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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价值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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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跑出来接我们。我那时年龄小还不太理解父母的心情，但当时的画面牢牢地刻在我心里，后来我每次回想起这些经历，就觉得跟父母的感情特别近，跟背回来的妹妹感情特别近……
艰苦的年月教会了我爱，这种情感是一笔财富，一生都取之不尽。
艰苦的年月教会我爱，这种情感是一笔财富，一生都取之不尽。
小学生里的“反革命”
小学同班同学的名字今天我大部分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三名比我高一两级的同学名字我却一直记得很熟，因为这三名同学曾经都是我们学校的“反革命”。我的小学是潘集寨这个村庄办的小学，村里大部分人都姓潘，所以学校大部分的同学也都姓潘。但这三个同学一个姓吴、一个姓李，只有一个姓潘。姓吴的叫吴拜堂，是这三个“反革命”之首，在批斗会时他总是站在中间，也总是表现出很坚强的样子。批斗会的时候，他脖子上会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吴拜堂”。让人看了最难受的是挂牌子的那根细麻绳深深地勒在他的肉里，好心的老师会帮他把麻绳从脖子的肉上移到衣领上，一会儿又有老师把这条细麻绳放在脖子的肉上。他的罪行是在旁边庙里写了两条带“打倒”的标语，一条是打倒他的班主任，另一条是打倒一位当时的伟大领袖。那些年学校常常开批斗会，他可受罪了。我当时一直在想，他的家长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家去呢？那一年，他可能刚满十岁。
姓潘的同学，叫潘嘉林，是我家的远亲，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他的罪名是唱革命歌曲时，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唱成了“最绿最绿的绿太阳”。在全校几十人的批斗大会上，批斗对象永远没有讲话的权利。在我的记忆中，他也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批斗了几次，远房的爷爷就把这个小反革命带回到田地种田去了。那年，潘嘉林也是十岁左右。
姓李的同学叫李亚洲。在我们小时候大家最爱讲的一句话是：“你能，来把我的鸡鸡咬掉！”这是威胁对方的一句话。一般同学之间只是说一说，不会真的去做，但李亚洲同学真的去咬别的同学的鸡鸡了，而且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孩子的鸡鸡。被咬的同学送到了村上保健站，李亚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整天挨批斗。但每次批斗会上主要是批斗前两位同学，李亚洲上台后就面色苍白，满脸泪水。同学们在私下议论说，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主动要求李亚洲去咬的，李亚洲并没有错。
这三位同学是学校级的反革命，班级有班级的反革命。一位同学把语文书撕了一张叠成了“三角”，“三角”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玩具。班主任老师从他的口袋中拿出了这张纸，打开后发现正好在伟大领袖的像上，有叠三角时叠出的“×”的印痕，全班同学都惊呆了。老师没有把这件反革命的案件上报学校，只在班级开了批斗会。
另一位同学，在学校集合时，站在高处的土坡上撒尿，班上组织批判，老师说是流氓罪。同学们不懂什么是流氓罪，老师说，和反革命罪一样严重。到底什么是反革命，同学们也搞不清楚。
一次老师问同学们，我们革谁的命？同学们说了一大堆，全是反的。有位想巴结老师的同学说，革老师的命。老师说，不对，我们要革反革命的命。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一位同学站在土坡上撒泡尿就要革他的命，把他的命要了。
前些日子，我去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看到现在的小学生们快乐、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不由得想起我的小学，那座庙里的小学。想起我的同学，那些在贫困交加的岁月里，心灵受到极大摧残的孩子们。
我的端午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端午节在童年里。
童年的我生活在甘肃黄土高坡，这里缺水，一般种的庄稼都是耐旱的玉米、高粱和可以碾出小米的谷子，小麦生长时需要的水分多，只能种在水能浇灌到的平川地里，这些平川地在我的家乡很少。我们家一年四季主要以粗粮为主，小麦磨成的白面是细粮，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客人时才能吃上。我父亲下放到农村，却很有创新精神，他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种上了水稻。他说我们家自留地的地势低，旁边又有一个大跃进时挖好后来又废弃的鱼池，里面有水，可以用来浇灌稻田。我想象中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应该是雪白颜色的，像小麦磨成面粉后一样白。但我家自留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碾成大米后却是红颜色的，像高粱一样的颜色。当时的我常常为不能碾出雪白的大米而感到非常遗憾。许多年后进了城，才知道这种颜色的米营养价值高，当年曾是进贡给皇上吃的。
我们家当时是这个村子里最穷的一家，周围的邻居一直都在帮助我们，送给我们吃的和穿的，还经常帮助我们家干活。有时是干家务活，有时是干地里的活，有时他们偷偷地干完活，我们常常猜不出来是谁帮我们干的。直到今天，我们一家人还经常在一起猜测，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是谁在暗地里帮助着我们干活。
记得有一年的端午节，父亲把自留地里打下来的水稻在几十里外的一个镇上碾成了大米，过节的前一天包成了粽子，端午节的早晨让我送给周围的邻居。我记不清楚当时有多大年龄，只记得我端粽子时总是端不稳，粽子总是掉在地上，从地上捡起来又放回盘子里，继续送。送给每一家人时，他们都说很多感谢的话，总会说：“你们家没有粮食，还给我们送什么啊。”回来时，他们还总是回送给我们一些馍之类的东西。而我也总是重复地说着谢谢的话——出门前妈妈反复叮嘱我：要感谢他们，再三地感谢他们，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端午节，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节日。至于端午节和屈原跳汩罗江的故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现在，每当我们的国家遭受了大灾，许许多多的人如同当年我们家的邻居一样，也在帮助着那些受灾的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有出了钱出了力不留名的，就像当年帮助了我们家也不留名的邻居一样。
我想，在帮助别人时，也是别人最困难的时候，不能有的就是任何一点点的优越感，因为这种优越感常常会把爱心冲得烟消云散，还会让人很反感。我时时刻刻这样提醒着自己。财富是全社会的，今天在你的名下只是暂时的寄存。设想一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些财富又归在谁的名下？几十年、一百年之后，我们住的房子又会是谁住进来？今天的这些财富和房子都是暂时的，而唯一永恒不变的是爱，是我们精神的进步和成长。在任何时候，千万不能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很渺小的，不要让财富成为爱与被爱之间的藩篱。同样，在接受这些帮助时，也一定要心存感恩，哪怕是一元钱，一顶帐篷，一瓶水，一句祈祷和祝福的话，这背后都是爱心，千万不要用粗俗、恶劣的语言去伤害这些爱心。
黄豆之妙
甘肃人所说的黄豆就是普通话中的大豆，而甘肃人所说的大豆则是普通话中的蚕豆。黄土高坡因寒冷、海拔高、气候恶劣，所以能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多，粮食的种类就更少了。为数不多的粮食中，最丰产的是玉米，所以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田地里种得最多的就是玉米。可是大量的玉米尽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太单调了，玉米面就算是被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在没有任何蔬菜和油水的情况下，也都把孩子们吃怕了，总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面条。小麦的产量在黄土高坡上不高，山地因为缺水又不能种小麦，所以一星期能吃上一顿细粮的面条就不错了。常常是到过节、过生日才能够吃到细粮。南方的主要粮食——水稻在干旱的黄土高坡上就更别说了。虽然如此，仍有两样东西给我们的饮食带来了丰富的变化：一是土豆，当地人叫洋芋——黄土高坡上最容易生长的植物；二是黄豆，就是大家说的大豆。
70年代初我的老家经常干旱，又常常发洪水，原因是山上的树被砍光了，草根又被羊吃光了，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有点像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一边是房子价格暴涨，一边是空置率也在不断地上升，这也是市场环境被破坏了或者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结果。夏天发洪水时，河里总是漂下来一些上游村子的黄豆苗，这些未成熟的黄豆叫“毛豆”，我们常常把它们捞起来拿到家里，然后放在清水里煮，再剥开了吃，简直太好吃了。我现在还保持着爱吃毛豆的习惯，只要是在日本餐厅吃饭，餐前总喜欢点一盘毛豆，但永远也吃不出小时候从河里捞上来的那种好吃的毛豆的味道了。在黄土高坡上，厚厚的黄土和充足的阳光把营养都给了这小小的毛豆，所以才使它那样好吃。
黄豆一般不单独种植，都是套种在玉米地里面，等到玉米成熟时，黄豆也熟了七八分了。在秋天的山野里面，捡一些柴火，点起一堆篝火，把未成熟的黄豆放在火上烤，我们把这过程叫“烧毛豆”，烧好的毛豆也是我梦里经常出现的好吃的东西，想起来直流口水。一般烧毛豆总有四五个小孩，烧完后大家会公平地分成四五份，其余埋在土里和灰里的就大家一起去捡，谁捡得多就归谁。毛豆虽然好吃但吃完后形象很差，因为满脸满嘴都是黑色的灰。黄豆成熟后还可以做成豆腐。过年对农村人来说尤其是件大事情，一家人如果有肉、白菜和豆腐那就是一个丰盛、圆满的春节了，所以收获后的黄豆每家都精心地保留着，春节前做成豆腐。如果黄豆太少，就几家人合在一起做豆腐，做好后再按照黄豆的比例分豆腐，但无论如何，每家人都会留一点点的黄豆在每年“二月二”过节时炒黄豆吃。没有黄豆的人家只能炒玉米过节了，但炒玉米的味道和炒黄豆相比差得太远了，孩子们一般都不愿意吃。每年“二月二”的早晨，带上妈妈炒的黄豆上学去，妈妈总是说：“一定要先给老师黄豆！”早晨，每个同学都会把从自己家带来的炒好的黄豆先给老师一小把，这也是我小学时期给老师送过的唯一的礼物，却和今天小朋友给老师送贺年卡一样有意义。
黄豆对西北人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用途，就是在做发糕时放上一小把黄豆面，这样原本粗糙没有任何弹性的玉米面发糕，就因为这一小点黄豆面一下变得酥软和富有弹性，口感也非常香甜可口。因为妈妈在做发糕时总要放一点黄豆面，所以我在学校带的午餐总比别的同学的好吃。
三疑问
我小的时候，在山上干活休息时，总是望着消失在山洞里的火车发呆：山洞那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南山里是不是有神仙？上天有没有眼睛看到我们？
关于山洞外的世界，总有各种想象在我脑子里闪现，不，不是在脑子里，这些画面好像飞出了身体，飞到山洞外面的那个世界……可是想完又要脚踏实地起来干活了，现实中，农活很累，山很高也很陡，背上的高粱秆、玉米秆、羊粪很重。
后来，从地图上知道山洞的那边有陕西、河南、北京，还有天安门——在村上打谷场上放电影，电影里有一个镜头，许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哭，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知道了北京有个天安门，很遥远很神圣。
村子的南边是更大的山，麦积山，仙人崖等，山里有许多著名的寺院。不同季节看南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尤其喜欢雨后天晴的南山，是深蓝色的。天晴时在山坡上放牛，可以隐约看到麦积山的山形，可惜我在老家时没有去过麦积山。
村里的人在每年4月28日朝拜回来后，会讲许多关于佛和神的故事。我一直好奇地想南山有没有神仙呢？放牛的时候是最寂寞的，没有人，没有同伴，牛慢吞吞地有节奏地吃草，更增添了心里的寂寞。看到一只鸟、一只蝴蝶飞过，一只马蜂飞到花上采蜜，都会兴奋好一阵子。如果能遇上一条蛇从草丛中穿过，更能兴奋好久，会成为回家吃饭时与家人聊天时重要的谈资。
冬天，村里年轻人玩一项游戏，也是一种体育活动——用一根长木棍把一小节木棍往远里打，算是一种比赛。这种游戏的名字，普通话我不知道如何说，方言我不知道如何写。这根长木棍比我还高，我试着用这根木棍够天，没有够得着，我想木棍再长一些也许能够着天空。但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村上的人发生了悲痛事后，都在喊它，都在哭着喊老天爷？
村子里没有电，没有电灯，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奶奶或妈妈总是陪着我，一起数星星。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仰望星空。那时总把每颗星星都拟人化，心想，我看着它，它一定也看着我。夏天夜晚有蚊虫干扰，在仰望星空时边上会用麦秸秆生一堆火，不要火苗，只要烟，烟能驱赶蚊虫。一边数着星星，一边嗅着湿麦秆闷出的烟味，多少个夜晚就着这些味道进入了梦乡。
走出小山村时，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从我每天好奇的火车钻出洞的那一边走出来，而是从相反方向——从更向西的兰州走出了我生长的村子，后来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但小时候的那三个问题，一直没有忘记。我相信，天外有天，有我们不知道的万千世界。我相信，山的那边住着神仙，他会给卑微者荣耀，给贫穷者富裕；我相信，老天爷长着公正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人；我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相信，赋予我们智慧力量的存在，并在永远护佑着我们，祂是神，是天，是老天爷。我们在脚踏实地行走的时候，时时仰望星空，它会让我们的脚步更宽广，让我们的行走更有力，同时也让我们懂得虚心、敬畏和节制。
低过了海平面
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糖块，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取出来，我今后的那些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我四十岁那年，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四十年来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这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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