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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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男子汉气概的人中豪杰由于具备“阴柔”之气而战胜了所有的敌人，那阴柔之气在生死攸关之际从他灵魂深处涌出，没有减少或者削弱他的“阳刚”之气（那时候他们为我们洗脑时总说）：相反，它使阳刚之气趋于完美，并达到安宁。因此，也许那时可在令我痛苦的选择中，在儿女情长与英雄豪气之间，找到一种体面堂皇的方式？（十几年后，《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也许会被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这一形象深深吸引。）
那时也有《海底两万里》中的船长尼摩，这是一个自负勇敢的印度人，憎恶剥削体制、民族压迫以及无情地恃强凌弱、自私自利的个体。他痛恨北欧国家傲慢自大的恩赐态度，令人想起爱德华·萨伊德，或者弗朗兹·法农，于是决定脱离这一切，在大海下面建造一个小型乌托邦。
这一点，显然最能令我的心跳荡不已，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呼应。整个世界总是迫害我们，待我们不公，因此我们退到一边，建立我们自己的小型独立泡沫，我们在那里可以过上“纯洁自由的生活”，躲开迫害者的残忍无道。但是，像尼摩一样，我们不再做无助的受难者，而是要运用我们富有创造力的才智，我们会用精密的死光来装备我们的“鹦鹉螺号”，无人胆敢再次算计我们。若有必要，我们的长臂会抵达世界尽头。
在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一伙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人设法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创立一个小型文明地盘。幸存者都是欧洲人，都是男人，都是富有理性、心地善良、豁达的男人，他们拥有技术头脑，大胆而机敏，他们真正代表着19世纪所希冀的未来者形象，清醒，开明，强劲，借助于理性力量，按照进步的新教信条来解决任何问题。（残忍、卑劣的本能与邪恶显然被赶到了后来出现的另一个岛：威廉·戈尔丁笔下《蝇王》中所描写的岛。）
这一群体通过艰苦劳作、判断力和拓荒者的热情设法生存，白手起家，用双手在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农庄。这些让我欣欣然，仿佛向我灌输了我从父亲那里接受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者的社会精神特质：不受宗教约束，开明，理性，进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战斗性的乐观主义。
然而，《神秘岛》中的拓荒者也有遭受来自自然力灾难威胁的时刻，也有没有退路、其才智得不到应有发挥之际，在这样千钧一发的瞬间，总有一只神秘之手介入其中来斡旋，一位能够创造奇迹的全能上帝时时会将他们从某种毁灭中解救出来。“倘若有正义，让它即刻发光。”比阿里克写道。《神秘岛》中有正义，确实能够即刻发光，迅疾如闪电，在所有希望逝去的瞬间。
但是，那委实是另一种社会精神特质，恰恰与我父亲的理性主义大相径庭。那是我母亲常常在夜晚所讲述的故事以及神迹奇事，是把更古老之人收容在屋檐下的古人传说，关于邪恶的传说，是不可思议的事物与恩典，既是放出灾难但希望尚存的潘多拉盒子中所体现出的原理，也是杰尔达老师最初向我讲述的哈西德传说，以及在她离去后取而代之的我在塔赫凯莫尼的老师莫代海·米海埃里所讲的故事中，所体现出的那充满奇迹的原理。
就像在这里，在《神秘岛》中，在我人之初之际最早向我展示世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窗口之间终于达到某种和解：我父亲那注重实际、乐天达观的窗口，以及我母亲的窗口，面对冷酷狰狞的风光，怪异的超自然力量，那力量或充满邪恶，或充满同情与怜悯。
《神秘岛》的结尾，显示出上帝的力量，他一遍又一遍地营救海难幸存者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每当他们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实际上是尼摩船长、《海底两万里》中那个眼睛里露出愤怒的船长在慎重干预。但是，那绝对不会减少我从书中得到调停的快感，消除我幼稚地迷恋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我居然幼稚地迷恋哥特派小说之间的矛盾。
就连父亲和母亲也终于实现了安宁，一起生活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下。尽管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某座荒岛上，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创造安宁。
心地善良的马尔库斯，在约拿大街出售新书和旧书，并在近盖乌拉大街拐角处开有租书图书馆，最后他允许我每天换书，有时一天换两次。开始，他并不相信我真的把整本书看完了，当我把一本只借了几个小时的书还回来时，他经常巧意设计各种问题来考我。逐渐，他化疑虑为惊奇，最后心悦诚服。他相信，凭借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与如此快速的阅读能力，尤其是当我也学会一些大语种后，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我们某位伟大领袖理想的私人秘书。天晓得，也许许多年后我会成为本——古里安或者摩西·沙里特的秘书。结果，他决定值得对我进行长远投资，他应该把面包撒在水里，天晓得他有朝一日也许需要某种特批，他也许需要某种方便，或者是顺利从事正在筹划的出版业，那么，他与某位人中豪杰的私人秘书的友谊会比黄金还要宝贵。
马尔库斯先生有时骄傲地向他的优秀顾客出示我那张密密麻麻的借书证，仿佛在心满意足地凝视自己的投资成果。看看我们有什么吧！一个书呆子！一个杰出人才！一个每月不光读几本书，而是读整架子书的孩子！
于是，我从马尔库斯先生那里得到特许，自由自在享用他的图书馆。我可以一次借四本书，这样就不会在假期不开馆时饥肠辘辘了。我可以浏览——仔仔细细！——打算出售而不是借阅的热门书。我甚至可以看同龄人不宜阅读的书，像萨默塞特·毛姆、欧·亨利、斯蒂芬·茨威格甚至刺激痛快的莫泊桑的长篇小说。
冬天，我在黑暗中奔跑，顶着凛冽滂沱的冷雨和劲风，在马尔库斯先生的书店六点钟关门之前赶到那里。那年月的耶路撒冷非常寒冷，寒冷刺骨，12月末的夜晚，饥饿的北极熊从西伯利亚来到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的大街小巷游荡。我奔跑时没穿大衣，因此套头衫全部湿透，整个晚上散发出湿毛那令人沮丧的刺痒气息。
偶尔，碰巧我没东西可读，在那些漫长空虚的安息日，我在早上十点钟把从图书馆里带来的军火全部用光。我发狂似的随意从父亲书架上抓起史龙斯基翻译的《蒂尔·艾伦施皮戈尔的恶作剧》、瑞夫林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以色列·扎黑、门德勒·莫凯尔·塞法里姆、沙洛姆·阿雷海姆、卡夫卡、别尔季切夫斯基的书，拉海尔的诗歌、巴尔扎克、汉姆孙、伊戈尔·莫辛松、费尔伯格、纳坦·沙哈姆、格涅辛、布伦纳、哈扎兹，甚至阿格农先生的作品。我几乎一点也读不懂，也许只能通过父亲的眼睛看到一些东西，即东欧犹太村落的生活可鄙、可憎，甚至滑稽可笑，在我愚蠢的内心深处，并不为它可怕的结局彻底震惊。
父亲拥有世界文学多数重要作品的原著，因此我几乎对它们看也不看。但是，只要那里有希伯来文版的书，我如果没有真正阅读，至少闻闻它。我会尽一切努力。
当然，我也阅读《达瓦尔》上每周一期的儿童栏目，以及每个人甜点单上都有的那些儿童文学作品：莉娅·戈尔德伯格和范妮娅·伯格斯坦的诗歌、米拉·洛贝的《孩之岛》以及纳胡姆·古特曼的所有作品，罗本古拉的非洲、比阿特丽斯的巴黎、特拉维夫周围的沙丘、果园和大海，所有这些都是我最初游弋享乐世界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已经成为大世界的组成部分——的差异，在我看来，就像我们寒冬般的黑白生活和充满色彩、夏日与光明的生活之间的区别。
茨维·里伯曼——里夫尼的《在废墟上》是部尤能抓住我想象力的作品，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很久以前，在第二圣殿时期，有一个偏远的犹太村庄，宁静地坐落在高山、山谷和葡萄园中间。一天，罗马军队来到此地，把所有的村民，男人、女人和老人全部杀光，抢夺他们的财产，纵火烧毁建筑物，继续向前赶路。但是，村民们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便把小孩，尚未满十二岁无法参加保卫村子活动的小孩，藏进一个山洞里。
灾难发生后，孩子们从山洞里出来，看到村庄毁于一旦，他们没有绝望，而是召开类似基布兹举行的全体成员集会，经讨论决定，生活必须继续，他们必须重建满目疮痍的村庄。于是他们成立委员会，女孩子们也在内，因为这些孩子不但勇敢勤奋，而且进步开明，让人惊叹。他们一点一点，像蚂蚁一样劳动，设法治愈残存的牲畜，修理牲口圈和牛棚，修复烧毁的房屋，重新在田间开始劳作，建立起一个儿童模范社区，某种富有田园色彩的基布兹，鲁宾逊似的社区，里面没有一个礼拜五。
这些富于梦想的孩子过着均分与平等的生活，没有一丝阴影，既没有权力斗争，也没有你争我夺，嫉妒成性，既没有肮脏的两性关系，也没受死去父母冤魂的缠绕。不折不扣，与《蝇王》里孩子的遭遇截然相反。茨维·里夫尼当然打算给以色列儿童描绘出鼓舞人心的犹太复国主义寓意：荒漠上的一代人都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是国土一代，大胆勇敢，凭借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从大屠杀到英雄主义，从黑暗到光明。在我自己的耶路撒冷版本中，在我脑海里的一连串臆想中，孩子们并非只挤牛奶、采摘橄榄和葡萄便可以心满意足，他们发现了一个武器秘密藏匿地点，或更好的是，他们设法设计并制造机关枪、迫击炮和装甲车。要么就是“帕尔马赫”设法把百代以后出产的这些武器，偷运到《在废墟上》的孩子们张开的双手中。茨维·里夫尼的（以及我的）孩子携带这些武器，急忙奔向马萨达，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那里。他们从背后发起强有力的拦阻射击，用命中率高的长管炮以及致命的迫击炮，他们出人意料地玫击了罗马军团——正是这支军队杀害了他们的父母，而现在又修筑斜坡，直捣马萨达的石筑堡垒。这样，正当埃里扎·本——亚伊尔＇1＇　就要结束他那令人难忘的告别演说，最后一批马萨达卫士就要拔剑自戕，不做罗马人的俘虏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和年轻的勇士突然来到山上，把他们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把民族从险遭失败的耻辱中解救出来。
而后，我们在敌人领土上作战，我们把迫击炮安置在罗马七丘上，把凯旋门击得粉碎，使皇帝下跪。
或许这里隐藏着另一种病态的不正当的快感，茨维·里夫尼在写书时肯定从未想到过的一种阴暗、俄狄浦斯似的快感，因为这里的孩子们埋葬了自己的父母，埋葬了所有的人。整个村庄没有留下一个成年人。没有父母，没有师长，没有邻居，没有叔叔，没有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克洛赫玛尔先生，没有约瑟夫伯伯，没有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有阿布拉姆斯基夫妇，没有巴·伊兹哈尔夫妇，没有莉莉亚阿姨，没有贝京，也没有本——古里安。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特质那备受压抑的愿望，以及我一个孩子备受压抑的愿望，奇迹般地得以实现，这个愿望就是他们必须死去。因为他们如此格格不入，如此难以承受，他们属于大流散，他们是荒漠中的一代人。他们一刻不停地要求你，命令你，不让你有喘息之机，只有当他们死去，我们才最终可以向他们展示我们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无论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无论他们如何期待，我们都能圆满实现。我们耕耘，收割，建设，战斗，赢得胜利，但前提是他们不存在，因为新希伯来民族需要与之断绝联系，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要年轻、健康和坚强，而他们老了，虚弱，复杂，有点令人反感，颇为滑稽可笑。
因此，在《在废墟上》，整个荒漠中的一代人蒸发了，留下的是快乐、步态轻盈的孤儿们，像蔚蓝色天空中的群鸟一样自由自在。没有人终日操着流散地口音找碴儿，高谈阔论，强调陈腐过时的礼仪，用各种各样的沮丧、创伤、命令和野心来破坏生活，他们谁都没活下来整天向我们进行道德说教——这个可以，那个禁止，那个令人讨厌，只有我们，独自生存在世界上。
在所有成人的死亡中，隐藏着一个神秘有力的咒语。因此，在十四岁半那年，在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站起来灭掉了父亲和整个耶路撒冷，更改姓氏，前往我的胡尔达基布兹，住到那里的废墟上。
【注释】
＇1＇　埃里扎·本——亚伊尔，马萨达卫士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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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许多年来，我父亲生活在享有“世界声名”的伯伯的巨大阴影下。（我父亲在提到世界声名时声音里怀着虔诚的宁静。）许多年来，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梦想着追随约瑟夫·格达尔雅胡·克劳斯纳教授的脚步，克劳斯纳著有《拿撒勒的耶稣》、《从耶稣到保罗》、《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希伯来文学史》和《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我父亲在内心深处，甚至梦想有朝一日继承无子嗣教授的位子。因此他学的外语并不比伯伯掌握的外语少，因此他夜晚蜷缩在桌子旁边，周围堆起一堆堆小卡片。当他某天开始对做一位名教授感到绝望时，他开始在内心深处祈祷把火炬传给我，他会在那里观看。
我父亲有时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无关紧要的门德尔松，银行家亚伯拉罕·门德尔松，其命运就是充当著名的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和伟大的作曲家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父亲。（“首先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接着我成为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曾经自嘲地说。）
尽管是在开玩笑，尽管他正出于某种发育不良的慈爱情感拿我打趣，但父亲从我很小时候起就叫我“殿下”、“阁下”。只有很多年以后，在他去世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一固定的、使人不快甚至令人恼怒的玩笑背后，隐藏着他自己失望的野心，不得不含悲甘于平庸，把愿望隐藏起来，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去实现某种使命，一旦时机成熟，实现已经离他而去的目的。
我母亲，在孤独与阴郁中，给我讲光怪陆离的事件、恐惧和幽灵，也许与寡妇奥斯给小培尔·金特在冬夜里讲的故事大同小异。我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做我母亲奥斯的约翰·金特，培尔的父亲，希望他成就“大业”。
“基布兹，”父亲伤心地说，“也许并非不足挂齿的现象，但是它需要智商一般、身强体壮的体力劳动者。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无疑不一般。我不想对基布兹恶语中伤，因为基布兹在国家生活中拥有明显优势，但是你在那里得不到发展。结果，恐怕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就这样吧，商量完了。”
自母亲去世，他一年左右后再婚以来，我和他几乎只谈论日常生活需要、政治、新科学发现或者伦理价值以及道德理论。（现在我们住进了一套新房，本梅蒙大街28号，在热哈维亚区，他多年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青春期的我焦躁不安，他的再婚，他的情感，我的情感，我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她的死，她的缺失，这些话题我们从来不谈论。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彬彬有礼，但相互之间充满紧张的敌意，争论比阿里克、拿破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我父亲将其视为“红色流行病”，一次，我们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顿。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举动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房客。卫生间没有人了。我们需要人造黄油和卫生纸。你不觉得天有点凉了，要我开暖气吗？
每逢我在周末和节假日去特拉维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