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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风暴:苹果与谷歌的科技之战-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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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了这一点。我们把这些文件送达给了（苹果）——
高：奎因先生，请你自重，不要逼我处罚你。请你自重。
奎因：那我就没有——
高：你已经提议过3次重新审议了。如果你没有第4次机会来简述观点，那也有过不是3次也至少是两次机会了，好吗？请你坐下。
僵局并未就此结束。当天晚些时候三星决定，即使法官不准许陪审团看到这一证据，三星也要让全世界的其他人都看到。三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把所有被法庭排除在外的文件都披露了出来。苹果公司的麦克尔希尼控告三星企图“误导陪审团”，还说：“我不确定正确的补救措施或惩罚是什么。但这是藐视法庭。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来就没见过如此蓄意的行为。”高兰惠让奎因提交一份解释宣誓书。她让每一位陪审团成员单独表态，确保他们没有看过关于本案的任何报道。最终，这场抢占有利位置的闹剧变得如此难解难分，高兰惠法官每天晚上都会收到几十份预先呈上的关于次日辩论的法律提议，以至于她坚持所有的提议均应在陪审团面前进行辩论，法庭禁止给予单方面的辩论时间。
苹果公司甚至批准了它的3个高层主管出庭作证。苹果的顶级工业设计师之一克里斯托弗·斯特林格、负责苹果公司的全球营销的菲尔·席勒和负责iPhone与iPad软件的斯科特·福斯托都在证人席上耗了一整天的时间。斯特林格长发及肩，穿着一套白色亚麻西装，完全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他讲述了自己和15人的设计团队为开发完美产品所经历的反复无常的过程：“厨房里有一张桌子。我们都觉得那里很舒服，认为那里最有家庭气氛。我们不断地想出各种点子，继而——展开了一场极其诚实的辩论。我们就是认为那里非常舒服，很多想法都是在那儿产生的。”
菲尔·席勒讲述了发布iPhone或iPad这类产品所必需的组织、协调和纪律。他说，iPad在美国第一年的营销费用超过了iPhone。2008年，苹果公司在美国花了9 750万美元制作iPhone的广告，而到了2010年，花在iPad广告上的钱高达1。495亿美元。
斯科特·福斯托谈到了招募他的团队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他的团队为了如期发布产品而承受的难以置信的巨大压力。他还解释了苹果如何构思，才使得某些标志性软件盛行一时，比如iPhone和iPad开机时的“滑动解锁”功能，他声称是自己发明了“点击缩放”功能，以及一旦达到列表或页面的底端就会出现的橡皮筋反弹。他出庭时穿着一套蓝色的西服，这套装束几乎无人见过。当他走出法庭去吃午餐时，一位助手问及此事，他说：“我一共只穿过两次。第一次是去白宫。第二次就是来这儿了。”
他们都表明了相同的看法：他们在第一次看到三星的安卓手机和平板电脑时，都感到震惊、反感和愤怒。席勒说他担心消费者会把两家的设备搞混了，并声称他最终认识到这事儿真的发生了。斯特林格非常情绪化：“我们的东西被人偷了。这简直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在被问及第一次看到三星的安卓手机他有何反应时，斯特林格如此说道：“出台全新的东西（比如iPhone）是想象力的一次巨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必须摒弃自己已知的一切……因为一旦关注竞争的情况，就难免模仿别人。我们可不是这么干的。我们要原创。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要花大量的时间、资源，还要有坚定的信念。所以我们觉得（三星的所作所为）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奎因和三星的其他律师企图说明苹果的诉讼案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他们说，苹果指称三星模仿的发明，因其明显的性质，要么是专利无效，要么是根本无法申请专利。事物正常运作所必需的形状和设计是不能申请专利的。比如说，你不能为一支扬声器在上、麦克风在下的矩形手机申请专利。他们指出，虽然三星的手机和iPhone相近，都有触屏，形状也差不多，但三星手机同样也证明了苹果并非触屏的发明者。
律师们展示了人人都能看出的两种设备之间的明显差异之处——如按键的位置，用户开启手机后看到的东西等等。在反诘苹果的三位证人的阶段，三星的律师查尔斯·费尔赫芬（Charles Verhoeven）费尽心力让他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斯特林格——承认三星手机开机时显示的主页面不一样，以及三星手机有4个虚拟按键来导览手机上的软件，而iPhone只有一个实体按键。
费尔赫芬：你在看到三星手机时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以及在陪审团面前作证的时候，是不是记得手机的底部有4个软件虚拟的按键？回答是或者不是。
斯特林格：我见过很多三星手机。我不记得软件按键的具体细节了。
费尔赫芬：那就是说，你不记得它们的底部是否有按键了？
斯特林格：我刚才说过了，我见过很多三星手机。我不知道它们底部的按键布置是否都是一样的。
费尔赫芬：那你见过底部有4个软件按键的三星手机吗？
斯特林格：我希望你能给我看看那个手机。这可能是个陷阱。我不知道。
费尔赫芬：我只是在问你，你究竟有没有见过底部有4个软件按键的三星手机？
斯特林格：如果你给我看手机，我就能确定有没有4个软件按键了。
费尔赫芬：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先生。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见过底部有4个软件按键的三星手机？
斯特林格：我想不起来是3个还是4个了。想不起来。
费尔赫芬：你有没有见过任何底部有4个软件按键的手机——智能手机？
斯特林格：很可能见过。
费尔赫芬：你觉得它们漂亮吗？
斯特林格：显然我对它们没什么印象。
费尔赫芬：可是，你为那些按键作了证，还声明自己有时为了一个按键要做50个不同的模型（作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这个你还记得吧？
斯特林格：没错。
费尔赫芬：你为主页按键做过多少个模型？
斯特林格：我没法给你准确的数字，但我确信有很多个。
费尔赫芬：超过10个吗？
斯特林格：很有可能。
费尔赫芬：超过100个？
斯特林格：也许没那么多。
费尔赫芬：你估计最有可能是多少个？
斯特林格：我不想估计，因为我不知道。
费尔赫芬：你为主页按键做过彼此不同的多个模型吗？
斯特林格：是的。
费尔赫芬：那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个主页按键的模型呢？
斯特林格：为了尽善尽美。
费尔赫芬：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对吗？
斯特林格：千真万确。
此案令人兴奋之处，并不仅仅因为原告苹果公司为保护iPhone和iPad而起诉，还因为把一切都呈上法庭并不是苹果一贯的做法。一般而言，公司都会避免诉讼。法庭是公共场合，所有的证词都要在誓言的约束下记录在案，还要接受反诘。只有大约3％的侵犯专利权案最终会接受庭审。而苹果公司是世界上信息最隐秘、管控最严的公司之一。陪审团对法律的熟悉程度无法预测，他们对于商业和技术事务的了解更是不可预料。关于法庭争端的新闻报道，对于两家公司的员工士气和注意力一般都没什么好处。更何况把公司的纠纷带上法庭会耗费数千万美元的诉讼费。
三星公司看似有力的辩护，并没有获得陪审团的认同。开庭3周以后，由7位男士和两位女士组成的陪审团开始了讨论。高兰惠对陪审团的说明用去了两个小时，陪审团的文件长达109页。但22个小时后——对于如此复杂的案子而言，时间短得不同寻常——陪审团认定三星公司应对苹果公司提出的几乎所有指控负有法律责任。陪审团驳回了三星对苹果的反诉，并裁决三星公司须向苹果支付超过10亿美元的赔款。
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概念是，专利是美国创新经济的基础之一，它们难以取得，不可违反，并可直接判定。几个有头脑、有干劲、有胆量的聪明小子创建了一家公司，从此改变了世界，使它变得更美好，这样的故事总是令人赞赏不已。而有人从他们那里偷东西的故事听起来就让人很难过，就像听到有小孩儿在玩耍时欺凌弱小的事情一样令人愤慨。苹果曾经就是那些年轻的创业公司之一，乔布斯在攻击安卓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很精明地把自己和苹果公司裹在道德义愤的外衣里。在他去世以后，这种愤怒便成为苹果在其诉三星案之前、其间和之后一切行动的基础。在诉讼三星案得到裁断的几个小时之后，蒂姆·库克对员工发表了如下备忘录：
今天对于苹果公司和世界各地的创新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多次请求三星公司停止复制我们的产品后，我们非常不情愿地选择了采取法律行动。对于我们而言，这一诉讼案事关重大，远远不是专利或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价值观。我们重视原创性和创新，为开发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而倾注了生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顾客高兴，而不是让可耻的竞争者来进行复制。我们应该对陪审团表示感谢，他们付出了各自的宝贵时间来倾听我们的故事。我们终于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对此非常兴奋。庭审期间如山的证据显示，三星模仿的程度之深，远远超出了我们了解的情况。评审团现在做出了裁决。他们认定三星的行为是故意的，并且传递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讯息，那就是——偷窃是错误的。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对你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表现都非常自豪。今天，价值观取得了胜利，我希望整个世界都听到了这个讯息。
这个说法非常聪明。距乔布斯去世已经9个月了，但感觉这个备忘录像是他亲手写就的。公众接受了这个说法。裁决过后的时日为苹果公司带来了公关方面的好运气。全世界的媒体无休止地报道这一案件，怀疑三星和谷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否东山再起。三星的股票在裁决后数周内下跌了逾6％，而苹果本已看涨的股价又上涨了6％。到9月中旬，也就是苹果公司发布iPhone 5的数日之后，苹果的股价达到了历史高点，公司市值达到了6 560亿美元——这是首次有美国公司达到如此高的资本市值。
事实上的确有一个宝贵的小原则推动着苹果的诉讼——那就是它想赢，参与此案的工作人员说，苹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为此准备了必需的战术和战略。但不管苹果方面有什么样的说辞，这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大多数专利诉讼都是这个路数。对于乔布斯和他的继任者来说，上法庭起诉三星只是攻击谷歌的另一种方式而已。三星的安卓手机和平板电脑正在逐渐缩小与苹果iPhone和iPad的销量差距。苹果和谷歌很有可能打起一场赢家通吃的平台之战。苹果公司认为，一场旷日持久的险恶诉讼可能会拖慢三星和安卓前进的脚步。
实际上，根据参与本案的一位律师的说法，就乔布斯唯利是图的商业思维而言，对于三星和安卓发起法律攻击是一个罕见的例子。苹果不仅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起诉了安卓阵营的一个成员，还富有成效地创建了一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专利法律师事务所，来从事这一工作。公司内部的法务人士数量不多，但在三星庭审的时候，公司的4个外部法律事务所在全球大约有300名律师近乎全职地为此案工作。这位律师估计，此案每年的法务费用大概高达两亿美元。截至2012年，苹果公司在10个不同的国家，光是起诉三星的案子就有大约50起。
尽管苹果不断地添油加醋强化它甘冒大风险公开反对三星的看法，主管们很清楚，苹果压根就没冒什么大风险。对于一家账面超过1 000亿美元现金的公司来说，那点法律费用不过是个舍入零头而已。它拥有主场优势。圣何塞联邦法院距离苹果总部仅10英里，而距离三星总部则有5 000英里之遥。2012年8月，虽说庭审不过用了3周时间听取证供，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中上却充满了苹果主管们指控三星模仿其产品，伤害其公司的证词。这无疑有助于苹果销售更多的iPad和iPhone。苹果相信，就算自己输了官司，也会赢得市场。从法律上来说，它的立场与庭审前无异，但它向竞争者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苹果将不遗余力地痛击在市场上对它发起挑战的对手，甚至不惜听取可怕的陪审团宣判。
如此看待硅谷，以及在那里通过不断创新改变世界的公司，或许多少有些愤世嫉俗。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律师帮助你保护自己的创意，企业家很难获得成功。律师不仅要起草规范严谨的专利申请来采取防御措施，还要积极利用专利制度博取成功——采取攻势，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与公众对于专利的看法不同，只要有足够的律师工作，几乎任何发明都可获得专利。任何专利都会在法庭上受到质疑，而且事实也经常如此。除了药品专利之外——该行业的专利都是全新而独特的分子物质——专利之战往往会拖延多年。在最终判决中，胜者往往不是真正的发明人，而是诉讼费最充裕的当事人。
如今的软件业尤其如此。与制药业不同，任何单一的专利都不能有效地提供保护。现在，专利律师跟公司谈起他们的知识产权时，都会把其拥有的专利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司引以为豪的真正的发明，而更大的一部分则是公司想要申请专利的东西，它们往往是公司以微小或明显的创意对既有发明进行了改造，经由律师之手后方显得神气十足。
这些讨论的目的不仅在于把掠夺者摈除在外，还在于如何猎食竞争者。企业家、主管和律师对专利的看法，与美国和前苏联进行冷战的做法如出一辙：既是同盟又是敌人。双方展开军备竞赛，他们希望停止生产武器，但彼此互不信任。双方都担心如果一方胜出就会发起攻击。所以，双方都古怪地寻求对等的安全而置庞大的开支于不顾。
没有谁比乔布斯更了解这种动态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试图保护麦金塔电脑的创意免受模仿。他迫使盖茨同意，在1983年1月麦金塔电脑上市的一年之后，才开发类似的软件。这一协议最大也最紧迫的问题是，麦金塔电脑还要到一年以后才能上市，而该协议并未对这种时间上的延迟做出任何准备。尽管乔布斯对此怒火万丈，盖茨有足够的理由在1983年年底向全世界发布微软的操作系统，即后来的Windows系统。长期问题是，后来当苹果起诉微软违反了版权法，偷窃了麦金塔电脑的观感时，法庭不以为然。尽管这场官司沿袭了十几年，法庭认为，只要代码本身不是剽窃得来的，法律对于软件的保护就微乎其微了。然而乔布斯当时没有其他的资源。在软件业的早期，专利保护并不能惠及软件代码。
这里重复一下好几位苹果主管对我说过的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说：“史蒂夫很自豪，自己的公司是第一家在这一领域有所创新的公司（把个人电脑变得更便于用户使用）……当苹果试图阻止（微软偷窃自己的想法）时，苹果并未取得成功。所以，他对专利的看法是‘专利不是用来挣钱的，也不是用来交易的，而是用来保护创新及公司用在创新上的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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