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价值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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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气氛和领导心情适合的衬衣、领带，配了一件黑色的西服，然后先到办公室上班。

　　快到中午时，任志强打电话给我说：“下午部长要召见，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了。”他说：“你过来，我请你吃饭，吃完饭我们一起去。”我答应了，中午就与任志强一起吃的饭。我发现他穿着一条米黄色的登山裤，就对他说：“下午要见部长，还有时间，你是不是换条裤子？”他很倔强地说：“不换了。”我想艺术家都是如此，穿衣、发型都要与众不同，光头和长头发的男人八成是艺术家；穿破衣服的一半是民工，一半是艺术家。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穿西服打领带的，显得假惺惺的，装腔作势，没有任总洒脱。

　　在下午的会上，部长问：“社会主义发展商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说了一大堆话，诸如遵守法律，遵守政策，按章纳税，把建的房子卖出去，不要空置，赚了钱后多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等等。从部长的表情看，他对我的发言很不满意。几个月后我才想清楚了标准答案，应该是：“要主动地服从宏观调控的政策。”而会上，任总的态度与标准答案是相反的。

　　有本叫《大道》的杂志要给任志强和美女李冰冰拍照片，借用我们SOHO尚都的样板间。照片拍出来后登在杂志的封面上。任志强见到我时说：“到你们SOHO尚都拍照片，尽给你打广告了。”我说：“我看到的只有你和美女，看不清楚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一定要写一篇博客，说明你和美女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自己给自己打广告。”看了他的封面照片，我想，任总朝艺术家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大步。

　　革命家王石

　　王石这样有个性的企业家，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这里只写几件小故事。第一件事是在深圳桑拿房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从这件小事上折射出王石的性格。

　　一天，在深圳的某桑拿房里，王石和陈劲松一边蒸桑拿一边聊天。突然开门进来一小伙子，一声不吭拿起一大桶水全都浇到了桑拿房里烧红的石头上，桑拿房中的温度骤然升高，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逼得人喘不过气来。陈劲松大叫了一声，马上推开桑拿房门跑出去了。留下了王石和深圳男青年还在里面坚持着，虽然炽热难熬，王石在心里面始终和这位男青年较着劲，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的意志会先垮下来。终于，这位男青年坚持不住了，开门跑了出去，王石坚持到了最后，王石胜利了！

　　桑拿房的温度降下来了，陈劲松走进来对王石说：“王总，你真行！把这小青年给熬跑了。”王石说：“这人就是房地产界的孙宏斌，跑进来就是搅局来的，所以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输给他。”可以想象，王石的毅力是经常攀登珠穆朗玛峰锻炼出来的，小青年哪是他的对手。陈劲松一次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哈哈一笑。

　　第二件事是10年前的事。有一次王石登山回来，穿着登山服，要跟我见面，我们在国贸吃着日餐，边吃边聊。当时他要成立一个中城联盟——像王石这种有革命理想主义的，万科并不能承载他全部的理想——他想把房地产行业全部融合起来，组织400多家房地产公司成立一个联盟，他是发起人。他的设想是可以联合采购，保证产品质量，可以互相之间进行资源合作，比如你有钱，他有地，就可以一起做。这是他的设想，他让下面好几个人跟我联络，说一定要让我加入到这个联盟里面去。我没有加入，因为我认为这种大的组织，跟我当初的价值观是背离的，当时我的价值观认为，只要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巨无霸，这个行业里面的质量就提不起，服务也不会好，价格也不会便宜。只有很多很小的个体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个行业的价格和服务才会提高。在他看来，只有联合才能够把市场提高，我们两个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没有加入他的组织。

　　这次吃饭聊的就是这事。他说你得加入，前景很好。我说我没有看出好处，我就把我的价值观说了一下。虽然最终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10多年前，就以王石的姿态，能够请我吃顿饭，还邀请我加入他的组织，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胸怀的一个人。

　　第三件事，确切地说，不是具体的事，但给我的印象最深。在中国，房地产这个行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基本上没有一个行业像房地产行业这样跟政府签合同，土地是从政府那儿取得的，规划得得到政府批准，接水、路、园林、消防，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卡住你，你可能就要给一点好处，你不给好处就不放你过去，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所以我想这个行业可能比一般的行业更容易腐败。但就在这样一个行业，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王石很多年前就提出来不行贿受贿一分钱，这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这样大的公司，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私下交易，不官商勾结，就给这个行业树立了正气，树立了榜样。在中国，你真正喊出去，别人就不敢为难你。像我们SOHO中国，当初就说不送礼，逢年过节不送礼，过八月十五给政府部门连月饼都不送，就绝到这一步，也没有人卡你，因为他们知道敲你竹杠也没用，你敲了微博上给你晒出去。所以我看好王石，这一点是他对房地产行业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家的角度看王石，把王石这个个体的企业家放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去，也许更能看到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在中国经济成长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这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王石、柳传志、张瑞敏，任志强也算一个，但任总能量大从第一代蹦到第二代了，他既有第一代企业家的特征，也具有第二代企业家的特征。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共同的特点是，从骨子里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富强起来，摆脱吃不上、穿不上和住不上的窘迫困境。但在他们创办公司时，中国连公司法都没有，也没有别的适用法律来保障他们作为企业家应得的权利和利益，很多事情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企业家在利益面前没有明晰的法律标准，自身的约束力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这一代企业家能活下来的无一例外都是不太注重钱的，同时对自己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有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他们自己在企业没有股份，也没有过高的收入。那个时代也有的人认为自己创造了财富，就应该得到自己的那部分财富，这部分人都成了中国市场化、走向富强道路上的牺牲品，牺牲的太多，存活下来的太少。存活下来的这几位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奉献精神，都是可敬的。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存活着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经验，为未来市场经济的推进铺平了道路，成了案例，成为了建立法律和制度的案例。存活下来的更伟大，对今天更有意义。

　　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般地成长了，全世界第一大银行是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全世界第一大房地产公司是中国的万科，万科一家公司一年开发房子的套数比全香港一年开发的套数还多。

　　但中国公司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十分艰难的。万科当初走背字时，曾请求一家公司成为万科的大股东。那家公司提出的条件是让王石配合他们打压万科股票，他们进入，再给王石一些黑钱。王石扬长而去，临走时说，你不仅看不起我们万科，你还看不起我的人格。

　　我们这些人应该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企业家，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再看看比我们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更有创造力、更有见识，三五年一代企业家，人才辈出。相信五年、十年后的中国比今天更强大，更富裕。市场经济会为中国创造巨大财富。希望大家记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除了伟人们指点江山，还有一代企业家的努力和寻找。不要忘记那些牺牲者、失败者，更不要忘记像王石、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成功者、幸存者。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

　　李敖和陈文茜

　　2008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我再次到了台湾。原以为两岸直航就可以方便一些了，但我们作为专业人士被邀请访台仍要绕道香港，仍需要起早贪黑，花费一整天时间在路上。上次去台湾走马观花，在台北仅住了一天，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台北，甚至连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去。据说北京故宫里很多值钱的文物，都让蒋介石运到台北了，一共有60多万件。到了台北后，先见到两位老朋友李敖大师和陈文茜，他俩与我是分别单独见面的。他俩都是极有意思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时常能听到他们妙语连珠，笑声不断。他们喜欢互相贬损对方。陈文茜养了一只小狗，给这只小狗取名叫“李敖”，并说这只狗和李敖一样胆小。李敖的胆小是有名的，担心坐飞机不安全，在台湾住了快60年了，只在香港和大陆待了12天，其余时间都在台湾。也许是年轻时坐牢，把胆子坐小了。但说话胆子比任何人都大，谁都敢骂。当时台湾人都在谈论陈水扁“洗钱”的事，比谈论北京奥运会的人还多。我问陈文茜，李敖为什么不出来评论呢？陈文茜说，李敖只会把钱藏在书架的书里，还常常被他老婆发现，他哪里懂得什么是“洗钱”，什么是“私人银行”呢？陈文茜说，李敖是活在历史中的人物，活在“五四时期”的人物，对历史包括一些细节都很熟悉，但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不了解。的确，在我的书中他发现的错误都是历史年代的错误，如我误把道光年间写成了光绪年间，爱因斯坦发表E=MC2公式的时间误写成了1946年，等等。

　　李敖和我见面时也不忘贬损陈文茜，说女人太厉害没有好下场，陈文茜则说，是没有好下场，但比嫁不出去更坏的下场是嫁给李敖。李敖在与我对谈时，劝我改行，我说我除了盖房子，也不会干别的。他说，本·拉登赚够了钱都改行去炸美国的世贸大厦了。我说，我怕爆炸声，小时候过年我连鞭炮都不放，就是因为怕这声音。我给李大师建议，住在北京，与凤凰卫视签约，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在台湾太小了，限制了他的发展。他说，他要和新加坡的“黄河”卫视签约了，并让我转告凤凰卫视的王纪言台长，凤凰再不与他签约，他就往“黄河”里跳了。

　　CHAPTER　FOUR　要幸福

　　我跟张欣称得上“闪婚”，当时外人看来完全不搭调的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好在我们之间还有爱，虽然初期因为价值观的冲突一度令婚姻陷入绝境，但她的忍让帮我们挺了过来。经历了许多事情后，现在，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向一致。

　　闪婚

　　我和张欣两个人从过去的经历，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从出生地、成长环境来看，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是从中国的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一个典型的草根阶层。她是在北京出生的，整个经历都是比较国际化的，而且她整个受教育、工作的背景应该是这个社会中比较高端、精英层的——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出来以后在华尔街工作……这么两个在外人看来完全不搭调的人，认识不久就决定结婚，外人看来几乎形同儿戏。所以当我们俩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张欣那边的朋友非常不看好我们的结合。她们说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文化背景、价值观这些东西是特别重要的，而一个人价值观跟他的家庭、教育环境和他走过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她有几个朋友说，你们的婚姻最多维持半年的时间，因为在一起生活基本上是不能够避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冲突最厉害的就是对每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分歧。我觉得对的事情她则觉得是不能够容忍的，我认为干净的事情她则觉得非常脏。我们的婚姻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要结婚了，我们商量着说买点家具吧。那时候家具市场很小，我们去的是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家具展。逛家具展的时候，我觉得家具花花绿绿的很时尚。她看完以后说不行。我说你看结婚的时候买个大红大绿的多喜庆，她说这个家具不好。我当时在万通工作，特别忙，能抽出时间买家具都很不容易，但转了一上午却没买到我们都满意的家具。按照我的审美观，我无法理解这些家具为什么张欣接受不了，我说我这乡下人在北京城里面买到家具不是挺好的吗？她却断然说不行。

　　没买到合适的家具，我们就准备离开军事博物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饮料卖，在军事博物馆门口有个推着板车卖葡萄的老大爷，我们都渴了，我建议买些葡萄解渴，那葡萄摊上苍蝇特别多，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走近苍蝇“嗡”地飞走了。结果张欣说葡萄也不买了，我说这不是挺好的葡萄吗？我说你看要买结婚家具，家具没买成；渴了说买葡萄，葡萄也没买成。这时她一下子就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赶紧安慰她。她哭着说，就是因为嫁给你，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我真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北京城里面苍蝇多，乡下县城里面苍蝇更多，在我看来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婚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买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面很古旧的穿衣镜，还是她从香港家里托运过来的。我们就买了个床垫放着，一直没有自己的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她只从香港买了几盏灯，而床、柜子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买。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洗热水澡，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24小时热水，都是用煤气罐烧热水，煤气灶经常熄火，我觉得在北京生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却觉得在北京这样的生活如同炼狱。因为她原来一直在香港，包括在英国读书，在这些地方生活得都比北京好，到北京来了以后，还一直咳嗽。基本上从我跟她认识，一直咳嗽到2011年。她一直不太适应北京的生活。2012年夏天我们到美国去，让美国医生做了全面化验，化验之后说是过敏，是胃里面的某种气体刺激嗓子造成的过敏，尤其是吃薄荷之类的东西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气体。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天天怕外面污染，就在自己家里面用花盆种薄荷，我们吃新鲜的薄荷，用新鲜的薄荷沏茶喝，所以一吃薄荷类的东西就咳嗽。我问医生怎么治疗，他们说这个很简单，只要吃一点药，不要让这种气向上刺激嗓子就不咳嗽，终于在十年后治愈了咳嗽的问题。由于我们两个人在方方面面的差异，导致了很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疾病。

　　冲突至绝望

　　我们俩从刚认识开始，反差就非常大，矛盾也很突出。大概在我们结婚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处在了几乎分手的状态，她因此远走他乡，去了英国。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关于公司治理。我认为我治理公司的方式是对的，我原来的公司办得挺好，因为当时其他合伙人从来不参与管理，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管理公司就是我自己把问题想清楚，给每一个人布置的事情都很具体，然后你去把这个事情做完就完事，别问为什么，去执行即可。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而且每一个人任务特别明确，时间也很明确。

　　跟张欣一起办公司后，感觉事情变得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