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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讲文学-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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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学眼里，钱钟书更是卓卓如鹤立鸡群，他成绩优秀，而且有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他的同学回忆说：“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带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其实，钱钟书也带笔记本，只是他的本子是用来练书法或者画图画的，而看的课外书却往往是西方和古文原著，虽然不听老师讲课，却获得了比课堂上多得多的知识，所以成绩总是高人一筹。
在清华，人们从不把钱钟书看做教授的学生，而是教授的“顾问”，他的中英文水平之精通，学问之广博并不在教授之下，因此常常能指出教授们在学术上的错误来。像文学家朱自清教授、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版本学家赵万里教授，甚至当时的新文学大家周作人都受到过钱钟书的批评。除了锋芒毕露、爱挑剔教授的错误之外，钱钟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架子相当大，他从不去拜访什么所谓的“名人”，也不愿意别人来拜访自己，不爱交际，校内外各种社团活动邀请他，他也大多数辞谢，因为他不想在无谓的应酬中消耗时间。他把点滴的时间利用起来读书。但这样也给人留下了一种性情怪僻和不好接近的印象，许多低年级的学生都是久闻他的大名，却不敢前去拜访。
其实，钱钟书是一个喜欢帮助同学而且颇有些痴顽天真的人。他的同班同学许振德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才子，考入清华前，他每次考试成绩总是第一，相当自负。可是钱钟书打破了他的状元记录，因此许君很不服气。一次，他把一个思考许久但是没能解决的问题拿去问钱钟书，钱钟书很快帮他解决了，许振德大受感动，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形影不离。当时，许振德爱上班里一个漂亮的女同学，上课时也暗递秋波。向来不听课的钱钟书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就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许多许振德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时的眼神变化图，提名《许眼变化图》，被同学们到处传阅。至今许振德提起此事还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大三那年，一个娇小美丽的女孩子征服了钱钟书这位桀骜不驯的才子的心，她就是杨绛。杨家也是无锡的书香世家，杨绛从小成绩优异。当时清华不招女生，她先考入了苏州东吴大学的政治系，三年级时还获得了去美国大学读书的机会，但杨绛不喜欢政治，所以改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文学，她的习作还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赏识。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中早有安排，在一个春光旖旎的日子里，两人相遇了。钱钟书炯炯有神的眼睛，侃侃而谈的口才很快征服了杨绛，两人一见钟情。从此，这个温婉聪慧的女孩和钱钟书相濡以沫，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坎坷的人生之路。
1933年夏，钱钟书拒绝了母校的挽留，去父亲所在的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春天，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名列前茅。杨绛也提前毕业，赶回苏州，打算和钱钟书一起出国。这年夏天，两人完婚。婚后不久，钱钟书就携爱妻出国，相伴到牛津大学爱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
在牛津大学，钱钟书仍然像在国内一样，根本不受上课的约束，完全凭兴趣读书。他喜欢上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还爱读侦探小说和惊险故事作为消遣。杨绛说他那时晚上做梦常常手舞足蹈，又踢又蹬，不知是做了侦探捕捉到凶手，还是做了凶手被侦探捕捉。当然，读侦探小说只是用来休息的业余爱好，钱钟书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研读康德、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等大师的哲学、心理学和美学著作上。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在阅读中度过，却忽略了学习功课，终于，他没有通过那门需要辨认英国15世纪以来许多潦草密麻的手稿的古文字课，假期后补考才算完事。杨绛说这大概是钱钟书在国外留学期间对所学功课惟一用功的一次。
1937年，钱钟书拿到了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还获得了最优等荣誉。同年，女儿钱瑗出生。此时做了父亲的钱钟书却依然童心不改。有一次，杨绛睡午觉，钱钟书就蘸了浓墨，给杨绛画了个花脸。可是，杨绛的皮肤特别细嫩，费了好大力气才洗净墨汁，脸皮也快洗破了。可钱钟书仍意犹未尽，又画了妻子的肖像，上面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女儿的出世，又给钱钟书带来新的乐趣，回国到上海时，他曾趁着大热天女儿熟睡，在她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花脸，挨了母亲一顿训斥方才罢休。牛津大学毕业后，钱钟书没有接受校方中文讲师职务的聘任，陪妻子同去法国攻读拉丁语言去了。通过旁听，钱钟书熟练地掌握了几种欧洲语言，白天夫妻两人常去咖啡馆坐坐，或者逛古书店，淘回旧书晚上阅读，过着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的抗日战争也全面爆发。本想继续攻读学位的钱钟书再也无心读书，和妻儿一起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回国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的一部分已经迁往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钱钟书带着师长们的厚望回校，当上了外文系教授，教授“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和“大一英文”。钱钟书个头不高，长相年轻，看上去几乎和自己的学生差不多，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些，就穿一身藏青色西服，一双黑皮鞋，戴一副大黑边眼镜。他上课时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既不表扬，也不批评，但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学生们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每次听课都能获得一次美的感受。大概因为他的文章得罪了一些爱对号入座的人，而且深受学生欢迎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因此，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一年，并不怎么得意。1939年，他辞去了教职，决定到湖南宝庆县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校任教。
1939年11月，钱钟书和几名好友踏上征途，进行了一次最令人难忘的旅行。当时，时值凶年，日军已经深入南方，封锁了港口，他们只好乘着一辆像《围城》里所描写的那样的大车，一路颠簸，路边是一片荒无人烟、百姓流离失所的萧瑟景象。等到了凌庐，大家都已经一贫如洗，几个人凑钱买了点烤山芋，又觉得作为大学教授的面子放不下来，只好背过脸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夜晚也只能男女杂居于一处破乱的旅店，外面凄风冷雨，里面虮虱横行。可是，一路上钱钟书却始终怡然自得，手捧一本字典，看得不亦乐乎，让同伴十分惊讶。经过这样的困顿颠簸，一路流浪终于到达了宝庆蓝田。所有这些磨砺，都化成了《围城》的创作素材。
别看蓝田是个偏僻小镇，图书馆却不乏丰富的藏书，钱钟书在这里如鱼得水，博览群书，而且几乎做到了过目不忘。钱钟书对自己系主任的工作尽职尽责，外文系每月都进行学术讲座，钱钟书总是承担得最多而且讲得最精彩，全然没有清华读书时狂傲的架子。教学之外，他最喜欢的是和三五好友谈古论今，听钱钟书侃大山成了那时同事们最大的消遣。每到这时，钱钟书就显得容光焕发，口若悬河。评论古今人物时，他不仅谈人物的正面，还能将那些不为人知的逸闻趣事讲得栩栩如生，让大家着迷。一次，钱钟书到同事徐燕谋＇2＇那里去聊天，兴致很高，故事越说越多，情绪越说越激昂，忍不住拿起手杖手舞足蹈，在座各位也都听得忘乎所以。两个小时后，徐燕谋才发现蚊帐已经被钱钟书的手杖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钱钟书却拉起朋友一溜烟地跑了。
蓝田学校风景优美，因为山水阻隔而远离战火，钱钟书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的仙人。他每次上街，往往是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自己的宿舍，买了贵东西，还自以为很便宜。但他从不承认自己的书生气，说早已通过读书通晓了人情世故。的确，校内的人际关系很复杂，钱钟书也并不是和所有的同事相互知赏，对一些人他尽量不理睬，他们的嘴脸都被钱钟书入木三分地刻画进了《围城》。
中年——几度风雨几度秋
1941年夏天，钱钟书离别蓝田，由广西乘船回上海。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特地从昆明赶来请他再回去教书。犹豫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成为日军困守下的“孤岛”。钱钟书和家人只好蛰居在法租界里，此时，他终于能和杨绛团聚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杨绛在一所中学教书，正式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钱钟书做着岳父让给他的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工作，还要兼做补习老师，靠几份薪水来弥补生活之用，有什么好吃的就弄来给岳父吃。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钱钟书夫妇从未辍笔，反而还能苦中作乐地享受着写作的乐趣。杨绛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看完话剧之后，钱钟书也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了让钱钟书腾出时间写作，杨绛想方设法减少开支，辞退了女佣，自己劈柴做饭洗衣，常常给煤烟染成花脸，被热油烫出泡来，或者切破手指。可是一到晚上，两人就沉浸在欣赏小说的乐趣里。钱钟书写一节，杨绛看一节，钱钟书又等着看杨绛的反应，常常是两人心照不宣地相对大笑。然后钱钟书就告诉妻子下面的打算，杨绛便急切地等着，《围城》就是这样一节一节地写成的。其中的人和事就是从夫妇两个共同经历的生活里提炼出来的。从1939年到1942年，《谈艺录》的初稿也成型了，每次日本宪兵搜查，总由杨绛机智地收藏，手稿才躲过劫难，流传世间。
在沦陷区里，钱钟书依然“痴气”不改，常常和自己兄弟家的孩子以及女儿玩作一团，孩子们常常很懂事地避忌一些不文明的语言，钱钟书却一定要想尽办法，引诱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以胜利者自居。钱钟书逗女儿玩，每天晚上都要在她被窝里埋“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杨绛说他恨不得把扫帚、簸箕都塞进女儿的被子。对这种没多大意思的游戏，钱钟书竟然能百玩不厌。他还曾对杨绛认真地说：“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正是这份痴气和童心，让钱钟书一家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仍然享受着天伦之乐。
抗战胜利了。上海仍然一片混乱，为了谋生起见，钱钟书1946年初应邀担任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编撰，6月又担任了图书馆英文刊物《书林季刊》的主编。就在这年夏天，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大杰邀请钱钟书担任教授，讲授“欧美文学选注”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许多学生还能回忆起那天的场景，上课伊始，讲台上站着一位穿紫红色西装的先生，戴着眼镜，神情严肃。他一开口，清脆流利的外语立即把学生们吸引住了。他讲课像表演戏剧，能把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演活。他的语调和神情让大家始终记忆犹新。而讲“文学批评”时，钱钟书能用几种语言分别写出不同诗人的诗句作为例证，学生们向他讨教秘诀，他只是谦虚地笑笑说：“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罢了。”在暨南大学的三年时间中，钱钟书从未迟到过，博览群书的习惯依然伴随着他。
1948年，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先后邀请他前去任职，都被钱钟书婉言谢绝了。他说：“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里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期，钱钟书和杨绛来到北京，应邀重返清华大学任教。经过16年的辗转，钱钟书终于和母校相聚了，掀开了他人生中崭新的一页。
在清华任教期间，钱钟书仍然是一个充满童心的人，对许多别人不屑一顾的事情都保持着兴趣。他们家曾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钱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柔地在他手腕上一搭，表示感谢。钱钟书说它有灵性，因此特别宝贝它。小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钱钟书特意准备了长竿放在门口，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猫叫，就急忙从被窝里跳出来去帮自己的猫打架。但面对着后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钱钟书的童心渐渐衰老了。在1949年夏季之后的三四年里，钱钟书一家的生活基本上还是平静安定的，但是，钱钟书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并自称“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只是在知心好友和亲属之间时有书信往返，可以作为他的思想生活的些微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个领域都处于整顿建设中。清华大学也毫无例外地接受接管、整顿、恢复，进行课程改革，师生们十分活跃，不断地开会、动员、宣传、学习，很多活动冲击了课堂教学，钱钟书也被迫忙于参加各种会议，这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1950年，在中央领导多次坚决邀请下，钱钟书承担起“《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工作，负责《毛选》的英文翻译、定稿、审稿。他对待这项工作极其严肃认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对时事、政治也很是小心谨慎。到1958年极“左”思潮盛行与大跃进运动开始，钱钟书虽然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始终保持沉默，再加上翻译《毛泽东选集》取得的巨大声誉以及中央领导的保护，他终于未被划为右派，逃过了一劫。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也比其他留过学的专家学者幸运得多，这些都是后话了。
1953年，全国实行院系大调整，钱钟书被调到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专门研究中西文学。文学研究所开始隶属于北京大学，1955年改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1976年独立并扩大为“中国社科院”，钱钟书便成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一直到他逝世为止。
在学部工作之余，钱钟书总是闭门谢客，抓紧读书，但是，平静安宁的生活还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天天被打破。1955年，他们的邻居林徽因，一位兼具智慧与美的女性去世了，这使许许多多的清华人感到悲伤。紧接着，大规模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随后，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纷沓而至，在举国上下一片躁动的红色浪潮里，时间一晃便到了1956年。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其中《宋诗选注》一本的任务便交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坚持诗歌取舍要以艺术水准为标准，可是在那个一切都要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时代，在一些人眼里，政治标准要比艺术标准重要得多。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历代选本都选了，在当时的极“左”思潮下，更是意义重大。钱钟书却认为这首诗虽然充满正气，还不能代表文天祥的最高艺术境界，他还有更好的诗歌可以入选；而且，这首诗已经被很多人读得烂熟，重复选择只是一种浪费。钱钟书凭着他固执与傲岸的秉性，据理力争，最后，《正气歌》虽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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