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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价值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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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0年春节，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而他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0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地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地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甚至感觉低过了海平面。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一次开清谈会，我叫上祝军和我一起去。自从认识祝军后，我们俩就经常一起切磋《易经》，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形而上的想法。开会时，祝军说，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干这事的，你们看我的姓就知道了。会后大家埋怨我叫了这外行来胡说八道。这一年，就这样无聊地度过，像一粒种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样安静。
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伟人的南方谈话、房地产的泡沫等，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的困难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
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
CHAPTER TWO 要温暖
人一生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印象深刻，岁月会流逝，记忆不会褪色，情感依旧温暖，每每触及，便在心头漾起醇厚的馨香。
我们村里的那口井
我们的村子在一条山沟里，不在沟口上，也不在沟底里，离沟口还有四五个村子。沟口是乡政府所在地，沟底离沟口还有十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口水井，我们村子也不例外。这些村子叫什么名字很难说，有时叫潘集寨、韩家庄、董川子、吴家庄、孟家山等等，有时又改成红卫、永红、红旗、卫星等等。我们村子当时名字叫潘集寨，现在已经改了许多次，潘集寨变成别的村子的名字了。为了我心中的那份情感和记忆，我还是一直把我们的村子叫潘集寨。村上的水井都很古老，不知是什么年代，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挖的。圆形井边是花岗岩做成的，上边有石匠刻出来的人字纹，防滑用的，尤其是冬天下雪结冰时，这些人字纹很管用。在老井边上有一个用花岗岩做成的“兑窝”，很大，有三四岁的小孩那样高，它和老井一样古老。村上的人常用它来杵谷物，特别每年过农历五月五、做甜粕之前都到这里来排队杵小麦或燕麦。平时它则是村上人的洗菜池，尤其冬天之前，每家每户都要腌酸菜，也是排队在这里洗菜，要把一冬的菜都在这几天洗出来。这兑窝用处可大了，还可杵五香粉，村上的人把五香粉叫“调和（huo）”。逢年过节，要煮肉了，村上人又排队在这里来杵调和，一边排队，一边说笑。也不断帮助别人干活，在老井边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劲大了”，这句话代表着许多含义，有时是“对不起”，有时是“感谢你”。用家乡话说出来很有感情。
人一生中，只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印象深刻，岁月流逝，记忆不会褪色，情感依旧温暖。每每触及，便自心头漾起醇厚的馨香。
每个村子井水的味道都不一样，最特别的是我们村上的这口老井，味道是咸的，当时人们都把这口老井叫作“咸井”，熬粥、喝水不能用这口井的水，最好是到河里去取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口老井让我们村上的人年轻时都很健壮，但到了中年之后，牙就发黄，到了老年牙就变黑了，女人们基本上都会得腰腿疼的病。不久前看我们的家谱，许多女人三十多岁就去世了。从路上走过的人和牲口要喝水的话，在井上挑水的任何人都会无条件地提供方便，这好像是大家天经地义应该去做的事情。尤其是牲口，只要走到这口老井边，就会像疯子一样跑到兑窝前面要喝水，村上的人就要腾出兑窝让牲口来喝水。老人们说我们村上的井水含盐分多，牲口喜欢喝。至于这口井里有什么秘密则无人知——这口老井在20多年前修公路时被填埋了，没有机会去做科学的化验分析了。
当时村上的医疗条件很差，主要靠巫术逐鬼敬神来治病，用的办法各种各样，都很吓人。我上小学时，村上有位女人刚生完孩子，后来想可能是得了产后忧郁症吧，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跳到这口老井去了。父亲下了井，看到水面上漂着头发，抓住头发才找到这位落井的妇人，井口上的几个人用绳子把她拉了上来，救了她的命。据说这妇人的孩子后来参军了，又上了军事学院，现在当军官了，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刚出生时妈妈自杀这件事。
现在村上都用上自来水了，我很怀念那口老井，那个兑窝。村上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老井边上说笑了。但村上的那句“劲大了”还是那样地亲切，那样地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动。我最近常去村子，村上人常说“劲大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听不懂，我有时翻译成“非常感谢你”，有时翻译成“对不起，让你费心了”。这三个字，好像不能用普通话的文字写出来，写出来后就不像要表达的意思了。
陇海线
从陕西到我家乡的铁路叫陇海线，这条铁路是在抗战后期才修通的。铁路没有修通之前，从我的家乡到陕西只有几条小山路，很难走，而且要翻无数座山才能出去。铁路修成后，从陕西到我家乡的火车要钻100多个山洞。2008年，我回到老家，在村里的学校看到了一份文字资料，说我爷爷第一次走出家乡是15年后才回去的。这期间我爷爷不断寄钱给学校，继续维持着我爷爷的爷爷创办的这所学校。据记载，村里这座学校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了。
至于这条铁路，据说在抗战时期要把西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一定要修成这条铁路，但山太大，施工起来很艰难，于是国民党派来了一个军官监督铁路的施工进程。为了抢工期，这位军官在施工现场把当地的一个镇长给枪毙了，十几天后才补发了审判、发布告等程序。我有一个远房爷爷叫潘锦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当时在相邻的元龙镇当镇长，听说此事后吓坏了，跑回了老家，镇长也不做了。我上小学时，这位远房爷爷就一直在给我们学校看管厕所，但他是我们学校里学问最高的人，老师有不懂的问题常向他请教。他也是我间接的老师。
离我们村子最近的火车站叫北道，现在叫天水站；往东的小站是社棠站；往西的小站叫南河川站。这三个火车站的距离都很近。20世纪70年代，家乡大旱，闹饥荒。有很多人顺着铁路扒货车到陕西、河南一带逃荒要饭。据说，南河川有一家人把自己家里面大人小孩穿的衣服让他们的父亲带上，然后扒火车到宝鸡去换面粉。换好面粉后，又扒货车回老家。但这位父亲在火车上冻死了。车上的人把他的尸体抬下来时，这位父亲的手还紧紧地抱着那袋面粉，到死也没松手。我想这位父亲在临死前，一定还惦记着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们……
故乡疏离
小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村里的一分子，很自然。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跟这个村子产生了距离。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外面兰州、西安的情况，他最熟悉的就是这两个城市。14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走出过村子所在的山沟，最远的就是去了一趟县城，天水市也在这个山沟里面，还只去过一次。可是我上高中之后，高中的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讲普通话。我从上小学到初中都是乡下的老师教，上课的时候不讲普通话，都讲乡话。可是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一下进入了很陌生的环境，尽管离村子不太远，但语言不同，这些老师有从天津来的，有从天水来的，也有从兰州来的，这些老师讲的话都是普通话。那时候听普通话觉得距离很远，只有讲方言才熟悉，才有亲切感。我记得上高中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普通话怎么听着这样别扭，我们讲方言很顺溜，可是讲普通话，好像舌头和嘴老不对劲。我在一本书里面提到过，我们村子里的人把所有的外地话都叫偏言，只有我们讲的话叫正言。所以我们村子里面都把普通话叫偏言。我特别理解，就是他们说话都是偏的，只有我们村子讲的话是正确的。
高中打开了自己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一开始听讲，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听不明白。我记得在高一的时候突然要上化学了，化学老师好像是天津人，一开始他的话我就听不懂，怎么都听不懂，看书我也看不明白。苦闷的我就问我叔叔该怎么办。我叔叔说，你现在学的东西跟原来普通人说的话不一样，讲普通话的人看化学上的东西也是一个新的语言，例如质子、离子等，原来上过学的、会普通话的人也得重新学，现在你也得重新学，质子、离子这些东西不是普通的家长里短的话。过了大概半年时间，普通话的关慢慢过了，最起码听的时候觉得比较顺了，可是仍然没有办法说。不仅听说普通话太痛苦，而且班里面一下子从初中十几学生到高中的六七十个学生，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班也大了。现在有人跟我说，我跟你是高中同学，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我说我也不记得，因为我以前坐第一排，从来不往后看。
这时候，每一次回到村子里面之后，就觉得慢慢跟这个村子产生了某种特别的疏离感，觉得怎么这些人还这样落后，讲的话也是不太习惯，上厕所的习惯、吃饭的习惯也不对，不刷牙，也不洗脸。总之，这个村子里面，以前看都是特别熟悉的东西，现在看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当然了，现在回想起来的话，还是能够理解的。
我记得当时村子里面的老大爷们都要有一个炉子，这个炉子一定是他们自己用红颜色的泥做的，它就像每一家老爷子的工艺门面，为了做好这个炉子，他们费尽心思，比如在泥巴里面放上头发，炉子就不会裂开了。这个炉子就在炕上放着，烟熏火燎的。然后上面放一个陶的东西，我们叫渠罐，然后放上“茶叶”——像草一样的极苦植物便开始煮，煮上一罐倒上喝了，屋子里面都是烟，炕上面都是火星子。烟雾充斥着整个房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喝这个“工夫茶”。上完高中，再看这种场景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人年纪大了，想法又不一样，像我现在常常回想起这一幕，一家人坐在一起，亲戚朋友坐在一起，一早上喝这个东西喝一两个小时，你一杯我一杯地喝，感觉还是很有家庭气息的。但当时作为一个高中生再回到这个村子里面来，看到的是满眼的愚昧。
当时村子里的人坐在一起，喜欢谈鬼。谁家的鬼又把谁家的人抓住了，必须用一个法子给解了。最厉害的是李家的鬼，又把董家的人抓住了。基本上一半的精力就是谈鬼。
我们家的邻居就说他们家有一个鬼，他们家的鬼是怎么来的呢？当年有一家人有鬼，就请阴阳先生把鬼收到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画，把这个纸装到被子里面，然后就把这个被子，想办法卖出去，卖给谁这个鬼就到谁家了。据说一个人就拿着这个被子从另外的村子过来，卖给了一家人。刚好这家里有两个小孩，调皮，他们在卖主还未走远的时候在被子上面跳，被子下面的鬼就叫，这家人吓坏了，就说这个被子肯定有鬼，结果就追上去把这个被子送还给卖主，钱也不要了。
后来这卖主把被子卖给我们邻居家，邻居家没有小孩在被子上跳，没把鬼的声音跳出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盖这个被子越盖越重，最后觉得这个被子上面像一个人压着一样。说为什么买的这个被子这么重呢？第二天拆开一看，有一幅画。这个鬼已经出来了，到他们家来了，结果把他们家老婆抓住，一下子变成男人的声音，老公就拿鞭子打她，说你赶紧从身体里出去。我们家的院子高，他们家院子低，他们打着我们就看着，大人不让看就偷偷看。打完以后，他老婆说我要吃鸡蛋，你给我弄鸡蛋，我吃了就不闹了。他老婆吃了鸡蛋以后，突然一下昏睡过去，起来以后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不知道。后来他们家要了个孩子，是个女的，又让鬼抓住了，闹得翻天覆地，从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些记忆就像忘不掉的电影一样，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故乡的记忆也渐渐多了几分疏离的愁绪。
县城
15岁那年，一辆解放牌的卡车要接我们一家离开小山村。走之前，奶奶一早就来到我们家，她对我说：“现在就给你们送行，一会儿就不出现了，我怕村上的人哭。”卡车带着我们离开了村子，家里唯一的家具是爸爸自己做的一把椅子。汽车翻山越岭，弟妹们没有坐过汽车，他们全晕车。
县城有电，每家都有电灯。除机关单位有自来水外，其他的人家都要去挑水。水源在西关山脚下，山上就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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