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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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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
杨昌济 著；杨佩昌 编
编辑推荐
国学泰斗季羡林多次向学生推荐的书目，民国时期影响国人的大师著作。
内容简介
毛泽东对杨昌济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是蔡和森、毛泽东。
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胡适评价：杨先生他是一个勤奋的学者，他临死之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向杜威博士要欧美最近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至死不懈的精神……
西洋伦理学史，杨昌济没有完成就故去了。毛泽东曾工整地抄录了七本。1917年前后，毛泽东读了大量的伦理学书籍，在他看来，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
导 言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一个“薪尽火传”，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以“强避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明志，培养了蔡和森、毛泽东等拄长天的大木，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伦理学家——杨昌济。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人，因家居长沙板仓冲，学者尊称板仓先生。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8岁时，他参加长沙县试，一举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开始在乡间教书。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藉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儿子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有“秀才”底子，但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思潮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出路的意念。于是，在1903年，他毅然告别故土，离开妻儿，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上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在弘文学院，杨昌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特别优秀，因而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后来，在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长沙。
杨昌济回国时，因为他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有人便想聘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一师任修身教师，毛泽东也转入合并后的一师范继续学习。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对毛泽东尤其欣赏。在两年多的教学活动中，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生，堪称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故鼓励毛泽东努力学习，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接到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当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结束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学生生活。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同学中的大多数人不想急于谋职，都希望趁年轻继续升学深造，可是又苦于缺钱，连自学的栖身之所和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因此大家在彷徨的状态中渡过这个暑假期。这期间，毛泽东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指路。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并希望毛泽东“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
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二十多人，从长沙启程赴京。在北京，“身无半文”的毛泽东，得到了杨昌济先生慈父般的关怀和照顾。当时杨昌济的薪水并不高，资助毛泽东等人后，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要求杨昌济帮助找事做。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展，便先把湖南来的青年安排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又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元，解决了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在师生频繁往来的日子里，杨昌济发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赞许下，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在进入北大工作不久，根据杨昌济的建议，毛泽东利用自己身为北大职员的有利条件，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
不久，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将从北京去上海，乘海轮启程去法国。毛泽东决定，放弃北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再回湖南，到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向杨昌济先生一家辞行，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较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恰在这时，毛泽东来到北京。得悉老师病重的消息后，他顾不上旅途劳顿，立即到医院看望，以后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次前往探视。
但是，杨昌济心中明白，他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感到有一桩心事尚未了，这就是要把毛泽东和蔡和森推荐给有关教育当局，以便在自己故去以后，有人对他们加以提携。于是，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后，杨昌济感到浑身极度轻松、爽快。他在临终前与友人谈话时还说：“吾意正畅。”其后，便溘然长逝了！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
杨昌济是近代中国伦理史学上的一位特殊人物，特别是他的德性伦理观具有立言、立德、立功三位一体的特征。由于他和毛泽东等人的特殊师生关系，他的伦理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青年人，使他们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个性品质的完善，树立了变革社会的伟大政治理想，并且一以贯之地为之努力奋斗，最终实现了中国的伟大变革。探索杨昌济的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性格的形成和毛泽东思想的发轫、产生和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1914年冬，以杨昌济为首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毛泽东、黎锦熙、蔡和森等人。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毛泽东将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译稿借来，整整抄了七个笔记本，认真地进行研究，可见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对毛泽东的影响。
杨昌济的《西洋伦理学史》共4篇，分别是希腊及罗马之伦理学、基督教之伦理、近世伦理学和19世纪以后之伦理说。本书还收录了杨昌济的另外两篇文章，其一为《西洋伦理学述评》，在该文章中共分六部分，分别是禁欲主义、快乐主义、个人的快乐主义、公众的快乐主义、进化论的快乐主义、自我实现主义，对西方的伦理学进行系统的评述。其二为《西洋立身篇》，分别介绍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基督教的中世纪时期和近代的各个主要伦理学流派及其思想发展。该书结构严谨，内容广博而专深，是西方伦理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
第一篇 希腊及罗马之伦理学
第一章 诡辩学者前之伦理诸说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希腊哲学者中为最有政治之意味之一人。彼与其弟子共结一社，与当时之社会以伟大之影响，为政治上道德上一方之势力，彼之哲学以数之原理为宇宙之理法，而以调和为最能示数之秩序。乃应用此调和之思想于实践之方面，认人类精神之活动亦有调和存焉。谓多人之精神乃依此调和而互相关系的结合者。人之精神结合于一大调和之下，始能真正之活动。彼此调和，则不能不认为罪恶。欲求真正之智识而为完全之圣人。不能不由神圣调和之社交。彼抱如是之思想，遂结一有力之社于宗教道德基础之上。其建设之地在意大利之南部，与其地方以甚大之影响。于道德上行政上至诱起多少之改革。
毕达哥拉斯非能立有一定之组织之伦理说，乃以道德及宗教之目的而组织一社之人也。其社中实行之主义，在于道德上智识上及身体上之完成。于道德之方面，以重节制、养勇气、尚忠实、重法律、常自省己而不敢为非为主。欲入此社者先不可不经五年间严格之试验。此五年之间，不可不常守沈默。平常之人多于此严格试验之中失望而终变其志。失望而变志之人，终不适于求真正之智识，遂拒绝其入社。能守沈默者，乃许入社。入社之后，又选其能养克己之精神不为嗜欲之所左右者。毕达哥拉斯又亲对于此中考察其果有世俗之精神与否，果可从事于探究真理神圣事业与否。而后始为真弟子。为真弟子者皆不为生活而生活，但为真智识而生活。如斯遂至得闻超乎物质永久之真理。毕达哥拉斯为此目的之故，于诸弟子所修之学科先课数学，因数学不带物质也。毕达哥拉斯之弟子敬其师如神明。其弟子多为贵族之子弟，于社会有大势力，因而此社之势力于政治之上有大影响。若毕达哥拉斯有政治之野心，则不难为一王朝之始祖也。
就于毕达哥拉斯之道义可注意之点，为彼尊重妇人之一事。传闻妇人亦多入彼之社中焉。关于彼之伦理说特不可不注意者。则灵魂轮回之思想是也。照彼之所思，则灵魂决不与肉体共死。其灵魂移于他之形体而续其作用。肉体者灵魂之狱舍也，人不可不常保纯粹之道德，使灵魂不至为肉体所污。若其德不纯，则其灵魂或至宿于劣等动物之身体，亦未可知，故不可不勉修德义，养高尚之思想。不可不绝世俗之欲，取严肃主义，使己之灵魂至宿于高尚之形体中。盖人之精神其根本在于神。故不可不修德而清其精神，使如神然。毕达哥拉斯及此派之学者应用数之理法以说明宇宙，不仅说明宇宙间物质之现象而已，且以之说一切之事。即道德之行为，亦以数之理法解释之。如云正义之德之本质，为平方数即其一例。此乃报十以十对五以五均等报酬之意也。又毕达哥拉斯之教门人恒取独断豫言之态度。此亦可注意者也。
次约说海拉克来托斯（Heraldeitos）之伦理思想则如次。彼之伦理主义，可视为后起斯多噶派之先驱。照斯多噶派之思想，宇宙之中有一贯之至上法则，吾人宜从此法则而行。海拉克来托斯亦有相同之思想。彼谓宇宙有神之至上法则。一切人类宜从之法则，皆以此为其根原。吾人宜从此神之法则。又世有正义，此虽天地亦不能违，吾人不可不服从正义以制其行。又谓吾人人类皆有理性。此普及于人人者也。吾人宜从此理性以制其行。又谓多数之人为五感所惑，以满足劣等之肉欲为求真正快乐之道，此皆感觉之奴隶也。吾人宜脱是等之诱惑而从理性之所命。要之吾人宜依理性之力适自然之法则以制其行。
集合此等思想，皆可代表后起斯多噶派之伦理说。斯多噶派之学者，认有普泛之客观法则，谓人宜从之。而此法则自其一面观之，为理性之法则；自其他面观之，为自然之法则；又自其第三面观之，为神之法则。如此普泛之法则，乃吾人可据之标准也。又海拉克来托斯认此世界全体为善良而完全，而立乐天之世界观，亦与斯多噶派之学说一致。彼之哲学以变化流转为宇宙之真相。无时不有矛盾，无时不有竞争，而转变为生一切事物之根源。一切事物生于如斯变化之上，一切之现象生于如斯矛盾与竞争之上，其全体成一大调和。此大调和即一切现象之总和，与神之观念一致者也。穷极之调和成立于此冲突之上。宇宙虽常有变化与竞争其全体实善理且正。吾人观其外貌，虽见为不善不正，然自神观之，则善而且正。此明与斯多噶派之学者以世界为完全之思想相类。
次略述兑莫克利托斯（Democritus）之伦理思想则如次。海拉克来托斯之思想为斯多噶派之先驱。兑莫克利托斯之伦理说，则可视为伊壁鸠鲁派快乐主义之先驱。兑莫克利托斯明以快乐为最高之善，彼实为唱快乐主义最初之哲学者。彼于此点与伊壁鸠鲁派之伦理主义相似。又谓吾人宜善为思虑分别，勿为现在之快乐致招将来之大苦痛，宜自加节制以期得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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