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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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夏天，我要到中国将在那里学习中文的女儿接回美国度假；今夏也不例外，她学校于7月18日放假。我的计划如下：

　　我计划在7月的第一周飞往香港，在那里呆一周后飞往中国――中国机票自付。　　　　　如您所知；我目前正与SBC　UBS；　JP

　　Morgan；Goldman；CSFB；Chase；Morgan　Stanley；DLJ；Deutsche

　　Bank等公司打交道，以便通过“亲自打照面”的方式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没有可靠的个人关系，就没有生意可言。除大卫外，所有客户我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我将请他们给我时间，让他们认识我，了解我，同时了解我们的公司和办事方式。

　　我需要与最近寻访到的三十位待聘者见面。与待聘者和客户见面的约定落实后，我将向您提供一份名单。我的绿卡级别只许我在香港一次逗留一周，所以，第二周我将在中国度过。第三周我将飞到新加坡，做一些营销工作，对应聘者进行面试，会见客户，直至我女儿于7月19日飞抵新加坡与我会合。我们于7月20日回到美国。

　　诚挚地　　　　　　　　　　　Jeannie

　　我今天的工作完成，该是喝下午茶和休息脑子的时候，或是看看股市走向或听听新闻。我拿起桌上的净水，又喝上一口，洗洗心，然后，面对窗外阳光明媚的世界和湖上成群的海鸥。

　　可是，我成了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　　　　　我只觉得好累好累，眼睛仿佛要流血，脑子也一片空白。　　　　　这，也许就是美国人常说的brain

　　drain吧？　飞翔在华尔街上空1

　　1995年我给公司拉进的四家世界级大客户是：波士顿第一银行（CSFB），瑞士联合银行（UBS），JP摩根银行（JPMorgan）和摩根史坦尼（Morgan

　　Stanley），当年总生意量超过了千万，我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营业额，纯利润达八十万美元。得到这些世界级的跨国银行做客户，并被这些客户认可，是所有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梦想，因为每一年，银行都会拿出好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弥补自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流失或改进，得到这样的客户，用我大老板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一头“奶牛”（milk

　　cow），牛奶从此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的账上。

　　这四位客户和我建立的四百多人的“人才库”，奠定了我在公司的位置，使我能在1995年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第一位外籍同时是女性副总裁，专门负责从事东南亚人才推荐，我的年底分红加上底薪达三十五万美元之多，远远超过美国总统当年的二十万年薪。我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使公司那年的圣诞晚餐多年来第一次改为吃中餐。望着中国酒家的服务员在公司餐厅为我们开办姜葱龙虾大餐的自助晚宴，听着圣诞颂歌，我心里自豪！

　　我打败了米切尔！我还给他放了一部电影《英雄儿女》。

　　虽然我的信誉已在客户和应聘者中建立起来，但由于银行之间有利益冲突，而我又不愿将自己置于妥协的位置，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选择了三家银行做我的长期客户，其余客户就转给了其他同事。我为之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三家银行，我也将人材搜寻与企业咨询的服务部门，按客户的不同要求与我的专长区分开来，不在同一部门提供同一服务，以保护自己。比如，我对JP摩根银行只进行私人银行部门的私人银行家的推荐服务；对波士顿第一银行，我则提供国债销售高级人才的服务；对瑞士联合银行，我大力从事国债与股票方面的“大手笔”交易员的服务。这种划分跟我细心选择客户和客户细心选择我是分不开的，是双方努力的结果，有些是天意，有些是偶然。取信于人，是办成一切事情的根本。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我办事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

　　由于我在亚洲业务的成功，许多客户将我推荐给他们的纽约决策人，一般是银行客户先付了头款（retainer

　　fee），公司才让我替他们办事。由于办事的成功率高，守密性高，我当时的价格真是“天价”，一般公司是付不起的。我那些日子“脚不沾地”，别人坐班车四十五分钟从城郊到城里上班，我是乘“班机”四十五分钟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华尔街上班。

　　早上六点起床后，我轻轻地拉着我的有滚行李小皮箱，来到公寓门口，步行五分钟到谢丽登酒店，酒店六点十五分有一趟机场班车将我送到波士顿Logan机场。前些时间我都乘坐出租车到机场，乘出租车要三十五美元，来回就是七十美元，而坐机场班车只需十美元，为了省这么一点钱，我宁愿走五分钟的路。我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公司省钱，而且比起整个费用来，这点钱算什么？我不管他们怎么看，能省就省，不管是谁的钱。半个小时后，机场班车穿过还没有繁忙起来的城市，到达海边机场。

　　美国最大的泛美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设有专航，从六点到八点之间每半小时一趟飞纽约，方便来往于纽约－波士顿的“超级白领”。这些雇员往往是投资银行部门、银行销售部门以及大公司的重磅级销售部人员。泛美七点有一个航班，几个星期以来，我都乘这趟航班去纽约，四十五分钟的低空飞行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纽约拉瓜地机场。纽约有两个靠在一起的机场，美国国内的飞机，一般到达小一点的拉瓜地机场，国际航班则到达又大又乱的肯尼迪机场。

　　我随着那些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手中也拿着清晨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拎着标志华尔街人士昂贵又低调的黑色公文皮包，无声地登上飞机。机上十分安静，我通常坐在靠窗的第三排。机门无声地关上，漂亮的一白一黑两位女乘务员轮流和着机上广播的安全注意事项做着穿戴航空救生服与面罩的动作，无声而熟练。她们深蓝色的制服套裙，红白蓝三色的星条丝巾以及别在胸前的美国雄鹰，有时真让我认为我坐在纽约百老汇的大剧场，在观看艺术表演。接着，飞机起动，飞向蓝天。

　　飞翔在华尔街上空2

　　今天，天特别的蓝，我的心情也向蓝天一样，一碧如洗，蓝得像一只鸟，想破窗而出，飞向北美的天空。我朝窗下望去：一望无际的森林沿着蓝色的海岸线向前展开，在森林与大海之间点缀着白色的教堂和一幢幢小楼房，这些分散的小楼房和大片新修的高楼公寓由蓝色的州际公路连接起来，织成生活的大图案。飞机飞过纽海文（New

　　Haven）时，耶鲁大学的校舍在万绿丛中透出红色的教学楼房和白色教堂尖顶。那位漂亮细腰的黑人空中小姐开始送茶水、咖啡了，她一边和熟悉的人小声地打着招呼，一边娴熟地倒着热茶和咖啡。走到我面前时，她的托盘里拿着两片火腿烤面包和一杯热咖啡、一杯热茶，她知道我每次都要这三样东西。她轻轻地将这些食物和饮料放到我面前的小桌板上，将白色的热餐巾放到小桌的左端，她含笑的眼和我的眼相遇，眼里只有热情和尊敬，无声地说了一句“I

　　love　your　suit”（我喜欢你的西装），同时用手指指她的胸口又指指我的乳白色西装套裙，“and　I　love　your　dogwood

　　flower（和你的木棉花）”。

　　我的这朵银制的木棉花是一个做工很简单却十分美丽生动有着五瓣花瓣的美国常见的树花，每次戴上它，都会受到人的称赞，装饰在我西装左上衣靠肩处，配着我的银色小耳环，很好看，很高雅。这花是我在昂贵的广场饭店礼品店用了一百五十美元买来的，是Tiffany名牌，很贵，但我不知为什么一定买下了它。平时，我很少买手链、耳环、项链这些东西，因为我看不住它们，老丢。

　　“Thank

　　you！”我轻轻道，然后拿起我的热茶。她用手作了一个“Bye”，转回机头处，又为别的早班乘客送去早餐。我喝着茶，看着窗外的蓝天和那隐在飞机翅膀投影下的一片片玉米田，我的心里有难言的激动和自豪。今天，我不因他人的馈赠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被这个国家的人尊敬。

　　机上静静的，偶尔有翻阅报纸的声音，过道那边靠窗坐着的一位面貌俊秀的年轻人，俯首于他的手提电脑，他金色的头发在清晨从机窗口洒进的阳光里，像金子一样闪着光，又像缎子一样柔软。他身上散发着我的鼻子早已经习惯了的高档科隆男士香水，清淡而富有性感。他一定是某一个交易场的交易员，我猜想。我每天的职业训练，已使我能从一百个穿戴一样的人里，识别谁是银行的大交易员或银行的头面人物。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昂贵职业着装，固然穿戴很重要，更是从那自信的神态：走路的姿势，喝水的动作，用叉的模样，说话时的音调，灼灼有神的目光，等等。这些素质，很难用钱买到，特别是那超人的自信。自信源于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所干的事业的坚信，由此产生不可抗拒的热情，这热情燃烧着自己，影响着他人。谁说工作仅仅是为了谋生，为了挣钱？挣钱谋生固然重要，然而成就感更使人着魔，更令人心神向往。我的一位同事说，人，就怕入行入错了。只有当自己的全部身心热情与从事的工作交汇时，才能产生这样的自信。这自信正从那年轻人的白衬衣领口和红色领带滴滴透露出来，既不张扬，又不可抗拒。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你们机长讲话。我们提前十分钟到达曼哈顿，我想绕中央公园低空飞行一圈，让你们看看美好的公园在清晨时的模样，OK？”机上广播传来清晰浑厚的男中音，带有浓重的纽约鼻音。话音刚落，我往窗外望去，就见那美丽的中央公园，像一幅画在我们的脚下展开。那是长方形的巨大花园，满是树，花，藤萝，还散布着两个美丽的人工湖，湖上泛着金光和游艇。四围是摩天大楼，我们的飞机与金光闪亮的Chrysler大楼的层层玻璃尖顶几乎相遇，但巧妙地绕了过去；帝国大厦就在飞机的左下方，顶端的气象灯塔亮着蓝灯，预示今天是个大好晴天；中央公园的东西两侧是昂贵的公寓住宅，美国的大亨，华尔街的“庄家”，电影界的明星，政界的大腕，老的家族和电视台走红的“一代天骄”都在东边占有价值千万的公寓，西边则为医生、律师、教授和白领居住，充满生机与活力。

　　“OK，我们往下城飞去，到哈德逊河看朝阳下的自由女神和资本主义的心脏华尔街。”机长又说。他今天心情很好，于是一机人又无声地飞向下城金融中心。

　　飞翔在华尔街上空3

　　天水一线的碧蓝背景里，华尔街与自由女神，就这样一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在我们的身下。一个铸立在开阔的哈得逊河上，让千百万移民为她折腰；一个建在哈得逊河岸，让全世界因它的起伏而起伏，因它的意志为资本市场的行事标准。它是金融界的龙头，它是梦想的代名词，它集成功与财富一身，因而受到全世界各国精英的无比厚爱！是的，华尔街因其成功的形象，优越的条件，高难度的工作性质，以及丰厚的回报，一直是各国人才聚集的地方。随着九十年代股票市场的拓展，各国学子更是对华尔街报以青睐，人人都力图进入这一片西方主流社会的“禁区”，伸展自己的才华。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这片“禁区”，而且还在上面飞翔。　　　　　我，还能上升吗？

　　我是不是已经到顶了，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我接触到玻璃顶了吗？（Have　I　hit　the　glass

　　ceiling？）”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尽管人们相信，在美国，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人的上升能力是无限的，只有蓝天才是顶（The　sky　is　th

　　limit），其实不然。因为横亘在个人梦想（职场的上升趋势、社会地位的攀升能力等）与蓝天是顶这一说之间，有一个由玻璃做成的顶，虽不可见但可触摸。我目前的状况，不正是这样吗？

　　我想：我，一个外国人，我对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在做着贡献，我十分努力地工作，给自己创造资产的同时，通过纳税的方式，为国家创造财富。我们公司的税务部门，每年四月报税期到时，墙上就贴着这样的横幅：物质生活与美国梦=个人富有与社会责任。时时刻刻提醒公司雇员每一个公民的纳税责任，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和福利事业也会在公司设摊摆点，要求我们“主动捐款”，环保，穷人温饱福利（soup

　　kitchen），癌症研究中心，等等，告诉你捐款免税――你捐掉的这一笔钱从你的收入里减去后，你的总收入就低了，那么纳税的百分比也低了。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情：纳税。当1621年，第一批贫穷、敢于冒险的勇敢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乘坐“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他们有的只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创建富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向往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法律保护自由，辛勤劳作就能改变社会地位。“从白木小屋到白宫”（From

　　a　white　cabine　to　the　White

　　House）是解放黑奴的美国伟大总统林肯的写照；而出身贫寒的克林顿则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白宫。美国，正如国歌所写，“是勇敢者的家园（home　for　the

　　brave）”。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每一个工作的公民征税，用以平衡贫富。我除了在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纳税以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升呢？能够举足轻重吗？而且，我愿意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吗？意义何在？

　　我是一名女子。一个女子在国外的命运，本来很容易得到改变的。我的美国女朋友常说：如果能嫁总统，为什么要嫁平民？这话乍一听起来刺耳，但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进高昂的贵族学校，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为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从而影响丈夫，从而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男子的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我的国家，我有自知之明。何况，我深爱着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知己，又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根太深，当我们在美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东方面孔而尊敬我们时，我们就感到提气，就感到自豪，就感到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故土。

　　也许因为这太深的中国情结，我在美国的奋斗就这样定位了。　　　　　我，再也上不去了。　　　　　说真的，我还想到哪里去呢？

　　这几年拼打，难道我欠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还少吗？在情感上，我们三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成功，哪里只是一句话！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1

　　成都机场，2002年元旦。

　　“妈妈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十三岁的女儿冰凉的手指拉着我暖暖的手，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已经告诉她许多次，妈咪身肩公司的重任不能和她一块儿回美国。元旦这天，女儿跟她父亲飞回美国，妈妈飞往新加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