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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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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心愿的。扶鸾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扶乩”，求签就更不用说了，你随便到哪一间道观，供桌上都摆着一付签筒。随便你去摇，不要钱的。不过，上面的文字典故一般的人都看不明白，只好去请教门口坐着的那位道士。这个时候，您就得多少掏几文出来了。
当年我在成都青羊宫的时候，摇了几把出来的都是上上签，心中纳闷：到现在为止，俺这命明明就是一般嘛，难道明天就要中大彩不成？干脆从签筒中拔出一把来仔细端详：结果上上签和上签占绝大多数。门口坐着的道士很失望，他没有赚到我的钱。不过，我对道教的乐观生活态度，还是很欣赏的：只要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上上签了。所以，大家的确没有借口再怨天尤人。
其二，设斋打醮，为人祈福消灾。
这种业务的范围包括求子嗣、超度亡灵、辟邪治病、驱鬼降魔等等。这是道教仪式中最好看的一种，《西游记》中写道：“头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响，符水施为。驱神使将，拘到妖魑……”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够拘到妖魑的机会并不多。就是拘到了，大家看到的也只是个装妖魑的容器而已。
设斋打醮中最常见的，还是超度亡灵。人都会死，死了都会变成鬼。问题是，变鬼的结果固然一致，但变鬼的过程却大有不同。道士们不敢马虎，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处理。例如，超度自缢死者叫作“金刀断索”，超度落水溺死者叫作“起伏尸”，超度死于异乡者叫“追魂”，超度死于分娩者叫“游血湖”……
众所周知，这一种超度亡灵的仪式，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就举行过。那是在泸水之滨，为死去的战士进行超度。诸葛亮在作法事的同时，还顺便发明了后来北方人的主食——馒头。佛教在这个方面也不甘人后，他们本来就有著名的盂兰盆会。这么一来，在有没有鬼，以及需不需要超度鬼这件事情上，三教第一次罕见地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最终还形成了一个节日：中元节。在中国大陆，拜上一次红羊劫难之赐，中元节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在红卫兵没有去过的地方，如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聚居区，中元节仍然还是个相当热闹的节日。
其三：到处施用符箓，为人驱邪保平安。
符箓的使用一般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设斋打醮之时，符箓作为一种道具出现。相当于对神仙的邀请函，或者是对妖魔鬼怪的恐吓信。一般来讲，烧了才管用，不过，在捉住妖魔鬼怪之后，道士们也往坛子口上贴一张。这样一来，妖魔鬼怪就像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怎么踢腾也跑不出来了。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这符箓可能存在着保质期。《水浒传》中，洪太尉看到的龙虎山伏魔殿外，便“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道士们告诉洪太尉，凡是经一代天师，便必须亲手添一道封印。如果这封印是永久性的，那么最早的那位祖师爷封一次就够了，何必要这么麻烦？由此可见，保质期的问题的确是可能存在的。
另一种情况，大致有点像西方中世纪时的修道士卖的“免罪符”。教会告诫人们，人一生下来，就是有原罪的。消除原罪的方法，就是笃信耶稣基督，并且还要坚持不懈地行善、祈祷。少做一条，将来都得尝尝地狱永恒之火的滋味。大家一听傻了眼，信耶稣基督容易，行善祈祷也是容易，但要说到“坚持不懈”，就很让人头疼了。
修道士们见到大家那一张张惶恐的面容，好心地安慰道：不要紧！有个简单易行的办法：花钱买几张“免罪符”吧！随着金币落进教堂钱柜的叮当声，阁下的灵魂便冉冉地升上了天堂。
道士们卖的符箓比修道士们的“免罪符”使用范围更广一些：它可以佩在身上，形成一道单兵防护墙，任何邪魔外道都不能近身；也可以贴在大门口，保佑一家大小出入平安；还可以挂在商店的门楣，财神爷一见到就打心眼里喜欢，说什么也要到店里去坐一坐。对于湘西的赶尸人来说，符箓更是不可或缺的。不往僵尸们的脸上贴这么一张，它们哪里会这么听话地一蹦一跳？
天下的符箓何处最灵验？不用说，当然是龙虎山天师府的了。天下有名的天师符，有谁不知，有谁不晓？所以，不少人宁愿千里裹粮，也要辛辛苦苦地跑到龙虎山去求一张。——请大家注意，是“求”一张，说“请”一张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用“买”字，那就显得俗气了。
正因为如此，明朝中后期以来，正一派的道士相当的忙。天下纷乱不已，人死了一批又一批，埋都埋不完。人口大减，鬼口大增，超度和驱鬼的业务，使张家人忙得合不拢嘴！？——对，没有乱用成语，的确是“合不拢嘴”。
这么一来，《道德真经》、《南华真经》这两本艰深的古书，更是没有几个道士去读了。反倒是儒家的读书人，有事没事地还要去翻一翻，研究一下庄子那“汪洋恣肆”的文章技巧。
天主教的修士们出门，大多会在口袋里放一本袖珍版的《圣经》。和尚们则是把佛经背下来，闲空之时，捏着念珠复习几句。明朝以降，道教最大的悲哀是，道士们（尤其是正一道）多半是提着桃木剑，揣着符纸出门的。家中即使还有一本《道德经》，也是丢在屋角，封面上蒙满了灰尘。
（九十六）
要知道一门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一下宗教徒们住的地方。
例如，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现在宗教庙宇统计数字中，佛教寺院约有1万7600多座，基督教教堂1万2000余座，天主教教堂只有4600余座。可见，传统的佛教声威不减，而后起的基督教奋起直追。相比之下，同样是拜耶稣基督的千年老店天主教，声势却几乎被完全压下去了。
不过，最多的还不是佛教，而是回教徒的清真寺，竟然多达有3万余座！数量几乎是亚军佛教的一倍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回教徒在中国的数量，要远远少于佛教徒。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道教，它的宫观数量有多少呢？
——仅仅1500多座！
就在清朝中前期，有一座道观突然名声鹊起，如日中天！其规模和声势，都直追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祖庭。这座道观，便是北方全真道的中心——有名的京城白云观！
奇怪了，这全真道不是早在元朝那时就已经衰落了吗？怎么到了清朝，却突然来了个鹞子翻身呢？
说起来，王重阳先生的在天之灵，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住在龙虎山的张天师，一个是邱处机先生的后辈弟子，全真道龙门派传人王常月。
明末清初，其实是道教扩张势力的一个良好时机。当时不少汉族的读书人，想到自己居然要受满洲人的统治，必须在脑后留一根辫子，这思想关实在是怎么也翻不过去。一气之下，便要遗身世外，“儒从僧道不从”，你该拿我没有办法吧？这在佛家有个名号，唤作“逃禅”。不过，为了不留那根辫子，便跑去当和尚，让整个头顶的毛发跟着遭殃，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吧？孔子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于是不少人便把眼光投向道教。的确，道教的先天优势这时便体现出来了，尤其是正一道，不仅不用剃头，还可以饮酒吃肉，这么好的事情哪里找去呀？
——且慢！有明白人站了出来提醒大家：就算要当道士，也坚决不要当正一派的道士！大伙儿想清楚了：正一派的当家人张天师，给大清兵递符瑞时，可是跑得比谁都要快呀！
说的是啊！怎么可以和张天师这样的墙头草混同一气呢？大伙儿最后看了一眼正一派道士手中的酒杯碗里的肉，恋恋不舍地朝北方奔去。消息早就传出来了：北京全真道白云观，最近来了一位高人，姓王，名常月。
全真教的祖师爷王重阳先生当年有高徒七人，即著名的“全真七子”。王重阳仙去之后，这七位弟子又各自在全真教内部开设了自己的子公司：邱处机的龙门派，刘处玄的随山派，潭处端的南无派，马钰的遇仙派，王处一的嵛山派，郝大通的华山派，孙不二的清静派。到了元明全真教衰落时期，其它各派都奄奄一息了。只有邱处机的龙门派，还挺着几根瘦骨头，硬撑着不倒下！
于是它就笑到了最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中兴：第七代传戒律师王常月时代。
清顺治十三年三月，王常月在白云观开坛说法三次，先后收弟子千余人。要是在宋元明时期，收这么千把人，简直就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但在清朝那会儿，能收到这个数字，就要感谢太上老君了。但王常月先生还不满足，他不辞劳苦，大江南北，马不停蹄地到处传道。度弟子甚多，当时有“临济、龙门天下半”之说。他辞世升天之后，全真教的道士们，感激地尊称王常月先生为“龙门中兴之臣”。
王常月先生的理论，后来被编成了两卷书，即著名的《龙门心法》二卷。在书中，他提出了“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心身、求师问道、定慧等持”等二十要诀。道理好像很不错，但怎么听都像是高僧在谈禅。王重阳先生当年“三教合一”的投机思想，几百年后，被王常月先生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只不过，王常月先生这样做，多少还是有些“剃头挑子一边热”。——你想“三教合一”就“三教合一”呀？门都没有！和尚们对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径，感到无比的愤概！但他们无可奈何，因为皇帝对王常月先生的做法举双手赞成：大家和和气气的一家，同保我大清江山永固，这有什么不好的？
王常月先在世间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享年八十八岁（一说一百五十九岁！）。他仙逝的那年，已经是清朝康熙十九年了。大清的的江山，在那时已经相对比较稳固了。虽然康熙身边的红人韦小宝韦爵爷，脚板心还刻着“清明”、“反复”的字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早年那些激进的反清复明的义士们，多半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已经老得快死了。
所以，虽然早期全真道混进了很多不肯留辫子的人，但康熙皇帝还是慷慨地给了王常月先生一个“抱一高士”的封号。龙门派的道士们感激之余，心中略有些遗憾：连个“先生”的封号也不给，足见这个皇帝是个小气鬼。
由于王常月先生的影响，当年几乎快要塌掉的白云观，一下子便成了北京最热闹的地段之一。求财祈福在这里求，办道场在这里办，烧香问签在这里烧。后来，连求子也不跑观音庙了，改跑白云观吧！再后来，朝廷的官员们把这地方当成了走后门的入口，以及交换情报的中转站；老百姓们则索性在观门口搭起大棚，办起了热热闹闹的庙会。烧饼、卤肉的香气夹杂在叫卖声中，一阵阵地往观里飘，惹得小道士们一边念经，一边流口水……
最后，连太监们也时不时往这地方跑。起因是不知是哪个缺德鬼，说当年邱处机先生为了潜心修道，一狠心，斩断了自己胯下的是非根！听到这个莫名其妙的传说后，太监们大喜：终于找到同道中的高人了！于是，他们把邱处机先生尊为太监这行当的祖师爷，每年正月十九，都要到白云观来拜“邱祖”。要说也怪这伙太监没有文化，明明摆着一个正牌的司马迁不拜，拜这个来路不明的邱处机干什么？
白云观名声最响的时候，是在清雍正年间。就在雍正八年，从禁宫大内发出一道莫名其妙的朱批秘谕，皇帝亲手所书，接收人是各省的总督、巡抚。秘谕内容如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则秘谕雍正皇帝写得很辛苦，当时没有复印机，皇帝总共抄了多少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光是现存于世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每份内容都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全是雍正用朱砂一笔一笔，一份一份地书写的，字体非常工整，一丝不苟。
（九十七）
雍正皇帝病了，而且病得比较严重。为什么会病呢？有人说是积劳成疾，有人说是荒淫无度。作为一个很有争议性和传奇性的皇帝，当雍正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关于他的传说，已经在民间流传很广了。
和前面两位皇帝不同的是，雍正的宗教信仰坚定而杂乱。顺治皇帝早年在天主教和佛教之间摇摆过一阵子，最后，坚决地选择了佛教。由于他死得很突然，所以，民间广泛传说他因为喜欢董小宛，而且最后上五台山出了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顺治帝一定很时髦地很热衷于姐弟恋。因为清朝定鼎时，他才九岁。而董小姐至少在晚明的时候，就已经是艳名远播了。
顺治的儿子康熙是个相当聪明的皇帝，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和李世民、朱元璋等差不多。只要你有好的方面，咱们就吸收、利用。但一旦行事不符咱们的心意，对不起，立刻下重手对付。例如，他非常喜欢天主教带来的近代科学技术，曾经下令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名教士轮流进宫，为自己讲解天文、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但后来罗马教廷死脑筋瞎指挥，硬要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把康熙惹火了，于是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信仰的杂乱在于，在治国方面，他依赖的是儒家；在个人信仰上，他比较倾向于佛教；但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又把道士请进宫里来炼丹。不过，这位皇帝是出名的坚韧刻毒之人，一旦相信了什么，便会很认真地加以实践。治国如此，坐禅如此，奉道炼丹也是如此。
这一回，问题比较严重了。一日重似一日的沉疴，使雍正皇帝多少有些慌了神。按理说，宫中的御医很是不少。但雍正皇帝吃了几付药之后，病情不见好转，心中便不耐烦起来。这一不耐烦，便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迷信所谓的“江湖异人”。
这个老毛病直到现在，还是广泛地存在着。人民群众私下埋怨：这些大医院真他奶奶的没用啊，连个简单的癌症都医不好，居然还好意思收这么多钱。而据俺表哥的二姨她大舅子的邻居说了，他们那里有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老头就比较运气。送到几家著名的大医院，那些不负责任的大夫都摇摇头说，算了吧，没多少时间好活了。抬回家去躺着，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吧！——但后来你猜怎么着？老头遇到一个江湖医生，几块钱买副中药一灌下去，去医院照照X光，嘿嘿，没了！
这种事情一想起来就令人激动！雍正皇帝不顾身体的虚弱，强撑着披衣执笔，写下了上面那则著名的上谕。也许他的虔诚感动了玉皇大帝，奇迹终于出现了。他最心腹的大臣，浙江总督李卫，访到了一个出身白云观的江湖道士贾士芳先生。只是，这位贾神仙现在不在李卫的辖地，而是在河南。
不要紧！河南也好办，雍正的另一个心腹田文镜先生，正好在那里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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