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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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家庭所上演的全部剧目中，最受欢迎的便是一出情节固定的喜剧，围绕一场过失展开，相随的便是一连串的灵魂探索及相应惩罚。惩罚过后便是悔恨、悔悟、原谅、赦免部分或大部分惩罚，最终，是涕泪涟涟的宽恕和和解的场面，伴随着拥抱和彼此间的关爱。
有一天，比如，在热爱科学这一情感驱使下，我把黑胡椒粉撒进了妈妈喝的咖啡里。
妈妈抿了一小口咖啡，给呛住了，把咖啡吐到了围裙上。她双眼盈满了泪水。我后悔不已，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我很清楚爸爸该上场了。
爸爸扮演的是一位公正观察员的角色，小心翼翼地尝了尝妈妈的咖啡。他或许只浸湿了嘴唇，就立刻宣布他的结论。
“有人决定给你的咖啡里加佐料。我怀疑这是某位高级人物的杰作。”
沉默。我像举止无比良好的孩子，一勺接一勺地把盘子里的粥往嘴里送，用餐巾擦净嘴唇，停顿片刻，再吃上两三勺。镇静沉着，笔直地坐在那里，就像在演示一部礼仪书。今天我要把粥全部喝光，像个模范儿童，把盘子里的粥喝得干干净净。
父亲继续说，好像陷于深深的思考，好像和我们一起分享神秘化学变化的总体概要，没有看我，只是跟妈妈说话，或是在自言自语：“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一场灾难！正如大家所知，有许多混合物，由本身一点无害、有利于人类消耗的物质组成，但这种混合物有可能威胁任何品尝者的生命。谁都可以在你的咖啡里放上其他佐料。这后来呢？中毒。上医院。甚至有生命危险。”
厨房里一片死寂。好像大祸已经降临。
妈妈下意识地用手背推开毒杯。
“那么后来呢？”父亲又若有所思，加上一句，他点了几下头，仿佛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大概，但是非常老练，没有说出可怕的名字。
沉默。
“我因此建议，无论搞这场恶作剧的是谁——肯定不是故意的，开了个不妥的玩笑而已——他都应该有勇气立刻站出来。这样我们都应知道我们内部是不是有这样的轻薄之人，至少我们没有包庇一个胆小鬼。人不能没有诚信和自尊。”
沉默。
轮到我了。
我站起身，用酷似父亲那大人的腔调说：
“是我干的。对不起。真是干了一件蠢事，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不会了？”
“肯定不会。”
“以一个自尊男子的名誉担保？”
“以一个自尊男子的名誉担保。”
“承认，后悔，并下了保证，这三项加起来可以减轻惩罚，我们此时请你把它喝下去算了。对，现在就喝。请吧。”
“什么，喝下这杯咖啡？连同里面的黑胡椒？”
“是啊，没错儿！”
“什么，要我把它喝了？”
“请吧。”
但是刚犹犹豫豫地抿了一口，妈妈就介入了。她建议说到此为止，没有必要扩大化。孩子的胃那么不好。他现在确实从中吸取教训了。
父亲没有听到调停请求，或者是佯装没有听到。他问：“殿下你觉得这饮料怎么样？味道像来自天国的圣餐吗？”
我皱起眉头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表情痛苦、悔恨，流露出令人心痛的伤悲。于是父亲宣布说：“那么，好，够了。这一次就这样了。殿下表达了他的痛悔之意。所以我们到此为止。也许我们可以借助一块巧克力来加以强调，消除不好的味道。之后，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坐在书桌旁，给新邮票分类。好吗？”
我们都喜欢在这场喜剧里所充当的固定角色。父亲喜欢扮演某种报复之神的角色，一味查看并惩罚恶行，某种家庭内部的耶和华，闪现愤怒的火花，发出可怕的隆隆雷声，并且心怀怜悯、有恩典、“丰盛的慈爱和诚实”。＇2＇
但是偶尔，某种当真生气的盲目浪潮冲击着他，不只是演戏似的愤怒，尤其当我做了些可能对我有危险的事情，没有任何前奏，他便给我两三个耳光。
有时，我若是玩电，或是登上高高的树枝，他甚至命令我脱下裤子，让我露出屁股（他只称之为：“臀部，请亮出来！”），而后，他会无情地用皮带打上六七下。
但是总体上说，爸爸的愤怒不是表现为迫害，而是表现为威严的彬彬有礼及冷冰冰的挖苦：“殿下又屈尊把从大街上踩来的泥巴带到走廊里了。显然像我们穷人在雨天那样在门口地垫上擦脚有损于殿下的尊严，这次我恐怕阁下您得屈尊用纤细的小手抹去他高贵的脚印，而后将委屈您这位至尊的殿下到浴室，把您摸黑锁上一个钟头，以便有机会反省错误，决定今后做出改进。”
妈妈立即对惩罚表示抗议：
“半小时就行了。不要摸黑。你怎么回事？也许你下次要不许他喘气了。”
爸爸说：
“殿下真幸运啊，他总是有这么一位热心的法律顾问为他辩护。”
妈妈说：
“要是真能惩罚夹枪带棒的幽默感就好了——”但是她从来没把这句话说完。
一刻钟以后，该上演最后一幕了。父亲亲自来把我从浴室里带出，伸出双臂迅速而尴尬地抱抱我，他会低声道歉：“当然，我意识到你不是有意把泥巴带进来的，只是因为你心不在焉。但是你当然也意识到我们罚你是为了你好，这样你长大后就不会成为心不在焉的教授了。”
我正视着他那双无辜而疲倦的双眼，立下保证，说从现在开始，进门时永远会小心翼翼擦掉鞋子上的泥巴。而且，我在剧中所扮演的固定角色需要我此时脸上露出聪颖成熟的表情，说着从父亲词汇库里借来的词语，我当然非常清楚惩罚我是为了我好。我所扮演的固定角色甚至包括对妈妈说些什么，我祈求她不要那么快就宽恕我，因为我本人接受自己行为的后果，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即使在浴室待两个小时，即使在黑暗中，我也不在乎。
我真的不在乎，因为关在浴室里与我平时在房间在院子在幼儿园里的孤独几乎没什么两样。在我大部分童年岁月里，我是个孤独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几乎没什么朋友。
一把牙签，两条肥皂，三把牙刷，还有一管已挤出一半的牙膏，外加一个发刷，妈妈的五个发夹，父亲的梳理包，一个厕所坐便器，一小盒阿司匹林，一些黏糊糊的橡皮膏，还有一卷卫生纸，这些东西足以让我一整天玩打仗、旅行、大型建筑工程以及重大的冒险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依次充当殿下、殿下的奴隶、追捕者、被追捕者、指控者、被指控者、给人算命者、法官、水手以及在地势复杂起伏不平的地带挖掘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以沟通小卫生间里所有海洋和湖泊的工程师，起程从世界一端乘坐商船、潜水艇、军舰、海盗船、捕鲸船探险旅行，发现人类未曾涉足的大陆与岛屿。
即使判我被孤独地囚禁在黑暗之中，我也不担心。我会放下马桶盖，自己坐上去，赤手空拳进行我所有的战争和旅行。不用任何肥皂、梳子或发卡，不用从坐的地方移动身子，我坐在那里闭着双眼，想象着打开我所需要的所有电灯，把所有的黑暗抛在外面。
你甚至可以说，我喜欢遭受孤独囚禁的惩罚。“不需与其他人交往者，”父亲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定为神，或为动物。”我喜欢在接连不断的五个小时里既做上帝，又做动物。我不在乎。
每当父亲嘲弄地叫我殿下或阁下时，我不生气，相反，我从内心深处同意他这么叫。我接受了这些头衔，一声不吭。我没有让他看出有任何欣喜的迹象。像一个流放中的国王跨越国界悄悄溜回来，伪装成普通人在他的城市四处行走。不时，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或者中央广场的人流中，惊讶的臣民认出他，向他鞠躬致意，叫他陛下，但是我完全不理会鞠躬，不理会头衔。我没做任何表示。也许我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妈妈教导我，真正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蔑视自己的称谓，深深懂得，真正的高贵包含着对最卑微民众态度谦卑，像个普通人一样。
不光是像任何普普通通的人，而且要像一个性情温和、敦厚仁慈的统治者，永远为自己的臣民着想。他们似乎喜欢给我穿衣服，给我穿鞋，就让他们做好了，我高高兴兴地伸出四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情愿让我自己穿衣服，穿鞋子，我也高高兴兴地自己穿衣服，享受他们欣喜的笑脸，偶尔把扣子扣错了，或者样子可爱地让他们帮我系上鞋带。
他们几乎争先恐后，因为拥有了跪在小王子面前给他系鞋带的特权，因为他通常会拥抱他的臣民作为回报。别的孩子都不会像他那样，懂得如何庄严而彬彬有礼地酬谢他们的服务。一次他甚至向父母保证（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里闪烁着骄傲而快乐的泪光，用手拍拍他，心中涌起欣喜之情），等他们老了，像隔壁伦伯格夫妇那样，他会给他们扣扣子，系鞋带，以报答他们为他所付出的辛劳。
他们喜欢给我梳头发吗？喜欢给我解释月亮如何运转吗？喜欢教我数到一百吗？喜欢在一件套头衫外面再套一件吗？甚至要我每天吞下一勺令人作呕的鳕鱼鱼肝油。我高高兴兴地任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我这个小不点儿不断赐予他们快感。于是即使鳕鱼鱼肝油令我作呕，我也高高兴兴地克服厌恶心理，把满满一勺一口吞下，甚至感谢他们让我健壮地成长。与此同时，我也喜欢看到他们吃惊的样子——显然这不是个“普通”的孩子，这孩子如此特殊！
在我眼里，“普通孩子”变成吐露蔑视的词语。最好长大变成一条野狗，最好成为瘸子，要么就是成为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甚至最好成为姑娘，只要别像他们那样成为“普通孩子”，只要我可以继续“如此特殊”，或“确实不同一般！”
于是从三四岁时起，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我已经进入了独角戏。永不停息的表演，一个孤独的舞台明星，不断被强迫着去做即兴表演，去吸引、刺激、震撼并取悦他的观众。我不得不把早上的演出搬到晚上。比如说，一个安息日早晨，我们去钱塞勒大街和先知街的交界处拜访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路上，他们提醒我绝对不能忘记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没有孩子，他们为此非常伤心，因此我不许问他们何时生小宝宝。总之我必须好好表现。叔叔和阿姨已经对我评价很高了，因此我不许做任何、任何有损我在他们心目中形象的事。
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的确没有小孩，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有两只浑圆、慵懒、长着蓝蓝眼睛的波斯猫，叫肖邦和叔本华（我们在去钱塞勒大街的路上，他们给我描绘出两幅微型素描，妈妈描绘肖邦，爸爸描绘叔本华）。多数时间，两只猫一起卧在沙发上或坐垫上睡觉，像一对冬眠中的北极熊。在黑色钢琴上边的一角，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老鸟，毛都脱了，病恹恹的，还瞎了一只眼。鸟喙总是半张着，好像是渴了。玛拉和斯塔施克有时管它叫阿尔玛，有时叫米拉贝拉。也在这只笼子里，玛拉阿姨还放进另一只鸟以缓解它的孤独，它用一只上了颜色的松果做成，木棍儿做腿，一条深红色的薄木片做喙。这只新鸟的翅膀是真羽毛，那是从阿尔玛——米拉贝拉的翅膀上掉下来或者拔下来的。羽毛呈现出青绿与深紫相间的颜色。
斯塔施克叔叔坐在那里抽烟。他的一条眉毛，左边那条，总是上挑，好像在表达一丝疑惑：真是这样吗？是不是有些过分？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使他看上去像街上的野孩子。妈妈几乎一言不发。玛拉阿姨是个金发女郎，她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时而优雅地垂落到肩膀，时而像花冠一样盘在头顶。她给我父母泡茶，并端来一些苹果蛋糕。削苹果时，她能让果皮成螺旋状环绕果身，像根电话软线。斯塔施克和玛拉一度梦想当农民。他们在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两三年，接着又在另一个合作农场住了两年，直至证明玛拉阿姨对多数野生植物过敏，而斯塔施克叔叔对阳光过敏（或者，如他所说，太阳本身对他过敏）。因此现在斯塔施克在邮政总局当职员，而玛拉阿姨在周日、周二和周四给一个著名的牙医当助手。当她给我们端来苹果蛋糕时，父亲忍不住用平日调侃的方式赞美她：“玛拉玛拉爱烘烤/最最香甜的蛋糕，/我一向喜欢/你把香茶泡。”
妈妈说：
“阿里耶，够了。”
至于我，我只要像个大孩子似的吃完一大块蛋糕，玛拉阿姨就会对我加以特别款待：家制樱桃水。她自制的樱桃水缺乏气泡（显然苏打水敞着盖放的时间太长了），作为弥补，里面放了太多果子露，几乎甜得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我彬彬有礼地把蛋糕吃得精光（味道不赖），吃的时候很小心，没有张嘴，举止得体，用叉子吃，没有用我的脏手抓，已经注意到有沾上污渍、撒下碎屑以及把嘴塞得鼓鼓囊囊等诸多危险，用叉子叉起每块蛋糕，极其小心地穿过空中，好像考虑到敌机可能在我把货物从盘子送到嘴里时前来拦截。我优雅地咀嚼，闭紧嘴巴，慎重地把蛋糕咽进肚中，没舔嘴唇。在这过程中，我赢得了鲁德尼基夫妇羡慕的目光和父母的骄傲，他们紧盯着我的空军制服。最后我也赢得了那承诺过的奖品：家制樱桃水，缺少气泡，却加了太多的果子露。
确实放了太多的果子露，让人的确没法喝。我一口也喝不下去。连抿一口也不行。味道甚至比妈妈的胡椒咖啡还要糟糕。它黏糊糊的，像止咳药水，令人作呕。
我把悲苦之杯放到嘴边，佯装在喝，当玛拉阿姨，还有其他的观众看着我，渴望听我说些什么，我忙不迭地发誓（用爸爸的话和爸爸的腔调）说，她的两件作品，苹果蛋糕和果子露饮料，“真是太棒了”。
玛拉阿姨脸上一亮：
“还有呢！多的是！我再给你倒一杯！我弄了一罐呢！”
而我的父母，他们以一种无言的骄傲看着我。在心灵的耳朵里，我能听见他们在喝彩，我自己心灵的腰身，向欣赏我的观众鞠躬。
可接下来怎么办呢？首先要赢得一些时间，我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必须要发表一些言论，一些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能说的东西，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在生活中这样美味的东西需要一点一点地品尝。”
使用“在生活中”这一短语对我特别有帮助：皮提亚＇3＇　又开始说话了。大自然本身那纯净清晰的声音似乎出自我口。一点一点地品尝生活。缓慢，深思熟虑。
就这样，我设法用一个热情洋溢的句子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他们没留意我还没有喝那“木工胶”。与此同时，他们依然在发呆时，恐惧之杯放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因为生活定要一点一点品尝。
而我呢，则陷入了沉思，双手托腮，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分明代表思想者塑像的一副姿势，他们给我看过收入百科全书中的原作照片。过了一会儿，他们不再关注我，这或是因为当我的灵魂向着更高的层面飘移时，总盯着我看分明不太合适，或是因为又来了一些客人，就难民船、自我克制的政策以及最高行政长官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我抓住机会，悄悄溜进门厅，手上拿着我的毒杯，把它举到一只波斯猫的鼻子下，是作曲家还是哲学家，我不确定。这只丰满的小北极熊闻了闻，身子向后一退，愤怒地喵了一声，抽动一下胡须，不，谢谢，无论如何也不要，随即摆出讨厌的架势退回了厨房。至于它的伙伴，那个肥胖的家伙在我举杯时甚至没劳大驾睁开眼睛，只是耸耸鼻子，好像在说真的不要，向我抖抖粉红色的耳朵，好像在驱赶一只苍蝇。
我可以，比如说，把这有毒的饮料一股脑倒进那只瞎眼秃顶的阿尔玛——米拉贝拉和长翅膀松果所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