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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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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对面，放着他的小书桌，一向整整齐齐，上面放着墨水池和橄榄木的吸墨台。吸墨台在我眼中总像一辆坦克，或者是笨重的烟囱船（漏斗船），驶向由三个银光闪亮的容器组成的三件套，一个装满回形针，一个装满图钉，第三个则像蝰蛇窝，橡皮筋蜷缩在一起，挤作一团。书桌上有一套长方形的金属文件盘，一个放接收信件，一个放寄出信件，第三个放剪报，还有一个放城市管理部门和银行的文件，再有一个放自由派运动耶路撒冷分部的书信。也有一个橄榄木盒子，里面装满了面值不同的邮票，特快专递、挂号和航空标签分别放在不同的格子里。还有一个格子装信封，另一个装明信片，后面放着的是造型为埃菲尔铁塔的旋转银架，分门别类，装着不同颜色的钢笔和铅笔，包括一支奇妙的有两色头的铅笔，一头红一头蓝。
在爷爷书桌的一角，一摞摞文件旁边总放着一只高高的黑瓶子，里面装着外国酒，旁边有三四只绿高脚杯，样子像水蛇女人。爷爷喜欢美，憎恨一切丑陋的东西。他喜欢偶尔一个人喝上一口樱桃白兰地，振奋他激情澎湃的孤寂心灵。世界不了解他。妻子也不了解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他的心灵总是向往着某种崇高，但是众人共同密谋要砍断他的翅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商业伙伴，所有的人都在密谋迫使他一头扎进七七四十九种各式各样的养家糊口、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洽谈生意，以及上千种小负担和义务中。他性情平和，容易上火，也容易平息。无论他何时看见任何责任，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他总是弯腰肩负起来。但之后又会发出叹息，抱怨负担沉重，所有的人，尤其是奶奶，利用他的好脾气，让他负载着扼杀了他诗人火花的一千零一项使命，把他当成供差遣的童仆一样使唤。
当时，亚历山大爷爷做服装行业的商务代表和推销员，是洛德兹亚纺织厂和其他几家德高望重的商号在耶路撒冷的代理。爷爷书房里的墙壁几乎摆满了架子，他把五颜六色的布料样品保存在架子上的小箱子里，有罗纹和华达呢衬衫、裤子、袜子、各式毛巾、餐巾和窗帘。我可以使用这些样品箱，但不能把它们打开，用它们来建造塔楼、堡垒和防护墙。爷爷坐在椅子上，背靠书桌，伸出双腿，他粉红色的脸，通常闪烁着和蔼而满足的光，朝我欣喜地微笑，仿佛在我手下一点点增高的箱子塔很快就要让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中国的万里长城黯然失色。是亚历山大爷爷给我讲述中国的万里长城，讲金字塔，讲空中花园以及人类精神奇观，比如说帕台农神庙，古罗马圆形剧场，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帝国大厦，克里姆林宫教堂，威尼斯运河，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
深夜时分，在孤独书房里的书桌旁，面对着高脚杯里的樱桃白兰地，亚历山大爷爷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他用俄语为一个疏离的世界撒下爱、快乐、热情和渴望的诗章。他的好友约瑟夫·科罕——才迪克把这些诗歌翻译成希伯来语，例如：“沉睡多年后/仁慈的神，我崛起了；/我的眼帘含着爱恋睁开，/再活三天。/从一端到另一端/让我踏遍先祖的土地/让我漫步每座山丘峡谷/领略她的美好/每个人将安全地居住在此/在无花果和蔓藤下，/大地赐予礼物，/快乐遍及我故乡的土地……”
他写赞美之诗，歌颂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梅纳赫姆·贝京或者是他著名的兄长，我的约瑟夫伯祖，也写诗歌奋起反抗德国人、阿拉伯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所有仇恨犹太人的人。我在所有这些诗歌中，也发现三四首描写孤独与悲伤的诗，有这样的句子：“如此阴郁的思想包围着我/在我人生的夜晚：/告别了年轻人的生机/告别了阳光下的希冀——/留下的是冰冷的冬季……”
但困扰着他的通常并非冰冷的冬季。他是位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酷爱武装、胜利和征服，一个热情澎湃心地纯正的鹰派人物。他坚信，要是我们犹太人给自己佩上勇气、无畏和钢铁般的决心，等等，要是我们终将奋起不再担心异族人，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从尼罗河到伟大的幼发拉底河，建立起大卫王国，整个残酷邪恶的异族人世界，会来到我们面前顶礼膜拜。他嗜好崇高，强大，光彩照人之物——军服，黄铜号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帜和长矛，皇家宫殿和武器装备。他是19世纪的产儿，纵然他活得很长，看到了四分之三个20世纪。
我记得，他身穿浅米黄色法兰绒西装，或者是一套笔挺的细条西装。他有时在套装下面惹人注目地穿上内包缝的马甲，腰部缠一条细银链，一端伸进那件马甲的口袋里。夏天，他头上戴顶编织得松松散散的草帽，冬天戴顶系黑丝带的博尔撒利诺帽。他暴躁易怒，有突然动雷霆之怒的危险，但很快又喜笑颜开，道歉，请求原谅，表示痛悔，仿佛他的愤怒只是阵发性剧烈的咳嗽。你老远就可以一下子了解他的情绪，因为他的脸色就像信号灯一样变来变去：粉，白，红，又回到粉。多数情况下，他双颊露出心满意足的粉色，但他被人冒犯后，就会变得惨白，要是生气了，就变得通红，但一会儿过后，就又恢复到粉色，等于向全世界宣布雷雨风暴已经结束，冬天已经过去，花开大地，爷爷习惯性的喜悦在短暂中止后又熠熠生辉。他会一下子完全忘记是谁又是为什么激怒了他，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一个孩子哭过一阵后立即平息下来，绽开微笑，又高高兴兴地玩儿去了。
【注释】
＇1＇ 见《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8节，说的是约伯在接受试炼时浑身长满毒疮，用瓦片刮身体。
13
霍罗德诺（当时在俄国，后来在波兰，而今在白俄罗斯）的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逝世于1794年。他是位神秘主义者，喀巴拉学者，苦修者，创作了几部富有影响力的伦理学著作。据说，“他终生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小房间，研习《托拉》＇1＇ ；他从来不亲吻或管教孩子，从来不和他们进行非宗教话题的谈话”。他的妻子独自支撑着家庭，抚养子女。然而，这位杰出的苦行者教导说，一个人应该“怀大喜悦和热诚崇拜上帝”。（布拉茨拉夫的纳哈曼拉比说他是一个哈西德派的先行者。）但是喜悦也好，热诚也罢，都无法阻止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摒弃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死后，“丧葬协会将委托犹太教公会对吾之遗体进行四次死亡惩罚，直至一切肢体均被粉碎”。比如说，“命之把我举到屋顶，使劲将我扔到地上，勿放床单或麦秸，命之如此重复七次，我庄严告诫丧葬协会，受被开除教籍之痛苦，以七死来折磨我，勿免除吾之屈辱，因屈辱乃吾之荣幸，可免除些许上天之大罚”。所有这些能够赎罪或者纯化“为女子利百加＇2＇ 所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的精神或心灵”。他另一件著名轶事是，漫游德国一个个小镇，为犹太人定居圣地筹钱，甚至因此遭到监禁。他的后人姓布拉兹，乃为“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所生”的缩写。
他的儿子拉夫·约塞勒·布拉兹，父亲从未吻过、管教过的孩子中的一个，被视为绝顶义人，此人终日研习《托拉》，工作日期间从未离开过书房，甚至连睡觉也没有离开过。他让自己坐在那里，头枕着胳膊，胳膊放在桌子上，每天夜里睡上四个小时，手指间夹着一根蜡烛，蜡烛燃烧殆尽时，火苗会将他唤醒。就连他的快餐也被送到书房，只有在安息日来临之际他才离开书房，安息日一结束，就立即赶回来。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个苦修者。他的妻子开了家布料店，一直养活他和他的孩子，直至他去世，同时在他母亲的有生之年也供养他的母亲，因为拉夫·约塞勒为人谦逊，不允许自己担任拉比一职，但是他给穷孩子教授《托拉》，不收分文。他也未著书立说，因为他认为自己庸碌无为，不宜讲前人未在他面前讲过的新东西。
拉夫·约塞勒的儿子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我爷爷亚历山大的祖父）是个成功的生意人，经营谷物、亚麻，乃至猪鬃生意，到哥尼斯堡、但泽和莱比锡等地做生易。他是个一丝不苟遵守戒律的犹太人，但大家都知道，他与祖父和父亲的过于狂热拉开了距离。他并非背离社会，不仰仗妻子额头上的汗水度日，不憎恨时代精神和启蒙运动。他允许孩子们学习俄文、德文，以及一点“异族智慧”，甚至鼓励他的女儿拉莎——凯拉·布拉兹学习，读书，做个知识女性。他当然没用可怕威胁告诫丧葬协会在他死后把他的尸体粉碎。
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亚历山大·吉斯金德之子，拉夫·约塞勒之孙，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崇拜的基础和根源》作者之曾孙，19世纪80年代定居敖德萨，与妻子帕尔拉一起开了一家小玻璃厂。在这之前，在他年轻之际，他在哥尼斯堡当公务员。门纳海姆·布拉兹富有，英俊，讲究吃喝，意志坚强，不墨守成规，即使以19世纪末期犹太人敖德萨非常宽容的标准来看仍如此。身为不加掩饰的无神论者，著名的享乐主义者，他既憎恶宗教，也憎恶宗教狂热，其全心全意之程度与他祖父和曾祖父连丝毫律法都要恪守的程度如出一辙。门纳海姆·布拉兹在表现自我方面是个自由思想家。他在安息日当众抽烟，狂放不羁大吃禁吃食品，出于人生苦短的阴郁观点，也出于对来生和神明审判的激烈反对，他追求快乐。这位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崇拜者相信，人应该伸手拿取生活赋予他的一切，纵情于心中憧憬的无拘无束的快乐，只要这样做，他既不会遭受伤害和非正义的痛苦，也不会给别人带来苦难。他的姐姐拉莎——凯拉，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那位受过教育的女儿却和立陶宛奥尔凯尼基乡村（离维尔纳不远）一个淳朴的犹太人订了婚，那个人名叫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耶海兹凯尔·克劳斯纳之子，一个佃农。＇3＇
奥尔凯尼基的克劳斯纳一家，可不像附近特拉凯镇上他们那博学多才的堂兄弟们，基本是纯朴的乡村犹太人，固执而天真。埃兹耶凯尔·克劳斯纳饲养牛羊，种植水果蔬菜，先是在一个名叫泊皮书克（或者是帕皮施基）的村里，继而到鲁德尼克村，最后到了奥尔凯尼基村。三个村子都离维尔纳很近。耶胡达·莱夫与父亲耶海兹凯尔一样，只从乡村教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点《托拉》和《塔木德》，遵守戒律，然而他不喜欢解经的精微。他热爱户外生活，痛恨被禁锢在室内。
他试图经营农产品，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其他生意人很快便发现并利用了他的天真，把他挤出市场。耶胡达·莱夫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欣欣然一村接一村地运送乘客和货物。他是个为人随和、性情温和的马车夫，满足于现状，喜爱佳肴，喜欢在安息日和节日坐在桌前唱歌，喜欢在冬夜喝杯荷兰烈酒。他从来不打他的马，不畏艰难险阻。他喜欢独自旅行，步履缓慢而轻松。他的马车载着树木和一袋袋粮食穿过黑黝黝的森林、空旷的平原，穿过狂风暴雪，穿过冬天覆盖河面的一层薄冰。一旦冰在沉重的马车下碎裂（因此亚历山大爷爷喜欢一遍遍地提到冬天的夜晚），耶胡达·莱夫就会跳入冰水中，用他那强壮有力的双手抓住马辔，把马和车拉到安全的地方。
拉莎——凯拉为她的马车夫丈夫生了三儿三女。但是1884年她身染重病，克劳斯纳一家决定离开立陶宛偏僻的乡村，辗转数百里来到敖德萨，拉莎——凯拉就出生在那个地方，她富有的哥哥就住在那个地方。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肯定会照顾他们，确保生病的妹妹得到最好的医治。
1885年，克劳斯纳一家定居敖德萨的那年，他们的长子、我伯祖约瑟夫十一岁，是个神童，天性勤奋，酷爱希伯来语，渴求知识。他似乎更像特拉凯那些头脑敏锐的克劳斯纳堂兄弟，而不像其先祖奥尔凯尼基的农民和马车夫。他的舅舅，崇拜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门纳海姆·布拉兹宣称，小约瑟夫注定要成为大人物，并资助他读书。可他弟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在他们搬到敖德萨时只有四岁左右，有些难于管教，是个情绪化的孩子，很快便显示出与祖父和爸爸那些乡野克劳斯纳相像的倾向。他的心思不在读书上，自幼喜欢长时间待在外面，观察人们的举止，体会并感受世界，一个人待在草地树林里，陷入重重幻想。他活泼，慷慨，善良，人见人爱，大家都称之为祖西亚或者兹赛尔。那就是亚历山大爷爷。
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弟，我叔祖比扎莱尔，以及三姐妹索菲亚、安娜和达丽亚，他们都没有来成以色列。我目前能够确信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索菲亚是文学老师，后来做了列宁格勒一所中学的校长。安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去世，而达丽亚，或者说达沃拉，试图在革命后与丈夫米沙去往巴勒斯坦，但由于达丽亚怀孕，被“扣”在了基辅。＇4＇
克劳斯纳一家刚到城里时，尽管有兴旺发达的门纳海姆舅舅，还有布拉兹家族在敖德萨的其他亲戚们帮忙，但一度非常艰难。马车夫耶胡达·莱夫，一个身强力壮、热爱生活、好开玩笑的坚忍之人，不得不用尽积蓄购买了一个不通风的小杂货店，来维持不牢靠的家庭生计，之后身体渐衰。他思念开阔的平原、森林、雪原，思念他的马和车，思念他所离开的立陶宛的乡村客栈和河流。几年以后，他一病不起，不久死在他蹩脚的小店里，年仅五十七岁。他的遗孀拉莎——凯拉在他死后活了二十五年，最后于1928年死于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区。
正当约瑟夫伯祖在敖德萨、后来在海德堡追求辉煌的学业时，亚历山大爷爷十五岁那年辍学，做了点小生意，在这里买点什么，又到那里贩卖，夜里写下激情澎湃的俄文诗歌，贪婪的目光投向商店的橱窗，投向一堆堆瓜果、葡萄和西瓜，投向放荡的南方女人，匆匆赶回家中写下另一首感情充沛的诗，而后又在敖德萨的大街上转一圈，小心翼翼打扮得十分入时，像成年人那样抽烟，黑胡子仔细地打过蜡。他有时到港口尽情观赏轮船、装卸工和廉价的娼妓，不然就激动地观看一队士兵伴着军乐列队走过，有时他会在图书馆待上一两个小时，不管拿到什么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决意不去和长兄的手不释卷较劲。与此同时，他学会了怎样和知书达理的年轻女子跳舞，怎样喝上几杯白兰地却依然不乏睿智，怎样在咖啡馆与人结识，怎样讨好小狗，为的是取悦女士。
他在敖德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转悠，好几个民族的风格使这个港口城市带着浓烈的异国情调。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向女孩子献殷勤，做点小买卖有时也赢利，坐到咖啡馆的角落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拿出笔记本写首诗（四节，八韵），接着又开始闲晃，在尚无电话的敖德萨，不计报酬帮热爱锡安协会领袖们跑腿——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拿来急件，送到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5＇ 处，或从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那里送到爱说俏皮话的比阿里克先生或者是门纳海姆·尤西施金＇6＇ 先生那里，或者是从尤西施金先生那里送到利连布鲁姆＇7＇ 那里。当他在休息室或者大厅里等待答复时，反映热爱锡安运动精神的俄文诗便在他的心中涌起：耶路撒冷的街道，铺上了素玛瑙和碧玉，雄鹰兀立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天空在头上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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