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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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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跑得最快的又是日本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窪德忠和吉冈义丰外，比较有名气的，至少还有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平野义太郎、福井康顺、五十岚贤隆、幸田露伴等等。喜欢文学的朋友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位：幸田露伴。此人道教方面的研究不算顶尖，却是一个十足的文坛顶尖高手，
中国的道教，却让日本人抢先研究个够。这一点让国人相当尴尬。不过，在当时（甚至可以包括现在），这样的尴尬已经够多的了。比如，谁都知道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是在日本。日本人除了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外，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当时的中国学者望尘莫及的。《红楼梦》中那句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完全适用于国运的兴衰。大致上来说，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除了风景之外，不用指望看到其它令人激动的东西。
后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慢慢地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学者，叫刘师培，此人一生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前半生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后半生是真正的反革命者，投靠满清重臣端方，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家，以及闻名天下的“怕老婆的男人”和“戴绿帽子的男人”。早在1910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白云观去研读道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刘师培在日本留过学，他开读《道藏》的最大意义，是第一次有人抱着研究的眼光来读，而不是试图从《道藏》中找到升仙或房中术的秘方。
接下来研究道教的，还有陈垣、陈国符、汤用彤、许地山和冯友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许地山。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乡土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高手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他的著作《道教史》和《扶箕迷信底研究》，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国际学术水平。
遗憾的是，以上那些研究道教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信奉道教的。当时中国本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真正算是道教中人的，恐怕只有区区两人：陈撄宁和易心莹。其中陈撄宁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敏锐地看出了道教真正的弊病，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仙学”。
陈撄宁的“仙学”内涵很复杂。简单地说，“仙学”的现实目的是“益寿延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追求“长生久视”。那么，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致这个目的呢？陈撄宁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道教的各种养身术，尤其是“内、外丹道”。修炼到了极点的人称为“仙人”。陈撄宁认为，所谓的“仙人”，“乃是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的长生者”。——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至高居兜率天之上的太上老君，下至喜欢跑到人间到处乱逛的吕洞宾，听了这个定义，心中都会郁闷不已。
但是，如果从道教本身的利益来看，陈撄宁的这些建议却是一个死中求活之法。他试图把以前那种玄之又玄，云里雾里的虚幻道教，真真切切地请回到地面上，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望又可及的“人间道教”。
一般的聪明人，往往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高明的聪明人，则不仅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撄宁先生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也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至于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陈撄宁当年提出的“仙学”，现在已经成了故纸堆中，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名词。
陈撄宁和易心莹两人的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道教的“居士”。当时，真正的道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像陶宏景、葛洪、寇谦之、张继先等先辈高道们的身影，在二十世纪早已无法寻觅。道教，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群落之中，已经提前宣告集体退场。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因为它意味着在中国的社会里，道教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话语权了。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会把它像只花瓶一样摆出来。但同样是摆在主席台上，和那只不起眼的麦克风相比，花瓶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渐渐洞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群也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社会话语权力，慢慢从那些一身土锈的冬烘书生那里，转移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知识分子手中。这群新兴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献声，是发生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最早拥有一些现代意识的那群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应该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头生虽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但脚下已经开始悄悄地穿上皮鞋了。
很遗憾的是，康有为一开始就对道教没有什么好感。他喜欢的是儒家思想，一心想把儒家定位为国教。第一个提出废除“淫祠”的恰好就是这位康圣人，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说，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实在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
所以，康圣人给光绪的建议中就有这么一项：《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康有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多风光几年，他的“新党”便迅速长出了白胡子变成了“老新党”。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敲掉了他头上的光环，话语权扑腾一下跳进了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手中。对于道教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信洋教的“孙大炮”，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而且还要亲自动手付诸于实践。他曾经一把撕下关帝爷的画像，还拔掉过玉皇大帝塑像的手臂，切断金花夫人塑像的手指头。为此，他大大地激怒了附近的乡亲，最后不得不郁闷地逃到了香港。
后来，李烈钧都督之所以赶跑张天师，国民政府之所以颁布《神祠存废的标准令》，从孙中山那里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源头。真正前来拆庙的其实不是那些提着洋枪洋炮的士兵，而是驱使着士兵们前来动手的那种无形的思想。
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三次嬗变，更新的“新党”取代了李烈钧那些“半新不旧”的“新党”。这一次，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陈独秀送来半颗炮弹，而是送来了一种比炮弹还厉害的思想。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他的主张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激进：“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此后，所有那些打击道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废除庙观的行动，基本上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那些先后控制着知识界话语权力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他们发现中国的全面落后，也找到了落后的根源。为了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举措。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这一点无可厚非，治重病用猛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有时连孩子也一起泼在地上，这也是个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知识界吹起号角之后，或远或近，被这种思想所感染的政治人物们，便开始利用国家权力的手段，强行加以推行。例如光绪帝之于康有为，国民政府之于孙中山，人民政府之于陈独秀、李大钊……至于推行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收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则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们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是在南北朝、唐宋、元明那些时候，遇到这种不利的局面，道教完全可以运用手中那些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力，拼死进行反击！但到了二十世纪，道士们除了一次次被动地挨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的境遇，正如无锡街头那位落魄的道士一样：盲着双眼，无奈地背着鸦片烟枪和胡琴在街头流浪，用呜咽如夜间的泉水一样的琴声，试图打动身边那些无动于衷的路人，来换取几块可怜巴巴的铜子儿……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无锡街头那位盲人，是一名正一派的道士，绰号“小天师”，姓华，名彦钧，一般人叫他“瞎子阿炳”。
（一一八）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龙虎山正一派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携长子张允贤和天师玉印、法剑，经香港到了台湾，暂住台北觉修宫。次年，他在台北设置“嗣汉天师府驻台湾办公处”，接着，又组织了“台北道教会”和“台湾省道教会”。1957年，对岸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岳崇岱当选为会长。就在同一年，张恩溥组建了“中华道教居士会”。后来，“中华民国道教会”在1968年成立，张恩溥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当然，“中华民国道教会”的管辖范围没有超过出台湾这个小岛。
对于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真的是个很复杂的时期。光是全国性的道教组织，就多次闹“双胞胎”。从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道教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到后来的“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华民国道教会”。天上的道教诸神看了想必也很伤脑筋：到底该去享用哪一边的香火呢？
所以说，“名分”这个东西，不仅害人不浅，也是害“神”不浅。
张恩溥先生的这一生，就一直不停地和“名分”纠缠不已。很难说得清他到底参加或者组建了多少个“道教会”，总之是到一个地方就是开会，一直没有闲着。当初在上海的时候，为了争夺“上海市道教会”的领导权，还和全真派领袖李理山先生闹得很不愉快。没有办法，张恩溥先生要向张道陵祖师爷负责，李理山先生要向王重阳祖师爷负责，双方各为其祖，两家的纠纷从元朝一直争到民国。直到后来张恩溥先生去了台湾，李理山先生死于劳改狱中之后，双方弟子才在表面上，停止了这种无聊的争斗。
历史不会允许假设，“如果”这个词语，后面常常跟着一长串的叹息。张恩溥先生终于永远地逃离了龙虎山，留下的是一个破残的上清宫——在民国时曾经一度改为小学校。据说，到了解放初期，整个上清宫只剩下门楼、午朝门、钟楼和下马亭等破败建筑，道士们完全星散，常住居民只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乞儿饿殍。十多年后，“文革”来临，残存的建筑物，被红卫兵们干脆利落地毁个罄尽！只剩下一口伏魔井（当年宋江李逵们呆过的），在一片荒烟蔓草之中，黑洞洞地无语望着苍天……
山下的天师府稍微保存得好一些，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改为了贵溪县第三中学。虽然也是斯文一脉，但莘莘学子们在当年名震华夏的天师府中，捧着书本学习“反封建迷信“的知识，想起来也令人顿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正如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彻底消灭过去一样，毛泽东也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图画又会重新浮现……”
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历史又是一番轮回。旧的回忆，渐渐在人们脑海中浮现。中学搬出了天师府，上清宫也开始重建。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生机勃勃，就像雕梁画栋上那些鲜艳的油漆一般。但，“种桃道士归何处”？物是人非，洗掉的一切，是不是都可以重头再来？
——如果张恩溥先生留在龙虎山没有走，历史又会怎样写呢？
毛泽东对江西这一家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看法：他对后来的张天师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轻视和鄙夷，但对最初几位张天师却颇有兴趣。
后者的原因是，老人家别出心裁地认为，张道陵、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很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所以要学习！为此，老人家还专门指示印发《三国志》里面的张鲁传，给各位中央委员们看。当时是1958年，正好是著名的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化”开始盛行的时候，而离后来六零年的大饥荒也仅仅只有不到两年时间。
但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对这两位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后裔却很不不以为然。他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
如果张恩溥先生听到这段点评，一定会庆幸自己腿脚跑得快。“封建余孽”、“大地主”……再加上这个“反动透顶”的头衔，“文革”前肯定就被收拾了，根本轮不到红卫兵来动手。说起来很凄凉，但又很现实：你要对方尊重你，至少你得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对手吧？像当时的西藏的那位，别人毕竟有这么一大块地，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一支军队（虽然很不经打），以及一大群俯首帖耳的信徒。但张恩溥先生呢？毛泽东手下的方志敏、邵式平，带群农民就干净利落地把场子给挑了，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嘛！
——更糟糕的是，张恩溥先生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角色，在四十年代后期，居然还接受了蒋介石给的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虚衔。——你拿什么打仗？撒豆成兵么？最后的唯一的结果，是活生生地在众多恶谥上面，又加了一顶“反动军官”的大帽子。
所以张恩溥先生这么一跑，还是相当明智的。“最是仓皇辞庙日”，不知道他最后望龙虎山祖庭的那一眼，是否噙满了泪水？
1969年，张恩溥先生在台北逝世。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允贤，这时早已故去。不得已，只好立族人堂侄张源先为嗣，“经有关机关同意”，立为第六十四代天师。不过，这位天师似乎管辖范围很小，不仅外界没有几个人承认，就连台湾内部好像都拿捏不稳。当年立嗣的时候，为了每个月四千元新台币（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元）的天师府经费，还被那位逮谁咬谁的李敖大师尽情讥讽了一番：“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
大陆当然也不认可张源先先生这位新的“天师”，不过，倒也没有自己选一位出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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