗人死于对信念的彻底绝望。现代诗歌、小说、绘画把人的形象描绘成奇形怪状的异物，恰是由于人无法确定自己的形象。没有信念的人没有明确的形象可言。诗人懂得，人没有信念不能存活，“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卡拉玛佐夹兄弟》。前揭，页380－381）。然而，懂得人没有信念不能存活的诗人却自杀了。
为了不致于在没有信念的时代自杀，某些诗人理直气壮地提出虚无信念。敢于荒诞和拒绝任何价值真实难道不可以成为拒绝自杀的理由？加缪拒绝理性的自杀，也唾弃合理的杀人，但人的形象并没有获得价值真实的规定，而是被看作唯一拒绝处于已然状态的动物，诗人萨特把这种逻辑推到极端：人的生存意义以虚无和由此而获得的绝对自由为根据，成为什么人由人自己的情绪来决定。
虚无信念没有挽救处于自杀绝境中的某些诗人，自杀的诗人死于信念的毁灭，相信虚无当然不是信念问题的解决。况且，要使担当荒诞成为信念，需要对虚无和恶的冷酷心智，真正的诗人难以禀有。人固然还是未完成品，还得走自己天性的路程。但是，如果没有真实价值的引导，所谓人性的完善就成了一句空话。在价值虚无的深渊中，诗人要么自杀，要么成为半人半兽。①萨特有胆量和心智成为后者，在他看来，重要的不在人成为什么，而在于成为的自由。
①参赫尔曼？黑塞：《荒原狼》，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某些诗人出于对自杀和杀人现象的不忍之心，对人类的信念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普遍的怀疑反过来逼死了这些诗人。这是现代诗人的普遍命运吗？
三
西方哲人早就关注到自杀现象与人的价值存在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自杀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国家来讲才不正当，生命的意义问题在个人那里与在共同体中是有分别的。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哲人们认为，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如同人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淤戏旦一个人觉得这场游戏过于艰难，有权利退场。所以，塞内卡赞美自杀。显然，对于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个体生命的意义问题与共同体的生活不相干。
基督教反对自杀。不过，在《圣经》中并找不到对自杀的禁止和责备，甚至找不到明确谈论自杀的事情。禁止自杀大概是后来教父们的规定，这种规定并非没有道理：既然耶稣为了爱世人而受难，自杀就是逃避承担爱的重负。上帝阻止人杀人，即使像该隐那样沾满了同胞兄弟的鲜血的人，上帝也要给他一个标记，使他在漂泊的路途免遭杀害。上帝创造了人的生命，当然不会同意人自杀。自杀者把自己的不幸视为最高的，无视上帝在为整个人类受苦，等于辜负了上帝的赎情。对于认信基督的人来说，自己的生命不在自己手里，而在上帝手中。但丁的《神曲》堪称基督教诗歌看待自杀的典范：诗人“没到时候就来到了地狱”（《地狱篇？八》）；诗人如此象征性地自杀，仅仅为了经历灵魂的炼狱，看透人灵中的邪恶，让灵魂懂得上帝救恩的原初奥秘。在炼狱中，象征性地自杀了的诗人说：“我还在今生，但我此行是为了获得来生”（《炼狱篇·八》）。
并非偶然的是，在具有清醒的现世理性的哲人那里、自杀受到称颂。休谟撰《自杀论》为自杀辩解，与犬儒哲人一样，自杀被看作对偶然世界的调侃。相反，唯意志论者倒不那么称颂自杀。叔本华深染人生的悲观情调，却认为自杀是愚蠢。他在《论自杀》中谈到，一旦生的恐惧战胜了死的恐俱，自杀就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死也相当艰难，肉体的毁灭并不容易。自杀也许是人对自然的质问：人的生存在死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在叔本华看来，这种发问太笨拙了。世界本来就没有幸福可言，一切都是无常，幸福是虑妄的梦，生活无异于带着希望去死，自杀如果是为了向人生讨寻意义，等于是误解人生的行为。
叔本华自相矛盾，他关于自杀的论述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既然生存世界没有意义可言，有什么理由嘲笑退场的人？为什么人非得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中接受虚无的支配？固然，在一个无聊的世界中，自杀只会增加无聊的数目，但这难道就成了应该接受无聊的世界法则的理由？
庄子学派十分欣赏自杀并不奇怪，他们与犬儒哲人一样有清醒的现世理性。孔子称颂“杀身成仁”也不奇怪，因为他主张仁义高于个体生命。明代哲人刘宗周不忍亡国之耻辱，绝食而死，大概是儒家君子“杀身成仁”的典范。为了道德的目的，自杀就是崇高的。“杀身成仁”不仅是君子原则，甚至也是常人的道德理想，众多女子不就是因道德性的自杀而成烈女了吗？
进入科学化时代，自杀现象成了超价值判断的“客观的”科学研究对象。不过，精神病学家把自杀归结为精神反常、归结为精神分裂的冲动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精神分裂。道德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杜尔克姆的《自杀论：社会学探讨》的基本论点是：自杀是人类的集体弊病的一种形式，反映了一般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状况。根据定量研究原则，杜尔克姆说，自杀的百分比是地区、家庭、政治、民族和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等多种社会变数的函数。研究自杀，重要的不是个体人的动机和思想，而是影响自杀的百分比发生变化的那些不同的社会环境状况。由此看来，自杀不过是个人根据社会的文化要求和价值观念作出的一种故意行为。要么因为个体疏离社会的总体规范（利己主义自杀型）；要么因为个体将自身奉献给社会集团的存在价值（利他主义自杀型）；要么因为个体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要求（脱节的自杀型）；要么因为个体无法忍受社会过多的规定和要求（宿命论自杀型）。
道德社会学的定量分析确实达到了严密的精确，随着这种实证定量分析的合理化，世界中的意义问题被排除了，对作为整体的世界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意义作出解释，不再是理智的内在需要，世界的价值虚无状态几乎被科学的方法合理化了。道德社会学只考虑社会的事实，人在这种事实中抛付的鲜血和眼泪被作为事实接受下来。
一个人已经欲死不能，就算他清楚知道自己与社会规范和文化形态的所谓“偏离关系”，对他身处的绝望困境有何裨益？面对”时代脱节”导致的绝望，人要求获救的信念；面对生命的无意义，人需要某种有意义的观念。价值虚无的世界中孤苦无告的灵魂需要爱的救护。只有受苦的爱，来自神圣受难的爱的行动，才意味着孤苦的心灵总算被理解了。因存在的事实而产生的绝望心情恳求相信和希望，而不是对事实的定量分析的理知道德社会学一类所谓客观科学不能告慰自杀者的亡灵。在世界的生存孤单中，没有真实的价值可以相信和依赖，没有可以依赖的真实信念帮助作出正确的选择，人选择自杀的权利就是正当的。
①参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0页。
与道德社会学相反，19世纪以来的西方诗人和小说家带着极为沉重的心情从信念问题角度思考自杀现象。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自杀与人是否应该有对上帝的信仰有关。安娜的自杀迫使人们考虑，为克服心灵的脆弱，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自杀是产生虚无感的人向世界强行索求意义的一种手段；在黑塞看来，自杀意味着放弃自我完善，要求返回母体、返回上帝、返回宇宙，从死亡而不是从生存之中发现拯救者。
然而，重要的不是诗人们对自杀的见解，而是诗人自杀这一事件本身，以上的议论只为了表明：如果要思考诗人的自杀事件，必须采取价值现象学立场，而不是道德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立场，必须根据信念的意义问题来体察由生存事实产生的绝望心情。
四
按古希腊宗教传统和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现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现世的意义仅来自于诸神的嘻戏或来自于上帝的神圣救恩。现世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只是由于它显示了诸神安排的命运或上帝的旨意。身为罗马皇帝的斯多亚派思想家奥勒留也说，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历史不断的无聊循环，只有上帝的救赎才可能阻断历史的无聊。
但是，人生活在现世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本质之域或上帝的国之中。现世是人生的所在位置，这生存位置是自然的、不存在意义问题的质朴之境，人偏偏又难以忍受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现世中存活，向现世索求意义就成了人的本质冲动。生存的悖论出现了：现世本无息义可言，不得不在这世界中生活的人又要求它有意义。自杀产生于、并体现着这个悖论。世界就是空虚，世界的意义需要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来确立。不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反而向世界索求意义，等于缘木求鱼。
超脱主义力图通过取消人向现世索求意义的本质冲动来解决这一悖论。庄子哲学和佛教都有这种意图。根据这种学说，迫求现世人生的价值就是无明，就是有所蔽，要求现世有意义基于一种错误的执着，现世的空虚是人无法用道德的意义来填充的。与佛教和庄子思想相近的叔本华对此看得很透。在《论自杀》中他提出，生存世界的空虚乃由于在生存的全部形式中；时空是无限的，而个人是有限的。个体的突然诞生和突然消亡，使人感到时空外在于人。人的感情禁不住要反抗这种生存的偶然性，把时空理想化，不懂得这种理想化只是无谓的行为。生存的意义只是刹那的现在，除此而外一切都不为人所拥有。
确认了世界的空虚，只是问题的开始，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如果因为世界的本相即虚无就否弃对现世意义的要求，无异于肯定现世的虚妄就是意义，世界之外的价值无法透入到这个世界。如果肯定这一点，就得承认放弃生命的要求是合理的。超脱主义难以避免这样的结论：绝对的超脱现世，唯有否弃在世的生命。既然问题只在于离弃这个虚无的在世，如何离弃就无关紧要了。德国哲人迈因兰德（Mainlander）读了叔本华的书后马上自杀，可谓相当真诚。既然在世就是虚无，就是生、老、病、死、苦、业、无明，有什么理由继续活在世上？既然意义之光就是生命的解脱，自杀不正好是方便？
超脱主义并不倡导自杀，但所有超脱主义、厌世主义在逻辑上都无法避免肯定自杀。靠解脱来摆脱世界的虚无和无意义，必然推导出整个人生自绝的合理性。否则人就只有靠自我欺骗苟活，这又必然引导出人类的不真诚。
肯定世界虚无的哲学，难免推导出虚妄的信念。
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人的现实性恰恰出现在否定虚无现世的意义活动中，诗是这种意义活动的原初方式；人天生贪恋现世，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诗便产生了歌唱的言语是大地自恋的欲望，即便歌唱超脱和厌世，也是贪恋现世的欲望，真正的超脱和厌世拒绝言语的世界，诗的世界属于那些在现世中感到不安、又不愿离弃现世的人的世界。超脱现世和认同现世的人都不需要诗，唯有既不认同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靠诗活着，靠诗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椰榆，把世界转化为属己的、亲切的形态
诗是人给自身赋予意义的活功。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堪称精辟：比起历史的真实，诗更为真实，诗提供意义的真实在柏拉图那里，诗虽然被说成对本质之域的善的影子的摹仿，毕竟诗人还被称为神灵附体的人。孔子说，诗不仅表达人生在世的怨愤和忧伤，而且感发人的心智，使之趋于道德规范，使人的自然存在转化为伦理状态。这些古代先哲关于诗的见解至今有效。诗感发人心在虚无的生存世界的忍受中直观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不安于现世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在生存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片面和灾难性的际遇中，与如歌的真实相遇。诗的经验是突破日常经验而又不离开日常经验的超越经验，是对有可能实现的意义秩序的呼唤。
诗的语言翻转生存世界的语言，在对整体的世界意义的期待中重构生命。从日常的现世虚空进入歌唱的现时状态有如祈求意义的冒险，诗的活动随时可能丧失现世，成为一种意义图式，在这个图式中，一切应该实现的都是真实的存在。
①在本书中，“诗”是在原初意义上来使用的，指通过语言的诗化活动建构意义世界的目的行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语言艺术形式。
②参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1983年版，第20页。
虚无世界的意义赋予有赖于诗人的活动，诗人的吟咏歌唱把信念赋予世界。与常人不同，诗人懂得世界没有意义、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意义和真实价值不是世界的本然因素和自然构成，但应该成为世界的构成要素。Welt　hat　kein　Herz；und　Durnmkeit　war’s；ihr　gram　drum　sein（世界没有心灵，为此埋怨它实在愚蠢！——尼采）真正的诗人都懂得，使世界的浑浊显出透明性正是自己的使命。诗人置身于世界的虑无，却以诗的言说突破世界的虚无，通过诗的自言自语否定现世的语言。这种诗的否定不是否弃现世生命的有限性，而是对它的诗意再确认，把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引入生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