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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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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柏拉图之思想，个个之事物非实在，观念乃实在。经验界非实在界，观念界乃实在界也。而此感觉之世界（即现象界）可视为真实在界（即观念世界）之反映，不过为不完全之映象。现象皆有其根柢于观念世界。人类所有之理性（即思索之精神官能）与五感之知觉全异其性质。理性之所以有如斯特别之性质，实因其曾存在于观念世界中之故。吾人理性之精神记忆，观念界之印象（即记忆曾居观念界之时之事）。因有如斯之记忆，吾人虽在此现象界，得认识实在之观念世界。五官之感觉不过为觉醒吾人之理性，唤起此记忆之刺激，要之人惟自理性之力始得实在之真相。
观念乃实在。而于观念中占最高之地位者为善之观念，其他一切观念皆从属。于此善之观念，在观念界以此善之观念为中心，完全之调和成立而为一全体。依柏拉图之思想，善之观念实与神之观念一致。但在观念界虽有如斯完全之调和，而在此感觉世界则反之。因加以物质之要素（即肉体的要素）之故。吾人之理性乃晦，认识观念之真相之力乃被妨害，从而人人于其思想上互生冲突，甚至有全反于善之观念之行为。所谓不完全，所谓邪恶，所谓不正皆由此而生。此皆吾人纯粹之理性（即存在于观念界之精神）与物质结合而起之结果也。虽然，吾人之精神乃永久存在者，未与现今之肉体界结合以前固存在于观念界，即在将来亦将脱是等物质之结合，还归于纯粹之状态。未与物质结合以前吾人之精神固非如今日之不完全，即于未来之超物质界又可至如斯无缺点之状态。故吾人在此世决不可为肉体之所左右，不可为情欲之奴隶，不可不全然脱出是等之束缚，此吾人之所宜以为目的者也。柏拉图之根本思想，如上所述。适用之于道德上遂生如下之结论，吾人当为之务在于全脱肉体界之束缚，而为纯粹观念之生活，是实高尚之理想。苟能达之，不可不谓为至高之幸福。虽然，既生存于现实界，欲全脱肉体之关系乃不可能之事。然则如何而处此肉体界乎？于是柏拉图更有下述之思想焉：善之观念实现已于此现象界之际以调和之形而现，调和者善之观念之现代也，而此调和现而为吾人所称之德，更进则各个人之活动于国家之形之下而被调和，于是而现实之善乃可得而认焉。故欲研究柏拉图之学说，不可不知彼对于德之说明与对于国家之说明。而当述彼之德论与国家论之先，于彼之一般学说，尚有可注意之点。
吾人之精神中善之观念如何而发展乎？从柏拉图之思想，则吾人之心于认识观念不可不经某种感觉之形式，而感觉之形式最能使吾人想及善之观念者为美之形式，即现完全之调和之形式也，吾人自美之感觉形式得到达善之观念。盖善美合体，本希腊人特有之思想，柏拉图不过加此国民之特有思想以哲学之意义而已。希腊为尚美之国，而柏拉图以美为与善之观念一致，可谓能发挥其国粹者也。吾人自美之感觉形式之刺激（即自有完全之调和感觉形式之刺激）。至想起观念界。虽然，迄于认知最后之善之观念其间自有发展之次序。始爱下等之美，继爱高等之美，最后乃至爱善之自身焉。最初爱个个特殊美丽之事物，进而爱一切美事物共通之性。质（即所以成为美之普泛之形式）此虽未能超出于感觉形式之外，然因含普泛之性质已大有进步。更进则不独爱形体之美，且爱精神之美，道德之美焉。于此之时，亦仅爱一一精神之美与各个人之道德美而已。更进乃脱是等个人之境涯，且脱感觉之境涯，而进于超感觉之观念界。至爱美自身之观念，再进遂至爱最后之观念（即善自身）焉。约而言之，爱美之心先自容貌之美起，渐进为精神之美，遂至爱美之观念自身，终至爱善之观念自身，此其发展之次序也。
柏拉图之伦理说，自善之观念导出。实现善者吾人之目的也，此于现实社会则现而为德。德者于吾人精神中之诸要素间调和成立之谓也。今略述柏拉图关于德之思想。德与智识固为不可离者，可以之教人者也。精神自三要素成立理性心意及欲念是也。应此三要素乃有三德焉。理性之德为睿知，心意之德为勇气，欲念之德为节制。此三德决非分别存在者，是三德以正比例相结合则有正义，为第四之德焉。理性之德（即睿知）统御其他之要素。指挥心意者理性之力也，心意之德（即勇气）乃助理性之活动者。此德与真正之智识合同抵抗快乐之诱惑，与精神以不畏苦痛之力，使畏其真可畏而不畏其不必畏，因得为正当之判断，不畏死者此德所使然也。感性之欲望（即情欲）固为精神之一要素，要必受理性之指挥，得适宜之满足，节制之德始得成焉。是等诸要素必如斯互相关系而得调和于其间，德始可得而有也。是等诸要素成就完全之调和，统一之为一全体，于是正义之德乃可得而成也。正义乃使他之诸德得所统一者也。吾人能超个人生活之范围而成一大调和于社会生活之上，实赖此正义之德。故正义之德一面成精神上之调和，同时又为出现道德于社会生活上之原动力，而现此正义之德于社会生活上之时即成所谓国家。人类生活之完全调和惟于国家之形之下可得求之。吾人必于国家之中借国家之作用始能成就吾人各自理想之道德性也。
吾人之行为愈受指导于真智识愈能实现善，而善之实现于孤立之生活决不能为之，必以多教之个人结合为一全体，于其调和之生活之上各自之德始可得而成就焉。人类互相调和之结合体即国家是也，必于国家成完全之形之时真善始得现于此经验世界。柏拉图认为个人精神之组织为小规模之国家，人类之精神自三部分成立，必三要素得适当之配合，为一全体，善之精神始可得而成立焉。国家亦与之同。自三部分成立，与精神作用之三部分（即智识勇气欲念）相当，盖家固以三阶级组成之者也。第一为统治者之阶级，与精神作用中之智识相当。运用政治，掌管法律，以教育国民为事。第二为军人之阶级，以防外敌之侵击使国家安全为其职分，与精神作用中勇气之德相当。第三之阶级则为从事农工商诸职业者，与生活必要之物有直接之关系，此与精神作用中与保存生活有直接之关系之欲念相当。而其道德上之价值比他之两阶级较低，人之精神作用中智识指挥他，二要素之时始为理想之状态。国家亦然。必国民各尽其职分于统治者指挥之下，全体为有机之组织，始为理想之国家。必于如斯理想之国家至高之善始，得实现焉，而正义之行始可得而见也。然则组成国家之个人不可不从属国家明矣。个人者为国家而存在者也。专为己之利益己之快乐而擅为处置，乃不法之甚者也。一切个人之目的自利之意志不可不为社会之目的集合之意志而弃之。盖必消灭个人之意志而普汛之目的始可得而达也。真德真幸福自消灭自利心而始得达。真德惟赖国家之组织而始得实现，各个人之幸福惟赖国家而始得实现。柏拉图之政治主义乃极端之国家主义也，国民一切之业务皆不可不于国家监督之下行之。彼以为国家对于结婚之事宜定关于年龄身体健康等之细规则，而国民不可不遵守之。其他如音乐绘画数学，何事宜学，亦宜一一指定之。要之国家者对于个人之一大教育机关也。
柏拉图伦理说之可注意者，在于以个人之目的道德之目的为从属于普泛之目的，政治之目的。柏拉图以国家施行之教育为成就各个人之德所不可缺者。由此言之，似乎以国家为成就个人之目的道德之目的之方便。然彼谓国家于其作用于其必要实在个人以上，何则，德之完全调和惟于国家始可得达，决非仅由个人可以达之也。
以上所述乃柏拉图伦理说之大要。尚有一事可注意者，则彼关于幸福之思想也。彼以精神调和之状态为所以成德者，而此调和之状态即谓精神之健全，于此有一种之快乐相伴而生。故以精神之和调为目的，不得不说快乐之贵重。然柏拉图非如基列内派以快乐为唯一之目的，彼以为快乐必被调节于智识统御之下，始为可尊。不独此也，生于调和之上之快乐实善之观念之现代也。彼于一方反对极端之快乐主义，于他方又反对极端之非快乐主义，以得中庸之性情为最可尚之精神状态。其他如谓结婚宜守纯洁，奴隶宜宽以待之，实践上之意见可注意者亦复不少，但于此处可不论之。要之柏拉图以超绝观念为基础而立道德之意义，其结果不免陷于神秘。反之以现实人类生活之基础而立伦理说者，则雅里斯多德其人也。
第四章 雅里斯多德
柏拉图与其弟子雅里斯多德于形而上学之见解有甚著之差异。柏拉图以为经验世界以外别有超绝之观念世界，雅里斯多德反之，以为为事物根本原理之观念实内含于经验世界之事物中。柏拉图以超感觉之实在观念世界为本而立彼之伦理说，雅里斯多德则以现实世界为本而立说。雅里斯多德非必不认观念之实在，但不认此观念可全与物质分离而存在。盖观念与物质乃不可分离者，观念常存在于感觉之事物中，道德之观念非如柏拉图所言关系于超感觉之实在而存在者，乃关系于感觉之事物而存在者也。为观念之善为何，在超感觉之世界之善如何，非雅里斯多德之所问。彼之所问者乃在此经验之世界于实际之事情之下，吾人人类所以为善者果为何物也。彼之伦理学乃事实之学问，与彼之所谓物理学有甚近之关系，此乃彼与其师大异之处也。柏拉图非纳入善之观念不能论在此人类社会之道德，雅里斯多德则全反之，以为善之观念（即观念界之善之智识）于决定此现实之生活中实践之善之为何物不有何等之助，在伦理学所当研究者非观念界之善，乃此现实之人世中之道德也。
既以人类生活之事实为基础而立伦理说，则先不可不研究人类身体及精神，察其如何构成。雅里斯多德决不离事实不离经验而立论。彼以为适当发达人类生来之本性，于是乎有德。人类非能为孤独之生活者，多人为共同之生活，始得各自全其生存。人类者政治之动物也，彼以如斯之思想为本而说明德与国家焉。
彼与梭格拉第及柏拉图同，以德为可教人者。虽然，彼以德非如梭格拉第所言仅赖智识可得达者，惟由反复之实行始克养之。惟知之而已，尚未为足，必自意志之练习反复实行善事，德始可得而成也。雅里斯多德不以梭格拉第智识即德之言为然，而以德为善行之习惯，常自修练，使自然之倾向及冲动向于善之一方面，习善而远恶，乃所以实现其德也。德非仅智识而已，欲为有德者非徒须有智识，又不可无欲为有德者意志之活动。不但知之而已，不可无行之之意志。人不可无如何为善如何为恶之智识固无论已。虽然，又不可不加之以为善去恶之意志，久久实行之，以养成其习惯。
欲求有德，先不可不基于人类自然之性情，又不可不养成其习惯，又不可不以理性之力统御之，即不可不赖性向习惯理性三者之力，赖此三者之力而为人类行为最后之目的之最高善乃可得而达焉。照雅里斯多德之思想，如斯之至高善乃与幸福一致合体者。达至高善，同时即可得大满足。然则所谓幸福者果为如何之状态乎？欲研究此事，先不可不知人类与他种物之所以异，即不可不知人类特有自然之性情。仅自肉体之满足而来之快乐绝非人类所特有者，其他劣等之动物皆有如斯之满足。与他动物异人类独有自然之性质实理性也，故人类之真满足不可不为自理性之动作而生之满足。而如斯之满足乃由适当活动人类自然之性情而生之结果，生活之完全作用即在于生此满足。完全之活动即伴至高善之幸福也。而如斯完全之活动乃人依理性而适用其自然之官能所生之结果。
吾人为理性之活动，德以成立。德者道德之行为之习惯也，依练习而得之性质也。然则德究为如何者乎？雅里斯多德以为德乃在两极端之中间者。吾人之行为或过或不及，皆为不完全。过犹不及，惟中庸乃为德。人生于斯世，与种种之事情相关系而存在，应此关系之事情而为种种之活动，于一一之关系皆有中庸之德焉。人类生活之关系其数甚多，德之数亦与之相应。例如关系苦痛之事则有勇气之德，关系快乐之事则有节制之德，关系社会之生活则有正义之德，其他更不遑枚举也。雅里斯多德与柏拉图之意见于其根柢全异。然亦有相同处。彼以个人孤立决不能实现最高之善，惟赖为调和之共同生活之国家始可得达。彼以人类为政治之动物。其所以有如此之思想者，决非以政治之生活为优于个人之生活，实以个人之道德目的必依国家之生活始可得达也。
雅里斯多德分德为二种。彼以为吾人合理之活动有二方面，理论之作用实践之作用是也。理论之作用仅关于智识之范围内不关于他种精神之能力，实践之作用则理性与欲望冲动等相关系，制御之指挥之而活动之方面也。易言以明之，则关于意志合理之活动也。应此二者，可分德为智之德与伦理之德。此二者之中，伦理之德乃吾人今兹所论之德也。智之德固可导吾人使成就伦理之德，然必此智之德动吾人之意志，伦理之德始为可能惟知之而已，不为德也。此与梭格拉第所言智识即德正相反对。吾人得雅里斯多德之定义，始得明伦理学之领域。梭格拉第以知性为道德之行为之机关，彼全混同意志与智识，即柏拉图亦未能免此。认意志为起伦理作用之机关，实自雅里斯多德始。德成立于正当之意志之上，善良之意志固关系，于正当之意识，决不与之同体。以意志为道德之行为之本质不可缺者，从而不得不置重于修养。无论如何之人皆有道德之素质，然欲养成之而使之强大，不可不常以意志实行之。而为如斯实行之助之刺激者，乃伴至高善之幸福也。加之以智识，与影响于意志之上，遂至行善焉。
雅里斯多德以为德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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