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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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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越战问题上的痛苦，乃是对其道德意识彷徨踌躇留下的特殊之证明，它本身也对美国经验在伦理上有何意义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答案。经过一小段中断，美国人又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寻回其意义。到了90年代，全球自由国家的人民再次企望美国导引，以重建一个国际新秩序。他们最大的忧虑不是美国傲慢自负介入世界事务，而是它的退出。这也正是为何我们应保持对中南半岛的悲伤记忆，以提醒我们：美国人的团结不仅是责任，也是世界希望之所在。
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尼克松其人及观点
就尼克松而言，美国撤出越南的痛苦过程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维持美国的世界地位之问题。即使没有这段煎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再评估也有其必要，因为美国几近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时代也接近尾声了。美国的核优势正在式微，美国的经济独霸地位亦受到欧洲和日本蓬勃成长的挑战，而欧洲和日本乃是因美国资源而复兴，也因美国安全保障而受到庇荫。越南终于象征着是重估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角色的迫切时机，也是在保守和过度扩张之间寻求适宜地位的紧要关键。
就另一方面而言，整个冷战时代共产主义阵营被视为坚若磐石，亦已出现严重缝隙，因此美国外交亦出现新机会。赫鲁晓夫1956年揭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不仁，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都削弱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和苏联的分裂更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所有这些发展都显示，有相当的空间可供新的外交弹性转圜运作。
20年来，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领袖能以传教士般的活力去扮演其世界领袖角色。但是，60年代末期的美国，外则受困于中南半岛局势，内则因国内冲突而分裂，需要对其国际事务有更复杂、更清晰的界定。威尔逊领导的国家，对国际事务很陌生，但自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尼克松继承的社会却为挫折所困遏，国家的前途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建构可以达致的远程目标，以及面对拂逆是否不会自我怀疑还能维持这些目标。
尼克松继承的是几近内战的局势。尼克松本人对既存体制有深刻猜疑，相对地又受到许多既存体制的代表人物的不信赖，他却坚持其信念，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民主国家领袖，不能放弃其责任，也不能在命运前面退缩。美国少有其他总统像尼克松这么复杂：羞涩，可又有决断；缺乏安全感，可又意志坚定；不信赖知识分子，私底下却爱深思；谈话、声明偶尔冲动莽撞，可是在策略规划上又耐心且具远见。尼克松发现自己处于必须领导美国由独行其是过渡到领导世界的地位。尼克松在言谈上经常表现得气度狭窄，也不善表现出个人的和善可亲，可是却在最艰巨的情形下通过了对领导者的严峻考验，把美国由熟悉的环境引领走向她素来陌生的崭新世界。
没有其他总统比他对国际事务具备更丰富的知识。除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外，没人比他更多地到国外旅行，或努力以更多的真诚去了解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尼克松对历史的研究与认知，与丘吉尔或戴高乐不属于同一流派。他往往只略为涉猎某个国家的历史，足以理解当前状况的事实真相实貌即可——甚至往往还未必知道这么多。可是他具有一种禀赋，能够掌握他注意的任何国家之政治动态。他对地缘政治现实的了解亦确实不简单。尼克松在处理国内政治时，偶尔或许由于野心或个人欠缺安全感而扭曲，谈到外交政策方面，他强大的分析技巧和独到的地缘政治直觉，却能永远鲜明地以美国利益为重。
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国家之间的和谐可由集体安全得以维持；尼克松并未接受这种看法。威尔逊认为世界潮流无可抵挡，奔向和平与民主；美国的任务是协助世界向前进展。尼克松则认为世界上有友有敌；有合作领域，也有利害冲突。在尼克松的认知里，和平、和谐不是事物之本然，而是在扰攘不安的世界里偶见之绿洲，要靠十足的努力才能维持安定。
尼克松试图以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来领航——这个论点为许多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所厌恶。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能依理性、可预料地去追求其自身利益，尼克松相信——依据18世纪启蒙时期的精神——在利益相互冲突中可以出现均势。尼克松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但与20世纪的其他美国总统不同，他依靠势力均衡去制造稳定，认为美国强大攸关全球均衡。
这两个观点在当时都不合时宜。尼克松在1972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专访中表示：
“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和平的唯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在某一国家与其潜伏竞争者相继强大时，就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因此我相信美国要维持强势的世界。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
同时，尼克松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本质矛盾——迫切需要被人视为冷静精明，可是又得仰赖从传统理想主义中汲取内在力量。说来也矛盾，尼克松最敬佩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可是他自己的信条则一点儿也不具威尔逊色彩。每一位新任总统就职后可以挑选内阁会议室要悬挂一些前任总统的画像，尼克松挑了威尔逊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的画像。当他下令把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摆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好笑的是，白宫经办人员抬进来的，并不是威尔逊总统的桌子，而是格兰特总统的副手亨利·威尔逊副总统的桌子。
尼克松经常爱用威尔逊的论调，他说：“我们命运中有责任赋予世界不仅只是范例，其他国家过去也都能给予这些范例，我们要给的是精神领导与理想主义，并不是物质力量或军事力量所能提供者。”的确，他心目中拟追求的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我可以代表美国声明如下：我们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我们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球人类。我们的力量只用来维持和平，而非破坏和平，维护自由，而非摧毁自由。”
一位总统宣扬利他主义，可又几乎同时坚持世界未来应由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五大强国去决定，这就代表美国经验的神妙综合。尼克松非常执著地认同美国理想主义，可谓深信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美国之责无旁贷。但是他也同样认为有责任把美国的使命与他认知的世界如何实际运转，综合以观。即使尼克松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威尔逊的价值，他也痛苦地了解到命运赋予他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美国曾派军队到世界各地宣扬、护卫这些价值，他却必须执行撤退任务。
尼克松的出发点也是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不过他广泛结识的外国领袖让他了解到，这些外国领袖中能有利他精神者乃是凤毛麟角；坦白地说，他们绝大多数宁可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只有若干程度的可靠性，并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比起利他主义更为可靠。这也正是尼克松何以宁愿同时采取两条路线的缘故：一面引述威尔逊论调以说明目标，一方面又诉诸国家利益以利其战术做法。
足够讽刺的是，尼克松对美国在追求世界和平时之角色的信念，却使他与许多同一世代的美国精英并不相同；这些人原先认同威尔逊主义，现在却支持尼克松认为背弃美国的国际角色之政策。尼克松深深明白他自己的美国全球责任观，并不少于其前任总统，因此认为自己有职责要替理想主义的美国，在史无前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界定出可行的角色——也就是在尼克松心目中，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要能整合为一。
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把美国投入到每一次国际危机的第一线；肯尼迪时期高唱旧调，替美国定下物质与精神力量皆力所未逮的目标。因此，美国的正义凛然变成自我仇恨，批评大肆运用国力，导致畏缩自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尼克松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要正确看待越南经验。美国的动态依然攸关国际稳定，但是美国亦无法再维持没有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比如没有求胜的战略就在中南半岛投入50万的美国兵力。人类的生存最终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如何，但是世界和平有待于：美国是否能分辨美国的角色是帮忙，还是不可或缺？或者美国能否在本身不分裂之状态下，维持本身不可或缺的地位。
尼克松选择一个不太寻常的场合，透露他对这些难题的答案。1969年7月25日，他首次抵达关岛，展开其由东南亚转赴罗马尼亚做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行程。那天早些时候，他目击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后在附近太平洋中约翰斯顿岛（ Johnston Island）返回地球的历史镜头。现代新闻，即使在这个最神奇的历史大剧里也要力求突出，要求每个新闻周期都得有重大新事件可资报道。尤其是总统出访，更是不能冷场。关岛与太空人返回地点在国际时差变更线上不同边，因此此一历史事件被记录为发生于7月24日，也因此它算是另一个新闻周期的事件。
有鉴于此，尼克松选择这个时间揭示美国国际关系新的指导原则。虽然尼克松及其顾问经常讨论新途径，但从来没谈到计划在这个特定场合公开发表它。因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人人都吃了一惊，尼克松会在海外宣布美国新政策。此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新政策，后来在1969年11月一项演讲，以及1970年2月尼克松首次提出总统外交政策年度咨文里，分别加以阐释。外交政策咨文也是尼克松首创，借此列举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
尼克松主义处理了美国战后两度介入战事（朝鲜战争与越战）的矛盾。因为美国在未有正式承诺的国家作战，在技术上未有任何同盟含义的地区作战。针对这些地区，为了不要过分伸张势力，也不要放弃职守，尼克松主义订立美国干涉有三大标准：
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
第二，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到与吾人结盟的国家之自由，或威胁到吾人视其生存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伞”。
第三，一旦涉及非核之侵略，美国将“依赖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提供防御之人力之主要责任。”
然而，事实不是那么容易被纳入正式的标准的。美国担保会信守承诺，乃是烫手的芋头；由于不可能在事件发生前宣告要食言，承诺的可信度相当有限。总而言之，核时代的关键问题不是信守承诺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加以界定、诠释的问题。尼克松主义对盟国有关核战略的下述争议，并未提出指南针：核武器是否会动用？甚至残酷地说，在谁的领土上运用核武器？盟国是否将发动全面核战（主要将影响到超级大国），或只采取“弹性反应”（主要将威胁到受侵略国家之领土）？
所谓“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若是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提供保护，此一条款有两点歧义不明之处：如果美国只针对攸关其安全之国家受到核大国威胁，提供保护，试问：如果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被非核大国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或者说，当它受到核大国不以核武器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如果面临核威胁时，美国的支持多少已属自动发生的性质，试问是否必须先建立正式的盟约关系？
尼克松主义也要求受威胁国家，承担起本身传统防务的更大责任。但是如果受威胁国家寄希望于美国一定会支援，而不肯分担防务责任——尤其是面临核大国之压力时，试问：美国要怎么做？够讽刺的是，尼克松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却提供诱因让受威胁国家不多尽力、增强防务努力。因为，如果美国的确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则它就必须防卫攸关其安全的任何地区，而不问受害国是否值得施援，或对共同防卫有何贡献。因此，所有这些难题日后都在“盟国分担负担”这个大题目下出现。
因此，尼克松主义主要涉及不受正式盟约保护、但受到苏联代理人威胁之地区的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为数极少。尼克松政府试图设计一套“主义”以避免类似越南的另一冲突，但却发展出主要适用于类似越南情势的主义，可是这类危机又是美国已矢志不再重复者。
不过，在尼克松接任之时，东西方关系已明显需要重新评估。与苏联的冲突促使美国涉入全球参与（ global engagement），而在越南乱局之后，美苏冲突之战略亟待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之所以难，在于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是以典型的不计算地缘政治之美国模式进行：一方视外交政策为神学范围，另一方却视外交政策为精神病学的范畴。
艾奇逊、杜勒斯等遏制政策之父，对国际事务深具经验，基本上以神学角度来看待其规划。由于他们认定苏联有称霸世界的癖性，因此除非克里姆林官放弃其意识形态，苏联领袖不会是合适的谈判对手。兼以美国外交政策以促成推翻苏联为主要任务，全面进行谈判或甚至只在外交上提出全面谈判蓝图，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具意义的，除非美国能以“实力位置”迫使苏联改变其宗旨。
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不曾体验到冲突不能解决的困境，又深信可以妥协来解决争议，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如此僵硬的路线。许多相信艾奇逊和杜勒斯道德前提的人士，为了加速谈判的时程，声称苏联制度业已有了转型，或即将转型。美国民心亟盼结束对峙，使得强硬的遏制派也不能不注意到气氛之转变。杜勒斯仍为国务卿时，所谓的日内瓦精神和戴维营精神，即反映出此种新氛围。
照“精神病学派”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对和平的需求，与美国人并无差异。他们之所以毫不让步，部分是因为美国使他们觉得不安全。这一派人士因而力促耐心，以便强化苏联领导人中的爱好和平派之立场；据他们说，苏联领导人分为鸽派、鹰派，与美国政府一样。美国全国大辩论逐渐转向所谓苏联内部变迁的强度，却未能解决那原始的困难；所谓原始的困难，即遏制政策明白在对峙与维持现状之间别无中间立场，从未解答要交涉什么的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派学者说都遭到一种新激进主义的挑战。40年代的亨利·华莱士方式复活，并贴上新的签，在遏制政策上提出更加骇人的论调。它不仅如其前辈主张的一样，主张美国没有道德权利去反对共产主义，还断言反对共产主义只会助长共产主义。根据这派新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被遏制，而需要存活。因为，最终如果它该覆亡，历史本身就会击溃它。
小说家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描绘华盛顿一次示威游行时，主张美国无条件自越南撤军，就归纳了这种观点：
“如果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就会出现分化、宗派。因此，美国退出亚洲也正好就是获致势力均衡。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的问题就越庞大，忙于料理其征服的世界就使它越软弱。共产主义扩张，就是它自身的遏制。”
新激进主义主张，击溃共产主义最好是依靠其自身的胜利，甚至可能也只有依靠其自身的胜利而达成，而不是经由美国反抗以达成；它等于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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