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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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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塔施克先生说了许许多多，也许它远远超过一个八岁孩子的负载能力，说今天上午也依靠你，依靠你的智慧和得体的举止。顺便说一句，我亲爱的玛兰卡，最好在那里什么也别说，除了必要的客套，干脆一言不发。众所周知，在我们阿拉伯邻居的传统中，如同在我们先祖的传统中一样，一个女人突然在一群男人面前张嘴说话是绝对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亲爱的，在这一时刻，你应该好好让你与生俱来的良好修养与女性魅力为你说话。
于是，早上十点开始执行这一小小的外交任务，既辉煌又对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从先知街和钱塞勒大街的交界处、花店旁鲁德尼克夫妇家的一间半房子出发，把肖邦、叔本华、瞎鸟阿尔玛——米拉贝拉和油彩松果撇下不管，开始向东行进，去往坐落在谢赫贾拉北区、通往守望山路上的希尔瓦尼别墅。
我们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塔巴屋墙，那里一度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德国建筑师康拉德·希克的家。康拉德·希克是个热爱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在大门上造了一个塔楼，我经常围绕它编织各种关于骑士和公主的故事。我们从那里顺着先知街前行，来到意大利医院，那城堡形的塔座和砖砌穹顶，使人断定它是依照佛罗伦萨宫殿的模式建构而成的。
在意大利医院门前，我们没说一句话，向北拐向圣乔治大街，绕过居住着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梅施阿里姆区，走进柏树、护栅、飞檐和石墙世界的深处。这是另一个耶路撒冷，一个我几乎毫不知晓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亚人、阿拉伯人、朝觐者、土耳其人、传教士、德国人、希腊人、冥想者、亚美尼亚人、美国人、修士、意大利人、俄国人的耶路撒冷，松树郁郁苍苍，可怕然而富有吸引力，钟声悠扬，张开魔法之翼，不容你靠近，因为它们陌生并充满敌意，一座蒙面城市，隐藏着危险的秘密，到处是十字架、塔楼、清真寺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一座带有尊严的沉寂城市，陌生教派的神职人员身披黑色大氅，穿着神职人员的衣装，像黑影轻快地穿过大街小巷，修士和修女，卡迪和宣礼员，名人要员，敬神者，朝觐者，蒙面女以及身着蒙头斗篷的教士们。
1947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早晨，再过几个月耶路撒冷就要爆发流血冲突，还有不到一年英国人就要离去，还没有发生围困，炮轰，停水事件，城市还没有一分为二。在我们走向谢赫贾拉区希尔瓦尼家的那个星期六，一种孕育着的沉静仍然滞留在整个东北部地区。但是，你可以感受到沉静当中暗示着些许焦躁，一股捉摸不定的压抑着的敌意。三个犹太人，一男，一女，一小孩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从哪里出其不意地冒了出来？既然你们已经到此，到了城市的这一边，也许不应在这里逗留很长时间。赶紧溜过这些街道，趁着还有安宁……
我们到的时候，大厅里已经有了十五到二十个客人和主人的家里人，仿佛在香烟烟雾中徘徊，多数人坐在墙壁四周的沙发上，少数三三两两站在角落里。他们当中有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邮政局长，即斯塔施克叔叔的老板，他正和一些先生站在那里，轻抬眼镜算是和斯塔施克叔叔打了招呼。通向里面房间的门多被关上，但是透过一扇半开的门，我看见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身穿长裙，挤坐在一条小板凳上观察客人，并小声说着什么。
主人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家人和其他一些客人，男男女女，其中有两位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英国女士，一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学者，还有一个身穿长袍留着一撮弯曲胡子的希腊神职人员。主人一一赞美他的客人，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法语，并用两三句话解释尊敬的斯塔夫先生消除了一连几个黑色星期困扰着希尔瓦尼家族的忧愁。
我们一一握手，聊天，微笑，微微欠身低声说“真不错”，“可爱”，以及“见到你很高兴”。我们甚至送给阿里——希尔瓦尼家族一件朴素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一本反映基布兹生活的画册，照片中有公共食堂日常生活场景，有田间和乳品加工厂的拓荒者，一丝不挂的孩子在洒水车周围快乐地嬉逐，水花飞溅，一个阿拉伯老农一边紧紧抓住毛驴缰绳，一边看着庞大的拖拉机卷着滚滚烟尘从旁边经过，留下了车辙。每一幅照片都带有希伯来语和英语说明文字。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一页接一页地翻着画册，愉快地微笑，频频点头，仿佛他终于领会了摄影者在照片里所要表达的含义。他向客人致谢，把画册放进墙上的一个壁龛里，也许是窗台。调门高的鹦鹉突然在笼子里用英语唱了起来：“谁是我的命运之神？谁是我的王子？”屋子那边的粗嗓门鹦鹉用阿拉伯语回应道：“先生，安静！先生，安静，先生！”
我们坐在角落里，头顶墙壁上悬挂着两把十字剑。我试图猜出谁是客人，谁是这家里的人，但猜不出来。多数人五六十岁，一个特别老的人身穿一套棕色旧西装，袖口已经破损。他满脸皱纹，双颊凹陷，银髯让烟熏得发黄，涂了灰泥般的嶙峋手指也是一样。他酷似墙上悬挂的镶金框中的某些肖像。他是祖父吗？甚至曾祖父？因为在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左边还有一个老人，他青筋突出，身材高大，驼背，样子像折断的树桩，深褐色的脑瓜顶上盖着一层刺毛。他不修边幅，条纹衬衣只扣了一半，裤子也显得过于肥大。我想起妈妈故事里讲的阿里路耶夫老人，在他的茅舍里照管一个甚至更老的人。
几个年轻人身穿白色网球运动服，两个四十五岁左右大腹便便的男人像对双胞胎，懒洋洋地并肩坐在那里，半睁着眼睛，一个摆弄一串琥珀安神念珠，而他的兄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为编织悬在空中的灰色幕帐做着贡献。除两位英国女士外，还有别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或是在屋内来回周旋，小心翼翼切勿撞到打领结的仆人身上，他们端来冷饮、蜜饯、一杯杯茶和小杯咖啡。难以判断谁是家里的女主人，几个女人仿佛都像在家里那样无拘无束。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穿一条花丝绸长裙，颜色与插有孔雀羽毛花瓶的颜色一模一样，肥胖的胳膊上佩戴着银手镯，每动一下，手镯上的饰物都会叮当作响，她站在那里热情地和一些穿网球衫的年轻人说话。另一位女士，身穿一条棉布长裙，硕果累累的花案衬得她的前胸和双腿更加浑圆，伸手接受主人轻轻的亲吻，随即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三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再一下。还有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老太太，长着隐隐约约的八字须和两个毛茸茸的大鼻孔，还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胯骨窄小，留着红指甲，不住地窃窃私语，发式优雅，裙装花哨。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身穿十五年前和他一道从罗兹移民来的那套黑色公使西装，他的太太玛拉身穿棕色长裙，长袖衬衫，佩戴耳坠，在这个屋子的人中穿得最为正式（侍者除外）。就连邮政局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也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衬衫，没穿外套，没系领带。突然，声音像大烟鬼的鹦鹉在大厅一边的笼子里用法语叫了起来：“可也是，可也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可也是，绝对，当然了。”另一边立刻传出娇滴滴的女高音的回应：“安静！安静，不要吵！请不要吵！先生！”
那些身穿黑、白和红色衣装的侍者时不时在烟雾中出没，端来一碗碗杏仁、胡桃、花生米、南瓜子和西瓜子，一盘盘热乎乎的油酥点心、水果，一片片西瓜，小杯小杯的咖啡，一杯杯热茶，盛在高脚杯里的一杯杯飘着冰霜的果汁，加冰块的石榴汁，还有飘着肉桂香气、撒着一层碎杏仁的小碗牛奶冻，试图诱惑我们。但我只拿了两块饼干和一杯果汁便心满意足了，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后来所有的美味佳肴，想着身为一名初级外交官应该履行的义务，接受正在疑惑地仔细审视我的另一种重要力量的款待。
阿里——希尔瓦尼先生在我们身边停住脚步，和玛拉阿姨及斯塔施克先生用英语说了几分钟话，打趣，微笑，也许在赞美阿姨的耳坠。后来，他借故去照应其他客人时，稍作踟躇，突然转身向我面带和蔼的微笑，用结结巴巴的希伯来语说：“这位小先生想去花园吗？那里有些孩子。”
除喜欢叫我殿下的父亲，以前任何人也没有管我叫过先生。在那令人自豪的瞬间，我确实把自己视作一位希伯来绅士，其身份与外面花园里那些小绅士一样高贵。当希伯来国家最终建立时，父亲经常激情澎湃地引用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话，我们的国家能够加入礼仪之邦，“犹如一头雄狮面对群狮”。
我于是犹如面对群狮的一只雄狮，离开乌烟瘴气的房间。我从宽敞的走廊饱览老城城墙、高塔和穹顶，而后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缓慢而专横地走下石阶，走向爬满蔓藤的凉亭，走向果园。
【注释】
＇1＇ 哈伊姆·哈扎兹（1898——1973），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
41
在凉亭里，有五六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子。我避开她们。接着一些男孩子吵吵嚷嚷地从我旁边走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树下散步，说着悄悄话，但谁也没碰谁。在果园的另一边，墙角附近，一棵桑树枝繁叶茂，有人在它粗糙的树桩旁边搭了一条长凳，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正双膝并拢坐在那里。她黑头发，黑睫毛，脖子细长，双肩瘦削，剪短的头发垂到额头，在我看来，那额头被某种好奇而快乐的光从里面照亮。她身穿一件米色上衣，外面是条宽带海军蓝长裙，上衣领口别了一枚象牙胸针，令我想起施罗密特奶奶的胸针。
乍看之下，这个女孩好像与我年龄相仿，但是她微微隆起的外衣，不再幼稚的好奇目光，还有那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露出的警觉（在我的眼睛尚未移开的刹那），表明她一定比我大两三岁，大概有十一二岁。然而我还是设法看到，她的两条眉毛又粗又黑，几乎连在了一起，与精致的五官形成鲜明对照。她脚下有个小孩，大约三岁的鬈发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他跪在地上，全神贯注地捡地上的落叶，并把它们排成一个圆圈。
我壮着胆子，一口气向这个女孩倾泻出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法语词汇的四分之一，也许不像一只雄狮面对群狮，却比较像楼上房间的一只鹦鹉。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微微欠身，渴望建立联系，这样便可以消除所有偏见，促进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和解。
“小姐，你好。我是阿摩司。你呢，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看看我，没有微笑，两道耸起的眉毛令她显得神情严峻，与年龄不相称。她点了几下头，仿佛做了决定，同意自己的做法，考虑再三，确认了结果。她的海军蓝裙摆垂到了膝下，但映入我眼中的却是她褐色的腿肚，在裙摆和配有蝴蝶搭扣的鞋子中间，光滑而女性化，已经成熟。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又一次避开目光，看着她的小弟弟，小弟弟默默地看着我，没有猜疑，然而也没有微笑。他那黝黑冷静的面庞突然显得和她一模一样。
父母、邻居、约瑟夫伯伯、老师、叔叔、阿姨告知我的一切，还有种种谣传，那一刻重又响彻在我的耳畔。他们在安息日，在夏日夜晚，在我们家后院喝茶时谈论的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不信任与敌意，英国人的阴谋诡计种下的恶果，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煽风点火说我们如何可怕，激起阿拉伯人对我们的仇恨。我们的任务，罗森多夫先生曾经说，是打消疑虑，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实际上是正面甚至友好的民族。总之，某种使命感赋予了我勇气，向这个陌生姑娘说话，并试图开始和她交流。我是想用几个富有说服力的词语向她说明，我们的动机多么纯真，在两个民族内部搅起冲突的阴谋多么可憎，整个阿拉伯民众——具体表现为这个嘴唇精巧的女孩——花点时间，与彬彬有礼并令人愉快的希伯来人相处，该有多好，而我，则是这个希伯来民族的具体体现，一个能说会道的使者，年仅八岁——快八岁了。
但是，我事先没有想过，我在开场白里把储备的外国词语快用完了，这之后我该怎么办。我怎样启迪这个健忘的女孩，让她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返回锡安是正义之举？用手势？用肢体语言？我怎能不用语词就可以使她承认我们回归土地的权利？我怎能，不用语言，就可以为她翻译车尔尼霍夫斯基“啊，我的土地，我的故乡”？或是杰伯廷斯基“那里，阿拉伯人，拿撒勒人和我们/将在欢乐中痛饮/约旦河两岸/飘扬着我们那纯洁的旗帜”？总之，我就像那个傻瓜，知道怎样把兵向前走两格，不假思索地做了，但这之后丝毫也不知道下棋规则，甚至连棋子的名称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样走子，上哪儿走，为什么走。
迷失。
但是女孩子回答了我，用的确实是希伯来语，她没有看我，双手叉开放在裙子两侧的凳子上，眼睛盯着她的小弟弟，他正躺在叶子中央的一块小石头上。
“我叫阿爱莎。那个小家伙是我弟弟阿瓦德。”
她还说：
“你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
于是，我向她解释说我绝对不是邮局客人家的儿子，而是他们朋友的儿子。我父亲是个相当重要的学者，一个乌斯塔兹，我父亲的伯父甚至是个更为重要的学者，甚至举世闻名，是她那位令人尊敬的父亲阿里——希尔瓦尼先生本人建议我到花园里来，和家里的孩子们说说话。
阿爱莎纠正说，乌斯塔兹·纳吉布先生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母亲的舅舅，她和她的家人不住在谢赫贾拉，而是住在塔里比耶，她本人跟热哈维亚的一位钢琴老师已经上了三年钢琴课，她跟老师和其他学生学了一点点希伯来语。希伯来语，那是一门优美的语言，热哈维亚区很美，井然有序，很安静。
塔里比耶也井然有序，还安静，我忙不迭地回答，报之以一个又一个的赞美。也许她同意和我说说话？
我们不是已经说话了吗？（她的嘴角迅速闪过一丝微笑。她用双手拉直裙摆，放下交叉着的双腿，接着又把腿交叉在一起。有一刻她的膝盖又露了出来，那是已经成熟了的女人的膝盖，接着她的裙子又拉平了。她的目光现在有点向我的左侧转移，花园墙透过树木在窥视我们。）
我于是采用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神情，亮明自己的观点：以色列的土地足以供两个民族居住，要是他们能够明智一些，和平共处相互尊敬就好了。不知是出于不好意思，还是出于妄自尊大，我不是用自己的希伯来语和她说话，而是用父亲和他客人们的希伯来语，正式，优雅，就像一头驴穿上礼服，脚踏高跟鞋。出于某种原因，我确信这是向阿拉伯人和女孩子说话的唯一合适方式。（我以前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和一个女孩或者和阿拉伯人说过话，但是我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特别的斯文，就像踮着脚尖说话。）
很明显她的希伯来语知识不甚宽泛，不然就是因为她的观点和我的相左。面对我的挑战，她没有做出回应，而是选择了岔开话题。她对我说她哥哥在伦敦，将来要做“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
我有些趾高气扬，分明是在代表着什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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