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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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在全真教的老巢白云观，主席是白云观的主持陈明霖，发起人有十八个，无一例外全都是全真派的代表。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道教会请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等。不久，又拟定了《道教会上国务总理、袁大总统书》。当天，便由陈明霖等人，花几毛钱钱租辆黄包车，风风光光地便送进了国务院。并且，隔几天便得到了批准，正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全国性道教组织。

　所以说，天子脚下好办事。消息传到上海，黄花菜都凉了。张元旭先生愤怒地发现，“中华民国道教协会”里，居然连堂堂嗣汉天师的位置都没有！就算是假惺惺的，您也给一个副会长的虚衔不成吗？没有，白云观这事做得太绝了！明摆着是欺负张天师路远，你张天师无论如何，都得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吧？但别人从白云观赶到中南海，拉黄包车的车夫，怕还嫌没有跑过瘾呢！
　张天师心想，如果俺是峨眉剑仙派的，准派上几支飞剑，千里上京取了这厮的项上人头。但没有办法，张天师的专业不是放飞剑，而是帮人捉鬼，而这陈明霖道长固然奸诈似鬼，毕竟还不是真正的鬼，张天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元旭先生为自己失误懊恼不已：都怪自己卖符纸卖上了瘾，忘了还有改朝换代这茬事了！结果，不幸便被全真派抢了头一炷香。说起来，也怪张天师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每到了改朝换代，便东看西看，到处找人选人献符瑞。但这次改朝换代可不像从前，你未必要捧着符瑞给孙中山送去么？
　全真派就不同了，他们的根据地是北京，政治漩涡的中心。道士们嘴上念着经，眼睛却不住地朝观门外瞅。他们发现：如今这流行的玩艺儿换了，不兴泡茶馆听京戏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今天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明天成立一个什么协会，后天多了个什么委员会……名头还一个比一个大。弄到后来，身为一个堂堂的北京人，如果您居然没有忝居什么“协会”之内，简直就不好意思上街见人了。
　所以说，现代社会中，信息是多么的重要。张天师处在上海，满眼都是赚钱的信息，政治敏锐感便一下子钝化了不少。等他清醒过来，已经晚了，别人连名片都印好了。没有办法，张元旭先生只好硬着头皮，跑去烧第二柱香：

　1912年9月，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召集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正一派道观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关帝庙成立了全国性的道教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一一〇）

　头一炷香没有抢到手，张天师很生气，后果却不太严重。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谁还去管你道教内部这些鸡虫之争？张元旭先生对北京政府相当不满，什么破政府嘛！一点调查研究都没有，便轻易地把道教会的招牌给了不该给的人。你随便去翻一翻古书，就应该明白，谁，才是道教真正的正统代言人。

　没办法，张元旭先生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玩玩文字游戏。你是“中华民国道教会”么？好，那么，俺们便是“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多一个“总”字，便压得你到八月十五都翻不了身！外行人怎么看，都会以为北京那块是“总会”的分舵。张元旭先生得意地想，中国汉字真是威力无穷呀，一字之差，便让陈明霖这厮降级成了道教的青木堂堂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早有早的优点，迟有迟的好处。两边的入会条件其实都差不多，全真派“分舵”那边，要入会的弟兄，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就行了：“道教信士及一切善男信女（不限种族、不限国籍、不限行业），志愿助扬道教、度化众生者，皆可入会。”
　上海正一派“总舵”这边，则更为宽松：“无论在家出家，不分国界种族，凡素志好道者，均可入会。”
　全真派一看很愤慨，什么？太不像话了，连“善男信女”这样的基本条件也不要了？上海滩多的是混黑社会的家伙，平时也喜欢拜拜关二哥。如果这些家伙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志愿加入“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你张元旭天师到底收不收这笔会费？

　张天师懒得管这么多细节问题，他也是没有办法，官方那边已经无路可走了。民国政府当时已经接受了陈明霖的申请，正式接纳了“道教会”。当官的只能对悲愤交加的张天师耸耸肩膀，双手一摊：没有办法，谁叫你不早点来？
　因此，直到“道教会”和“道教总会”双双无疾而终，张天师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按现在的话来说，属于“非法宗教组织”。虽然当时的政府忙着打仗，懒得派人上门清理整顿，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张天师的“道教总会”从始至终，也没有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成立和开展活动。

　道教又一次陷入了南北纷争之中，但这场纷争在当时的大历史中，已经变得毫不起眼，张天师不久也将重返龙虎山了。他在上海那几年间，除了创建一个不被承认的“道教总会”，以及贴满大小弄堂门口的符咒外，还为丰富上海方言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因为他的原因，上海人新创了一句著名的歇后语。
　当时，如果一个上海年轻人，为了什么事；失恋或者失业，把自己锁在亭子间的顶楼，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任谁劝都不下来，父母的话不听，连居委会大妈来了也不行。邻居好奇，便问，这小青年一个人在楼上鼓捣些啥呀？家里人往往会懊恼地回答，“伊是鬼迷张天师，勿晓得伊勒做点啥！”
　这句话中的“鬼迷张天师”，其实是个精简版本。整句歇后语是这样的：鬼迷张天师——有法无使处。
　张元旭先生听了这句歇后语，心中一定是相当的郁闷。当初在江西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到了上海滩，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上海滩的鬼不简单，人也和别处的不同。当时，除了上海本地人之外，全中国的人来到上海，都会获赠一个共同的称号：乡下人。饶是你张天师千年世家，到了这十里洋场，也不过是一个土头土脑的江西老俵罢了。

　所以说，他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三年之后，张元旭先生便离开了上海，胜利地返回了故乡龙虎山。促成他这次返乡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大雨，有人说是因为一个“好皇帝”。

　民国二年，北方旱灾。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先生虽然有了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却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西方先进的人工降雨法。因此，还是拿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灾害没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求助于中国传统的“人工降雨法”——祈雨。
　史料上没有记载袁世凯先生有没有先请白云观全真派的道士们动手，从后来的迹象看，应该是有的。但“中华民国道教会”的那些人显得很不专业，怎么求，北京的上空依然是碧空如洗。无奈之下，袁世凯先生下令，掀翻全真派的摊子，另外派人到上海，邀请传统的祈雨专业户——“中华民国道教总会”的张元旭先生，火速上京救急。

　张元旭先生一听，这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事呀！不敢怠慢，连夜便赶往北京。到了地头上，人说：请问张先生，您这祈雨的法坛，要设在哪里呢？天安门广场，或者天坛、地坛？
　张元旭先生不在乎地摆了摆手，不用这么麻烦，咱们因陋就简，干脆还是设在白云观吧！横竖都是道教中人，到时候需要什么设备，也便于及时供给。

　于是，白云观的道士们忍着一口闷气，把刚被掀翻的求雨法坛，又竖了起来。不久，张元旭先生就在前呼后拥之下，一身道袍，左手符纸，右手天师令牌，悠然地登上了法坛。在他的身后，一面白布旗上，浓墨大字写着：“龙虎山嗣汉天师　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张”
　更令白云观道士郁闷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张家真正是天上有人么？祈雨的程序其实大同小异，咒语听起来也一个调子。但，经张元旭先生这么一操作，一场倾盆大雨，不久便哗哗哗地把整个北京城淋了个透。

　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轰动，老北京们议论纷纷，不愧是张道陵祖师的后代呀，你瞧人家这水平，这气派！北京人看人讲究一个“派”字，能干不能干还在其次。张元旭先生从小就是按天师的规格来培养的，这派头简直是不用说的了，这一点令北京人深为折服！张元旭先生也很感慨：不愧是天子脚下，数朝古都之地。真正是民风淳朴，德化深濡啊！不像那些洋气弥漫的铜臭地界，一股令人掩鼻的暴发户气！

　祈雨这种事情，据后人考证，有记载的，成功率近乎于百分之百；没有记载的，便不好意思说了。张家的求雨成功率在所有祈雨专业户中，据说是最高的。唯一的一次失败记录，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天师是第五十代张国祥先生。还好，在位的万历皇帝脾气温和，对道教的态度也很友好，所以并没有为难张天师。

　不管怎么说，张元旭先生毕竟成功地求下了雨，这件事给大总统袁世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这个人，怎么看，都有些神似于当年汉朝的王莽先生。能力超强，野心超大。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袁世凯也是一样，他当时在国内国外，民间朝堂，声望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没有后来称帝那招臭棋，历史对他的评价，恐怕将是另一种写法。
　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便是在野心和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往往让野心连人带能力一口吞噬下去。当袁世凯有了称帝这个野心后，所有的心思、精力便完全扑在上面，仿佛一个人掉进漩涡里，眼中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

　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先生考虑到，要称帝，便不能忘记龙虎山的张天师。从历史来看，得到张家的支持，几乎就相当于在玉皇大帝那里买了单保险。恰好在此时，张元旭先生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便抓紧时机，通过长江巡阅使张勋先生，请求政府恢复被李烈钧废除的职权。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下令，恢复张天师封号，发还天师府产田，复授张元旭为正一嗣教大真人。并且，重颁“正一真人印”，赐予“三等嘉禾章”，及“道契崆峒”匾额。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称帝，国号“中华帝国”，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张天师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自称为“张天师”了！笼罩在龙虎山上的乌云，似乎一夜之间，被北边来的春风吹个干净，和煦的阳光，重新笼罩在青葱的山麓之上。张元旭先生惊喜地看到，好运气如同五颜六色的气球一般，正迎面向自己扑了过来！
（一一一）

　仅仅过了八十多天，张元旭先生便沮丧地发现，这场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其真相是这样的：老天爷和袁世凯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也因此和张天师开了一个小玩笑。在这八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迅速地往后摆动了一下，又迅速地摆回了原点。
　主要的当事人，都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袁世凯先生以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一直有个皇帝在上头管着。现在一下子没有了，怕是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受，会很不适应。没有办法，自己只好挺身而出，勉为其难了。“洪宪皇帝”感慨地对“臣下”说，当今这世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张天师呢，则习惯性地把这场闹剧，看成了另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事件。他和袁世凯都没有意识到，几千年皇帝的统治，让中国人对于帝制，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时的中国人，仿佛那只被困在井中多年的青蛙，当它跳出了井口，看到外面广阔的蓝天，无垠的大海之后，你还指望它会再一次跳回井里吗？

　张元旭先生黯然地收起了“天师”的招牌。渴盼已久的“好皇帝”，三下两下便翘辫子了。朝廷没有了，封号也没有了，田产也被重新被查封。所谓的“三等嘉禾章”，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摆设品。只有“道契崆峒”的匾额，仍然高悬在天师府的屋檐下，和各朝各代皇帝所赏赐的匾额一起，记载着张家又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

　当时的社会情势千变万化，连袁世凯这样高智商的脑袋都反应不过来。说起来，我们也不好太多地责怪张元旭天师。最多，只能说他学艺不精，业务能力不突出。张家祖传的扶乩之术，号称灵验无比。结果到了这位天师的手中，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沙盘有灵，明确地提示张元旭先生：当心哟，这位袁大皇帝，怕是日子不长啊！张元旭先生多半不会去蹈这趟浑水。

　现在好了，袁世凯先生成了万人唾骂的“窃国大盗”，张天师不用说；也成了标准的“封建余孽”。袁大皇帝重新变成了袁大总统，最后还干脆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但留下张天师怎么办？只好一个人红着脸躲在龙虎山，郁闷地看着山下喧嚣的世界，以及不停变幻的，那一面面的“大王旗”。

　孔子说过，“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具体的做法呢？则应该是这样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作为道教中人，理应比平常老百姓心胸更加豁达，对荣辱得失看得更开。时逢乱世，作为中国道教的领袖。张天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居龙虎山，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一面“道契崆峒”的破牌匾，厚者脸皮求来挂在屋檐下，到底能给这千年家族，增添多少风光？《道德经》中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常乐”这句话，随便找个人来，都懂得它的意思，但当时的道教当家人就是不懂。这一点非常令人感慨。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清末民初，又有几个道士，还会真正去读一读《道德经》呢？

　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另一个张姓江西老乡挑起的闹剧，张天师又一次急急忙忙地送上门去，足斤足两地出了一回丑。

　这位张天师的江西本家，在近代中国，名声相当的大。前朝满清时期，他曾经历任江南提督、两江总督等职。算起来，官位不见得比曾文正公、左文襄公小多少。可能正因为如此吧，他一生对清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不少遗老遗少，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竖起一根大拇指，称他是文天祥第二，“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
　不过，如果真的把他的传记附在文天祥的传记后面，文天祥在天之灵听了，一定会相当的不开心。因为这位“文天祥第二，除了和文天祥一样死抱着一个“忠”字外，脑后还多了一条难看的辫子。不仅自己留着一条辫子，他还强令手下的将官兵丁，每个人都不准学那些该死的革命党，辫子都得好好地给我留着！
　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辫帅”，称他手下的军队为“辫子军”。写到这里大家都该知道了，这位犟脾气的“忠臣”正是张勋。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不错，曾经被袁大总统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你当着他的面，是不好说他的军队是“辫子军”的，应该有礼貌地称之为“定武军”。否则，　“辫帅”生气就不好办了。带兵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

　张元旭天师籍贯是江西贵溪，张勋辫帅籍贯是江西奉新，两人估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同乡又加上同姓，因此，两人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