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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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里五颜六色的饮料，还放有冰块和柠檬片，市场上的搬运工身体强健有力，黝黑发亮，毛发浓密，上身赤裸，后背上的肌肉在灼热的皮肤下有力地凸显出来，闪闪发光，一排排汗珠流淌下来在太阳底下黝黑发亮。或许奶奶所有的清洁膜拜仪式不过是一件密封的无菌航天服？一条消过毒的贞操带，她从第一天来到这里，就自愿把带子扣在身上，用七把锁锁住，并毁坏所有的钥匙？
最后她死于心脏病，这是事实。但害她的不是心脏病，而是过于讲究卫生。也许害她的不是讲究卫生，也非欲望，也非对欲望的内在恐惧，而是对这种恐惧持续的秘密愤怒，那是种压抑着的愤怒，非常有害的愤怒，像个没有切除的疖子，对她自己的身体愤怒，对她自己的渴望愤怒，而且也是深沉的愤怒，对这些渴望所引起的急剧反应愤怒，一种不可告人的恶毒愤怒，既冲着犯人又冲着看守，年复一年秘密悲悼流逝而去的荒废光阴，悲悼身体的萎缩和体内的欲望，那欲望经受了上千遍的洗涤、去污、刮落、消毒和烹煮，这种黎凡特人的欲望肮脏，汗涔涔，缺乏理性，在昏厥的那一刻达到亢奋状态，但满是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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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过去了六十年，我还能记得他的气味。我召唤那气味，它就重新回到我身边。那气味有些粗糙、带着土腥，但却强烈而惬意，令我回想起触摸粗麻袋布的感觉，近似于忆及触摸他的皮肤，松散的头发、浓密的胡须摩擦我的脸颊，让我感到惬意，就像冬日待在温暖、昏暗的旧厨房里。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　死于1943年秋天，那时我只有四岁多，于是乎这种感官记忆只能通过几个阶段的传播与扩大才能够存留下来。爸爸妈妈经常使我忆起那些瞬间，因为他们喜欢向熟人炫耀孩子曾经坐在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腿上，玩弄他的胡须。他们总是朝我转过头来请我确认那段故事：“你还记得那个安息日下午沙乌尔伯伯把你放在他腿上，叫你小淘气包，对吧？”
我的任务是给他们背上一再重复的话：“对。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我记起的那幅画面与他们的版本有些不同。
我不想毁坏他们的画面。
我父母有重复这个故事的习惯，并让我予以确认，确实为我强化并保留了对那些瞬间的记忆。倘若不是由于父母的虚荣，这记忆恐怕早已淡漠或消失。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我记忆中的画面有别，我所保存的记忆并非只是父母故事的反映，而是直接的生活，父母扮演的伟大诗人与小孩子的形象与我脑海里的画面不同，证明我的故事并非一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按照父母的版本，帷幕拉开，一身短打的金发男孩坐在希伯来诗歌巨匠的膝头，抚弄并拉扯他的胡子，而诗人则给小家伙一个赏赐，叫他“小淘气包”，而孩子呢——哎呀，童言无忌！——则一报还一报，说：“你自己是淘气包！”对此，按照爸爸的版本，创作了《面对阿波罗神像》的人回答说“也许我们两人说得都对”，甚至亲吻我的脑袋，爸爸将其解释为某种先兆、某种膏油仪式，仿佛可说是普希金弯腰亲吻托尔斯泰的脑袋。
但在我的记忆中，父母那不断重现的探照灯光或许可以帮助我保存那幅画面，但绝不是镌刻下那幅画面。我脚本中的画面并非像他们的那样甜美，我没有坐过诗人的膝头，也没有揪过他那著名的胡须，但我的确在约瑟夫伯伯＇2＇　家里摔了一跤，摔倒时咬破了舌头，流了点血，我哭了起来，诗人也是个儿科医生，比我父母早一步来到我面前，用他那双巨大的手把我扶起来。我甚至现在还记得，他抱起我时，我背对着他，哭号的脸冲着房间，他把我在怀中掉了个方向，说了些什么，接着又说了些什么，当然不是把普希金的桂冠献给托尔斯泰。我在他怀里挣扎时，他强行掰开我的嘴，让人拿来些冰块，察看一下我的伤口，说：“没关系，只是擦伤，我们现在哭鼻子，我们一会儿就开怀大笑。”
大概是因为诗人说话时把我们二人都包括在内，或者因为他两颊蓬乱的胡须碰到我的脸，像条粗糙温暖的厚毛巾，或者真的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强烈熟悉的气味，那气味我至今还能想象得到。（那不是剃须水或肥皂的气味，也不是烟草味，而是绝对的体味，非常浓烈，像冬日鸡汤的气味。）我很快便平静下来，显然，我和平时一样，惊吓胜于疼痛。毛茸茸的尼采胡蹭在我脸上，有些发痒。接下来，我只记得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小心翼翼把我放到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沙发上，没有大惊小怪，诗人医生，要么就是妈妈把琪波拉伯母急急忙忙拿来的冰块塞进我的嘴里。
我只记得这些，在那一瞬间，业已形成的“民族复兴一代”诗人巨匠，与正哭哭啼啼、日后所谓“以色列国家一代”作家的微不足道的代表，没有交流名垂千古的妙语。
这件事过了三四年后，我会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名字了。当听说他是个诗人时，我并不吃惊，那时候，耶路撒冷几乎人人都是诗人，要么就是作家，要么就是研究家，要么就是思想家，要么就是学者，要么就是改造世界的人。博士头衔也不会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里，所有的男客不是教授，就是博士。
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老博士或教授。他是儿科医生，一个头发蓬乱的人，目光含笑，两只大手毛茸茸的，胡须浓密，脸颊粗糙，身上散发着独特的气味，强烈、柔和的气味。
直到今日，每当看到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照片或者画像，或者是看到放在作家车尔尼霍夫斯基故居入口处的头部雕像，我都会立刻被他那令人舒适的气味裹挟，那气味像冬天的毛毯。
与我们时代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爸爸有点秘密迦南人支持者的味道。东欧犹太村庄及其一切，以及当代文学创作中比阿里克＇3＇　和阿格农对它进行的表现，令他感到窘迫难堪。他想让我们脱胎换骨，像满头金发、有男子气概、晒得黝黑的希伯来欧洲人，而不是犹太东欧人。他一向憎恨意第绪语，称之为“胡言乱语”。他把比阿里克视为受难者诗人，“永恒死亡者”诗人，而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则是冲破新黎明的先锋，标志着以“风暴之势征服迦南”的黎明。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将《面对阿波罗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没有注意到诗人自己依旧膜拜阿波罗，不愿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赞美诗。
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比谁都能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也许比车尔尼霍夫斯基自己还能背。他在背诵时声情并茂，这样一位深受缪斯启迪的诗人，因此堪称音乐诗人，没有典型的犹太村庄情结，无所顾忌地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感官享乐。爸爸说，车尔尼霍夫斯基从未沉湎于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之中。
每逢这样的时刻，妈妈都会略带疑惑地看着他，似乎从内心深处为他不加掩饰的快乐本性感到震惊，但她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
爸爸拥有显著的“立陶宛人”气质。他非常喜欢使用“显著”一词。（克劳斯纳一家来自敖德萨，但在这之前住在立陶宛，在立陶宛之前显然住在马特斯多夫，今日奥地利东部的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边境。）他是个多愁善感、满怀热情的人，然而大半辈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与幻术。他把超自然现象视为江湖骗子和魔术师营造的产物。他认为，哈西德主义＇4＇　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在说出这个词时，他总是做出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乱语”、“陷入迷狂”、“麻醉剂”或“直觉”等词的表情一样。
妈妈一贯倾听他讲话，她不接他的话茬，却向我们报以忧伤的微笑，有时对我说：“你爸爸是个聪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觉时都具有理性。”
妈妈过几年去世后，他的乐观明朗有些渐渐减退，除了不再口若悬河之外，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接近妈妈的志趣。他在国家图书馆的一间地下室发现了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5＇　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份书稿，是作家青年时代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速写、信手涂抹之作、诗歌习作，以及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报复》。爸爸到伦敦去了几年，在那里就这一发现撰写博士论文，通过与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狂飙突进相去渐远。他开始学习远方民族的神话和民族传奇，浏览意第绪语文学，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的手松开，逐渐迷恋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说、大到哈西德故事的神秘魅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们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约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试图教导我们像他那样开明。父母经常谈论文学。爸爸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妈妈则偏爱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斯特林堡、格涅辛＇6＇　、比阿里克，也谈论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对面的阿格农先生。然而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之间并没有伟大的友谊。
当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和阿格农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时，那小路上刹那间有了礼貌而冰冷的感觉。他们会把帽子举到一尺来高，微微欠身，大概都在从内心深处希望对方永远消失，湮没在深渊。
约瑟夫伯伯不觉得阿格农先生多了不起，认为阿格农先生的创作长篇大论，有股乡村野气，用各种各样伶俐过头的领诵者的装饰音来进行点缀。阿格农先生则对此耿耿于怀，但最终报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长篇小说《希拉》中那个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这一形象时，把讽刺矛头直指约瑟夫伯伯。幸亏约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阿格农先生多活了几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拥有世界声誉，不过他也深受其苦，眼睁睁看着塔拉皮尤特大街两人一同住过的那条死胡同被重新命名为克劳斯纳街。从那时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做克劳斯纳街上著名的阿格农。
于是乎直到今朝，命运故意作对，决意让阿格农之家伫立在克劳斯纳大街中央。
而克劳斯纳之家则注定被拆毁，命运还是故意作对，在那里造了一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公寓楼，俯瞰一群群游人经过阿格农之家。
【注释】
＇1＇　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875——1943），生于俄国，20世纪20年代移居旧巴勒斯坦，做过医生，30年代定居耶路撒冷，是最重要的希伯来诗人之一。
＇2＇　指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希伯来文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1958）。他是作家家族链条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作家父亲的伯伯，但作家在叙述时，习惯将其称作“克劳斯纳伯伯”。
＇3＇　比阿里克（1873——1934），生于乌克兰，1921年定居特拉维夫，素有“以色列民族诗人”之称。
＇4＇　哈西德主义，指18世纪出现在东欧的犹太教虔修派运动。
＇5＇　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1852——1915），生于波兰，现代著名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小说家。
＇6＇　尤里·尼桑·格涅辛（1879——1913），希伯来语小说家，生于乌克兰，后辗转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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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就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远，那是一个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施穆埃尔南方，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一位叫塔里比的人的庄园，巴卡阿的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居民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梅库尔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诺纳，以及快要与伯利恒接壤的拉玛特拉海尔基布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挂在远方山巅布满尘埃的树木上的一个灰团。有天夜里，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从我们的屋顶指着远方地平线，天地之间悬浮着一簇簇摇曳的微光，说那边是阿伦比兵营，再那边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诺纳的灯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发生，他说，那里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更不用说爆发真正的战争了。
我们午饭后出发，那时城市把自己关在紧闭的百叶窗后，沉浸在安息日午后的小憩中。瓦楞铁单坡顶石屋间的街道和院落陷于一片沉寂，仿佛整个耶路撒冷笼罩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球里。
我们穿过盖乌拉大街，走进阿哈瓦一条破败不堪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居住区那拥挤的小巷，经过拴在年久失修的阳台和外面楼梯护栏上，挂满黑、黄、白色衣服的洗衣绳，沿兹克龙摩西街而上，那里总是散发着贫穷的阿什肯纳茨犹太人＇1＇　做饭时飘出的味道，像霍伦特安息日炖品、罗宋汤、大蒜、洋葱和泡菜。然后我们继续穿过先知街。安息日下午两点，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活人。我们从先知街走向斯特劳斯街，这条街总是掩映在古松阴影里，两面高墙为古松遮荫护挡，一面是女执事开的新教徒医院那长满苔藓的灰墙，另一面则是犹太人医院比库尔霍里姆那阴森森的墙壁，庄严的铜门上雕饰着以色列十二部落的象征。两所医院里飘出药香，还有刺鼻的陈年来苏尔气味。接着，我们穿过名服装店玛阿延施图伯旁边的雅法街，在阿西亚萨夫兄弟开的书店前面逗留片刻，允许爸爸对橱窗里大量的希伯来文新书一饱眼福。从那里，我们走过整条乔治王第五大道，经过琳琅满目的店铺、高高悬挂着枝形吊灯的咖啡馆，以及价格昂贵的商店，这些都在安息日空空荡荡上了锁，但是通过橱窗上一道道铁护栏朝我们示意，用另一个世界富有诱惑的魅力朝我们眨眼，散发着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以及无忧无虑坐落在宽广河岸边的灯火通明的喧闹城市的芬芳。那里有仪态优雅的女士和前程远大的绅士，他们没有生活在一次次的袭击或政令中，不知何为艰辛，用不着一个一个数硬币，用不着遭受拓荒者和自我牺牲条条框框的压制，用不着承担社区基金、医疗资金和配给券义务，悠然自得地在漂亮的住房房顶或具有现代色彩的宽敞单元楼安装上多烟道烟囱，地板上铺有地毯，身穿蓝色制服的门卫守护门口，身穿红制服的待童开电梯，仆人、厨子、男管家、杂工唯命是从。女士们先生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不像我们。
这里，乔治王街，还有在德国犹太人的热哈维亚，在希腊和阿拉伯富人的塔里比耶，现为另一种寂静所笼罩。它有别于贫穷而无人问津的东欧犹太人小巷在安息日里的虔诚寂静——迥然不同、激动人心的秘密寂静在乔治王大街上徘徊不去。眼下安息日下午两点半，大街上空空荡荡，那是一种带有异国风情、实际上尤为英国风情的寂静，因为乔治王街——不仅是因为名字——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永远像电影中看到的奇妙伦敦城的延伸。乔治王街拥有一排排高大正规的建筑，以清一色的外观顺着道路两旁延伸开去，不像我们住区，住户和住户之间隔着可怜的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