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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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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忍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交好，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杀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
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那些小伙子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作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
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或者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发”、“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或者驾驶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个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里，也会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做的严酷抉择。
有时，我和朋友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呼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
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卡巴莱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蛹中奇妙地再生”。
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就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的人，拳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白日，他要么在田野里勤奋务农，要么搅拌沙子和泥浆，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或者为她们唱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
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去过特拉维夫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那时不光是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大为不同，就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6＇ 在月球上飘浮。
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或者像听音乐会迟到，先踮起脚尖，测试地面，一旦放下脚，他们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呵！整座城市就像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荫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
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7＇ 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上有一两条长椅，一架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头。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8＇ 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
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最好不宜过多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
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荫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仅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亲戚通过电话定期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19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房往他们那里的小药房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着回复。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让我们放心，本月19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在小药房里等，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
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房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们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
兴奋之情就这样酝酿出来。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房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再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
“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
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重大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一行三人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房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
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话给远方的特拉维夫，他也知道茨维在健康诊所上班，哈娅在劳动妇女同盟担任要职，伊戈尔长大要当运动员，他们是果尔达·迈耶森（即后来的果尔达·梅厄＇9＇ ）和米沙·阔罗德尼的挚友，后者在这里被称作摩西·库勒＇10＇ ，但我们还是会提醒他：“我们来给特拉维夫的亲戚打电话。”海涅曼先生会说：“行，当然可以。请坐。”接下来，他会给我们讲经常讲的一个有关电话的笑话：“一次，在苏黎世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旁屋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可怕响声。伯尔·洛克＇11＇ 问哈兹菲尔德＇12＇ 出什么事了，哈兹菲尔德解释说，是鲁巴晓夫＇13＇ 同志在对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讲话。‘对耶路撒冷讲话，’伯尔·洛克说，‘他怎么不用电话呢？’”
爸爸会说：“我现在拨号。”妈妈说：“还早呢，阿里耶。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分钟呢。”他会说：“没错，可接通也需要时间。”（那时还没有直拨电话。）妈妈说：“是啊，可要是我们一下子就接通了，怎么办？他们还没到呢。”爸爸回答：“若是那样的话，我们过会儿再试一次不就得了。”妈妈说：“不行，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认为没接到我们的电话。”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当口，时间差不多就五点钟了。爸爸拿起电话听筒，站在那里，在对接线员说：“下午好，女士。请接特拉维夫648。”（要么就是诸如此类的话，我们还是处在三位数字的世界。）有时接线员会说：“请等几分钟，先生，邮电局长正在打电话。”或者是西顿先生，或者是纳沙什维先生。我们有些紧张，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们在那边会怎么想呢？
我能够想象，这样一条单线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接在了一起，又通过特拉维夫与世界相连。倘若这条单线占线，实际上它总在占线，我们同世界的联系则被切断。这条线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峡谷，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我颤抖起来——要是野兽夜里来咬线会怎么样呢？要是坏人把电话线切断会怎么样呢？要是雨水渗进去会怎么样呢？要是着火会怎么样呢？天晓得。这条线弯弯曲曲，那么脆弱，没有人把守，被日头晒，天晓得。我对架设这条线的人充满了感激，那么勇敢无畏，动作那么灵巧，从耶路撒冷往特拉维夫架条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自己的体会中得知这件事有多难：一次我们从我住的房间向爱里亚胡·弗里德曼家拉条线，中间只隔着两家住户和一个花园，那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啊，要经过树、邻居、棚屋、篱笆墙、台阶、灌木。
等了一会儿之后，爸爸确信邮电局长或者纳沙什维先生一定说完话了，于是再次拿起听筒对接线员说：“请原谅，女士，请再给我接特拉维夫648。”她会说：“我记下来了，先生。请等一等。”（或者：“请耐心一点。”）爸爸说：“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别人也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这样来对她加以礼貌的暗示，尽管我们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们很有修养，但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种谁都能对犹太人为所欲为的想法，已经彻底结束了。
接着，药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响声总是那么激动人心，那是个奇妙的瞬间，谈话基本是这样的：“嗨，茨维？”
“讲话。”
“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维，你们好吗？”
“我们一切都好。我们在药房里给你们打电话。”
“我们也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鲜的。你们那边呢，茨维？有什么情况吗？”
“一切都好。没什么特别的。就那样呗。”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们这里也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挺好。你们呢？”
“也挺好的。”
“太棒了。现在范妮娅要和你们说话了。”
还是那套：你好吗？有什么新情况吗？接着：“现在阿摩司要说几句。”
那就是整个谈话。你好吗？挺好！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再聊天。很高兴跟你们聊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写信约定下次打电话的时间。我们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见。希望不久的将来。再见。好好照顾自己。一切顺利。你们也是。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
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对他们来说表达公共情感没有丝毫困难——他们都是有情人，他们知道如何说话。啊哈，他们多会说话啊！他们能够连续三四个小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谈论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杰伯廷斯基＇14＇ ，能将所知道的一切倾囊相告，掬同情之泪，抑扬顿挫地论证殖民主义、反犹主义、正义、“农业问题”、“妇女问题”、“艺术对生活问题”；但是一旦要表达私人情感时，他们总是把事情说得紧张兮兮，干巴巴，甚至诚惶诚恐，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压抑与否定的结果。事实上是双重否定，双重约束，欧洲资产阶级的规矩强化虔城犹太社群的限制。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锢”，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
除此之外，还有语词的巨大缺失。希伯来语仍旧不算足够自然的语言，它当然不是一门亲密的语言，讲希伯来语时，你难以知道说出之后的真正含义。他们从来不能确保说出来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们日里夜里所惧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样希伯来语好的人，也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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