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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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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总统深陷于‘没有一次高峰会议不是在外交部长会议时即有进展’的结论。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宴客作乐代替讨论磋商。因此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做客，也答应将要访问俄罗斯。这些看来挺像奇怪的外交手法。”
怪倒不怪，但是无可避免地，当赫鲁晓夫察觉英国不会与美国各行其是，他就全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下工夫。在赫鲁晓夫看来，麦克米伦把美国劝诱得肯坐下来谈判，作用已毕。以最后分析而言，能决定让赫鲁晓夫得遂心愿与否的唯一交手对象是美国总统。因此，所有主要问题的谈判是由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以及后来由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日内瓦的会谈。可是，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当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
但是，英国愿意奉谁为老大，唯其马首是瞻，却毫无疑问。麦克米伦宁愿追随美国，而不愿追随欧洲，因此他没有理由去鼓励戴高乐的办法，并且他从来不曾追随以任何名目要使欧洲与美国分手的动作。然而；一旦遇上防卫英国重大利益，麦克米伦与戴高乐可就一模一样的坚定不移了。这个情形在所谓“天雷事件” （ Skybolt Affair）中最为明显。
为了延长轰炸机群的寿命，英国决定向美国购买还在研究中的远程、空中发射巡弋导弹“天雷”。1962年秋天，事先没有照会英国，肯尼迪政府便取消天雷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技术难突破，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对飞机的倚赖，认为飞机没有导弹来得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说也是为了不让英国有自主的核武实力。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咨商就单方面做此决定，使得英国轰炸机实力迅速过时、老化。法国一再声称别依赖美国，这时似乎得到验证。
然而，天雷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却证明，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还是有利。麦克米伦此刻发动他耐心培养对美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大小人脉关系，并且也不太客气地扬言：
“如果利用研发天雷导弹遭遇到困难为理由，迫使英国得不到独立的核实力，其结果的确非常严重，赞成拥有独立核实力的英国人士，以及反对它的人士，都将深刻忌恨此一作法。它冒犯了国家荣誉意识，也势必遭到吾人全力抵制。”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 Nassau）会谈，于12月11日达成协议，修改英、美核合作关系。美国在弥补英国买不到天雷导弹的遗憾，另外售给英国五艘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和相关导弹，英国即可因此发展自己的核弹头。为了吻合美国要集中控制核战略的条件，英国同意把这五艘潜水艇“指派”交给北约组织调度指挥，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之际则不在此限。
英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却变成徒具虚文的规定。由于只要基于“国家最高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潜水艇，加上由于照定义而言，除非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根本不会考虑用到核武器，拿骚协定实质上是把法国人极力以对峙企图争取的行动自由，给了用咨商方式来交涉的英国。英国和法国对于核武器态度的差异在于，英国预备牺牲形式、只要内容，可是戴高乐却极力要重振法国声威，把形式和内容等同来看待。
当然，法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它一点也没想要获取和英国相同的对美国决策之影响力。因此，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提起大西洋合作的性质这个哲学性的议题，总要争取欧洲的盟主地位，至于美国却要借此重新认识欧洲外交的历史作风。
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以过去其他国家未曾得有的方式，主导世界事务。美国人口并不算多，却产出全世界1/3的物品和服务，加上它在核科技上享有极大优势，可谓得天独厚，远胜过任何可能的敌手。
数十年来，美国由于得天独厚，她的领袖忘记了，受战祸蹂躏、暂时无力且软弱的欧洲曾独领风骚主导世界事务历两百年的那份叱咤风云的威势。他们忘记了欧洲生龙活虎地发起工业革命，也忘记了欧洲的政治哲学孕育出国家主权的观念，更忘记了欧洲式外交的繁复的权力均衡体制运作了近三百年。欧洲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复苏，它的若干传统外交模式就会再生，尤其是法国，自黎塞留以来，现代统治术即源生于法国。
戴高乐：重振欧洲雄风
没有人比戴高乐有更强烈的重振欧洲雄风之意识。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与美国争端迭出最高潮之际，流行的看法是指责这位法国总统仍然偏执自大。殊不知他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必须力图重振充满失败感、薄弱感的法国之国家意识。法国不像美国那样日益超级强大，也不像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做是整体的、学习的经验。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和平并未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的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美国有稳定的政府、全面战胜更强化了她的自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其价值认定的任务。戴高乐则统领着一个遭受一个世代的冲突、数十年的败战羞辱的国家，他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
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因为双方都彼此有深刻的误解，似乎从来就话不投机。虽然他们大体上都不是虚夸自大的人，美国领袖倾向于对其务实观点过于自信。法国人民在太多的热情破碎、太多的梦想粉碎之后，已变得狐疑多心，戴高乐认为有必要以一种高傲、甚至骄恣的态度来弥补长期以来民心的不安全感。美国领袖个人觉得受辱和历史上的高傲感与戴高乐的个人高傲和历史上的受挫辱感，交织在一起，出现了美、法两国之间的心理鸿沟。
由于华府认为西方盟国的利益理所当然会一致，认为稍有意见不同，彼此咨商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美国人的观点，同盟就好比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力要反映每一人的所有权比重，应该以一个国家对共同目标的贡献比例来计算。
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执行外交的传统，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自黎塞留以来，法国的外交主动无不出自评估风险与报偿。出自异样的传统，戴高乐较少关切咨商机制的性质，比较重视汇集各种方案以备意见不一时可拿出来应变。戴高乐认为这些不同的方案会决定相对的交涉议价地位。在戴高乐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健全与否，视利害评估而定，不是看发生争端是否有正式的解决程序而定。他不认为和平不是常态，而是必须自利害冲突中挣脱出来的东西：
“人‘受其天资所限’，可是‘欲求却无穷’，世界因而充满着相互抗拮的力量。当然人的智慧经常成功地制止这种对抗蜕变成为残酷的冲突。但是，竞争的努力就是生命的环境。……就最终的分析而言，永远是在均衡中找到和平。”
我和戴高乐有短暂的交往，好生领教了他的原则。我们初次见面是尼克松1969年3月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办一场盛大宴会，一名助理在人群中找到我，说是戴高乐想和我谈话。我带着敬畏之情，走近这个高身材的总统。一见到我，他立刻屏退周遭的人，没有一句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不从越南撤退？”我有点腼腆地答道，单方面撤退会伤害到可信度。戴高乐不为所动，又问所谓可信度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一指出中东地区，他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地评论说：“真奇怪。我认为正好是在中东地区，你的敌人才有可信度的问题！”
翌日，尼克松在和戴高乐会谈后，邀我对戴高乐陈述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观念加以评论。戴高乐不喜欢和助理辩论，或者说要辩论也不愿当着助理的面去辩论。我却莽莽撞撞地请教他，法国有何妙计去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呢？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作答，只简洁地吐出：“通过战争啊！”——距他与阿登纳签署两国永久友好条约才六年！
专心致志于追求法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戴高乐的冷漠孤高，以及外交上毫不妥协的作风。美国领袖强调伙伴关系，戴高乐却强调国家有责任照料自己的安全。华府希望把整个任务的一部分摊派给盟国每个会员承担，戴高乐却认为这样的分工会把法国贬抑到附属地位，并且摧毁了法国的认同感：
“大国不可能容其命运由其他国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动来代为决定。统合后的国家失去对其国防的关注，因为它不再负责防务。”
这个说法解释了戴高乐近乎标准化的外交程序，以最少的说辞提出方案，如果方案被拒，干脆就单方面付诸实施。就戴高乐而言，万事莫如法国人自认为和被外人视为，一切都以法国人的自由意志行事为最重要。戴高乐把1940年的战败羞辱视为短暂挫败，有待严正、不妥协的领导人来加以克服。以他的思维方式，法国绝不能接受一丝一毫屈从附属他国的表象，即使对它又畏又敬的友邦美国也不能显露出屈从迹象：
“至于美国，富裕、活跃和强大，（法国）发现本国对她居于依赖的地位。法国持续需要她的援助以避免金融危机，从美国取得武器，配备士卒。法国的安全完全依赖她的保护。这种说法出自统合的姿态，自动地把服从美国的权势视为当然。这就是所谓超乎国家的欧洲之理念，在这个构想下，法国就消失了。一个没有政治实体、没有经济动力、没有防卫能力的欧洲，因而在面对苏联集团时，注定成为那个自身有政策、经济和国防的强大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附庸。”
戴高乐原则上并不反美，他认为，只要法国和美国的利益真正吻合一致，他很愿意合作。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美国官员对戴高乐全力支持美方立场，大吃一惊——这是所有盟国领袖之中，最无条件支持美方立场的国家。他也反对各种中欧退出的方案，最主要原因是这将使美军离得太远、苏军又靠得太近： “这种‘摆脱’或‘退出’本身对吾人而言不具任何价值。如果解除军备的地区不能既包含大西洋也包含乌拉尔山在内的话，法国又如何获得保障？一旦发生冲突，又将如何防止侵略者长驱直入德国这个无人之境呢？”
如果戴高乐不把他主张独立的立场与若干实质上将挫弱美国在欧洲的角色之构想相结合，这些坚持也只不过留在理论层面。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仗恃美国会无限期地留驻在欧洲。欧洲必须在法国领导下，准备独力面对未来前途。戴高乐并没有声言他赞同这样的结果，而且他似乎也忘记这个假设前提或许会变成自夸自诩的预言。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巴黎时，开门见山地请教戴高乐：“你为什么怀疑美国会将其命运与欧洲命运视为一体？”在艾森豪威尔的苏伊士危机做法之后，这是个奇怪、自以为是的问题。戴高乐客气地以历史上较遥远的实例作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三年的人命牺牲浩劫之后，美国才出兵援救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在法国遭纳粹占领后，美国才参战。若是在核时代，这两次的美国介入都太迟了！
戴高乐抓住每个机会展示，在特定议题上面，美国的判断没有法国那么重视欧洲；他也毫不客气地利用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的时机。戴高乐希望波恩政府把法国视为比美国更加可靠的盟国，逐渐以法国取代美国。当美国单方面主动将若干在此之前不可侵犯的西方战后柏林政策之教条，列入外交议程之时，阿登纳越来越不安，这却对法国构成既是危险，又是机会的情势。说它是危险，是因为“如果德国人民改变立场，欧洲均势将为之大乱，也可能预示战争将要爆发”；说它是机会，是因为德国的害怕或许反倒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戴高乐构想中的欧洲是依据俾斯麦的德国之路线所组成——也就是以国家为基础团结起来，其中的一个国家（法国）将扮演主导角色，其作用就和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之内一样。每个国家在戴高乐重新界定的黎塞留的法国称霸旧梦中，都有角色可以扮演：苏联将要求德国分裂；美国希望西欧有防堵苏联的能力；法国则希望把德国的民族意识导向为欧洲统一。但是，法国与普鲁士不同，法国不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它不具备经济实力去主宰其他国家，而且它也不具备主控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之地位。
这种意见不一或许可以因时间流逝而解决，尤其因为阿登纳热切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其实，所有的德国领袖也深悉法国与美国之间实力悬殊，他们不可能拿美国的核保护去换取法国在政治议题上的灵敏、清醒。
然而，美、法之间有一项歧见就是深植于问题的本质之中，不容迟缓不决：那就是核时代的军事战略由谁掌控的问题。美国坚持统合、法国力主自主，两者无可妥协，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缓冲来淡化争端。由于核武器的威力毫无先例可以比拟，历史无法提供可靠的数据以制订军事战略。每位政治人物在评估新技术对政策和战略有何冲击时，都很盲目；在这方面的结论出自那些没有实证的经验或资料的不切实际的理论。
核时代：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战后头十年，核垄断似乎使得美国的无所不能的论调成真。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情势转逆明显，两个核大国都即将能让对方经受从前社会无法料想的大灾祸，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
这种体会乃是即将改变国际关系性质的一种革命之核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虽然武器日益发展、日益精确化，其杀伤力仍相当有限。战争需要大量动员资源和人力，这需要时间去征集和集结。伤亡则是逐步增加。理论上，一场战争在失控之前当可制止。
由于武力只能相对少量地增加，认为国家拥有太多力量以致无法达到理性的政治目的，这种说法显得荒谬。然而，这正是核时代发生的事情。超级大国主张集中控制核战略力量，面临的两难局势变成不是如何增加额外的力量，而是如何把这么多的核武器只限于自己使用。两边都没有设法解决这个挑战。过去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紧张，却因为害怕发生核灾难而抑制下来，形成一个危机阈值，而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局势也产生一种政治挫折感，使得非核的挑衅更似合理、更加频繁。超级大国和无核武力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过去从未如此之大；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受重视。北朝鲜和北越都没有被美国的核武力吓阻，而不追求自身目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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