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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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瘀血还没有吸收干净。瘀血是块状不均匀的分布，而妈是整个面部都晦暗了。我说：“不对，她手术后脸上确实有过瘀血，但是五六天就吸收完了，脸色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又红又白比手术前更好，怎么突然又有瘀血了呢？”大夫还说是正常的。至于额上塌进的小坑，大夫也说是正常现象。护士们也这样安慰我说，有些病人的钻孔部位还鼓出一个大包呢！比起一个大包，一个小坑自然算不了什么，更不必着急了。我不是大夫，连一般的医学常识也一窍不通。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对我妈身上那些哪怕是很细微的异常现象，果然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今，我只能无穷悔恨地想，当时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地把我的疑问弄个明白？后来看到一本民俗讲话，其中说到病人脸色突转晦暗，就过不去半个月了。妈正是在脸色转暗后的十三天去世
的。我那时要是懂得这一点，妈会有救吗？妈留给我的许多谜，只能等我也去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解了。确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医生只能治病，治不了命。既然我已发现，并向医生屡屡指出要妈一命的厉害，医生却把它放过了，这不是妈的命又是什么？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号，唐棣带我在纽约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验证那一次的检查无误，我离开美国之前的七月八号，她又带我做了第二次检查。回国后，我将这些检查结果请同仁医院的一位主任过目，她说，这个血液检查的项目太详细了，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就好了……她没有往下多说。
　　　我能明白，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不仅她在血液动力上的变化，哪怕任何方面的变化可能早就发现了，也许早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我不说完全可以防止后来的恶变，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努力过了。
　　　可是妈手术后，除了第三天晚上因Y大夫负责缝合的右侧刀口不尽人意，引起大量出血，经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再次缝合，并嘱我第二天一早立即带妈到检查科做一次CT检查，以便确认这次出血是否回流脑膜，引起颅内血肿之外，连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也没有做。更不要说每隔三天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
　　　我深知在中国平民百姓做这样的检查目前还没有条件，可是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呢？哪怕仅仅是再做一次CT检查？
　　　就算医师没有想到，我也应该主动提出啊，而我那时却不懂得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母亲去世后，我反复思考导致她去世的各种可能时才明白，本该做的，也许能挽救她于万一的许多事，我们却没有做。现在我倒是懂得一些了，可是还有什么用呢？
我甚至没有追究过Y大夫的责任。
　　　追究为了什么？如果追究能挽回刀口缝合不好给母亲造成的损伤、能让母亲起死回生的话，我当然穷追不舍，可我就是追究到天上，或是地下，母亲因这刀口缝合不好造成的损伤也没法弥补、母亲的生命也无法追回了。就连这个惨痛的教训。该记着的人也不一定记着，因为，它只是我的惨痛而已。
　　　我不知Y大夫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有什么想法？
大约十六号下午，我发现妈感冒了。
　　　在病房里没有找到大夫，就请护士开了一张“感冒灵”的处方。
　　　病房和药房的联系通常在上午进行，便自己拿了处方到前楼门诊部的药房去取，这样可以马上拿到。
妈对这次感冒相当重视，服药认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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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七号，星期四。早上妈有些咳嗽，并带有少量白色泡沫的痰液。
小阿姨问她：“要不要吃药？”
　　　她就说：“我想吃药。”没等我到医院，就让小阿姨去找大夫开了医治咳嗽的处方。妈怕护士送药不及时，还让小阿姨到护士站察看药房是否已按处方将药送来？果然如妈所料，药就在护士站的柜台上端端地放着，小阿姨及时取了回来。
那时她对生命还抱有很积极的态度。
　　　我到医院以后，又让护士给妈开了一些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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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眼科大夫给妈复查了视力。
　　　本来说好由我带她去复查，却不知怎么改动了时间，因为我还没有赶到医院，只好由小阿姨带她去复查。复查很不成功，妈的视力与手术前相比，甚至没有多少改善。
我不相信这个检查结果。
　　　谁能像自己儿女那样耐心，在老人们已经无奈到最琐细的行为都需要他人辅助才能完成的情况下？何况小阿姨也不懂得如何配合医生。
　　　妈刚入院我带她做这项检查的时候，就是靠病人的眼睛随着医生指挥棍的滑动，口述那指挥棍的位置来判断病人的视力、视野。眼见前面几个病人连这样的检查也不曾接触的样子；或反应迟钝，所答非所问的走了过场。好在不过是视力检查，有些出入问题不大。幸亏我的态度谦卑，并善解医生的意图，使妈配合得算是默契，好歹把妈的视力查了个八九不离十。
　　　那天妈有点怪，她对自己视力恢复得好坏似乎兴趣全无，而前不久她还在希望自己尽快恢复健康，就在早上，她还想尽快治好她的咳嗽。
　　　不过她催我快去检查室，为她做过特护的护士正在那里，据妈说她可以根据这次视力检查的结果，给妈配副合乎目前视力的眼镜。
　　　如果真是这样，不比去眼镜店配眼镜方便多了？我兴冲冲地跑到前楼找到那位护士。不知为什么，她和她当特护的时候相比态度大变。让我一下回想起妈入院那天，她正巧在高干门诊值班，也是如此的淡漠。她问我：“这个检查和配眼镜有什么关系？我们医院又不是眼镜店，怎么会给病人配眼镜！”
　　　妈是怎么听的？这可能是妈的误会。以为一查视力就和配眼镜有关，便向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人家跟她说不清楚，只好这样应对一番。能这样应对妈，而不是一个钉子给她碰回去，我难道不该知足吗？我虽然空手而归，倒也没有多少沮丧，配眼镜的事情不急，出院以后再配也行。
　　　复查既然失败，我倒要自己试试妈的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回到病房，我让妈先戴上她的眼镜，试着看看药盒上的字。她说看不见。
　　　这个手术难道白做了不成？她手术后的当天，就能看清我一次又一次伸给她的手指头，怎么现在反倒后退了？想了想才恍然明白，妈戴的还是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配的那副眼镜。　　　那时她的视力差得根本测不出度数了，我央告眼镜店的师傅，好歹给算个度数、配一副。那副眼镜的度数自然深得不能再深。即使那样，妈戴上以后还是看不见什么。现在视力恢复后再戴那副与视力不合的眼镜，当然不行。
　　　我让妈戴上我的眼镜试试，妈不肯戴，说她的度数比我深，怎么能戴我的眼镜？我说她的度数并不深，不过是因为瘤子压迫视力神经的缘故。
　　　戴上我的眼镜以后，妈能认出“虫草鸡精”那个药盒上的“虫、草、鸡”三个字了。她似乎高兴起来，不过她就是高兴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喜形于色，比如我。
　　　晚上回家的时候妈提醒我：“家里还有盒‘痰咳净’明天你给我带来。”这难道不是说，妈那时的意识还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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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号，星期五。
　　　遵妈的嘱咐，从家里带来她平时咳嗽常吃的“痰咳净”喂她吃下。
　　　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她坐在病房里的太师椅上，我站在她面前，用药盒里的小勺喂她吃药之前还说：“您先屏住气，拿嘴唇把药抿进嘴里去，把药在嘴里含混了再咽，小心药面呛了您。别咬小勺，不然药面粘了吐沫就粘在小勺上了。”
　　　妈还是咬了一下小勺，把药弄湿了一点，还有点呛咳。记得我的心立时为她小小的呛咳微微地紧了一下。
　　　这盒“痰咳净”我还留着，特别是药盒里的小勺，上面还粘着被妈抿湿后又干结的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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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九号，星期六。
　　　妈这次感冒没拖多久，也没有服用什么特殊的药，不过就是“痰咳净”、“感冒灵”之类的小药，到十九号就完全好了。似乎妈的体质还不错、怎么十天以后就去了呢？
　　　晚上回到家，照例往医院给小阿姨打了电话。凡是她陪妈过夜的时候，晚上总要打个电话，问问我离开医院后的情况。
　　　这天她接电话的时候，要带妈一起到电话室去。妈原说不去，小阿姨还是带她去了。她向我汇报了妈的情况以后，就让妈跟我说两句话。
妈接过话筒对我说：“你猜我是谁？”
我笑了，心想，这还用着猜。“你是我妈呗！”
我听见她也笑了。
我问：“妈，您好吗？”
她说：“挺好的。”
想不到这就是我和妈这一世最后一次通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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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号或者是十九号上午，朱毅然主任找我谈话，他说等做手术的人很多，已经有三个病人等用我们那间病房，母亲术后情况良好，可以准备出院了。
　　　大约一周前他就有让我们出院的意思，应我的请求又让我们多住了几天。
　　　装修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马上就完工，马上就完工，我真以为过几天就会搬进新家，何不让妈出院就直接进新家去呢？甲大夫也是这个意思，并为我们进行了斡旋。可是左一个马上，右一个马上，一点搬进新家的影子也没有，我不好再赖着不走，便决定二十一号出院。
　　　算下来，妈前前后后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另二十二天，也就是手术后二十八天出的院。　　　关于出院后每天来医院放疗，还是不出院住在医院里放疗的问题，也和甲大夫进行过研究。
　　　本来考虑住院放疗，后来得知，如果放疗就得住到前面的放射楼去，不能再住综合二病房。由于放疗的床位很紧，甲大夫还特地为我们到放射楼预定了一个床位。但那里没有单间病房，这就又面临没有一个可供妈方便使用的厕所，以及我陪住的难题，只好作罢。
　　　甲大夫又向我推荐北京医院，认为他们那里的放疗水平较高，他也有熟人在那边，仍然可以多加照应。
妈一听说出院，就提出能不能住在旅馆。
　　　我倒不是怕花钱，找个花钱少，甚至通过关系找个不花钱的招待所也是找得到的，只要妈心里顺畅，花钱也是应该的。只是觉得住旅馆很不现实，不但饮食起居很不方便，特别是妈出院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诸如放疗、吃中药、熬中药等等。
我不加考虑地就说不行。
　　　见我那样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她的请求，妈只好忍住自己的惶恐。
　　　我很理解她的惶恐。她倒不是怕我的先生，她对他一无所需、一无所求。她只是不愿意住别人的家，可是不住先生那里又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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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上午到病理切片室去拿妈的病理切片，以便作为日后放疗的参考。病理室的张大夫一面看切片一面问我：“你母亲最近是不是有一次大发作？”
我说：“是的。”
他又问：“你母亲平时是不是养尊处优？”
　　　我说：“那倒不是，就是这几年年纪大了，手脚不便，请了个小阿姨，家务事才不让她干了。”
　　　张大夫说：“你这是害了她了。你母亲的脑萎缩很严重，应该让她多动。她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让她自己做，不要替她做。你越不让她做就越是害了她。”
　　　他甚至谈到对他所带的研究生的态度：“我就是要常常踢他们的屁股，只有这样严格要求他们，才能使他们成才，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
　　　他这番好意，和我对如何安排妈安度晚年的某个意见不谋而合。
　　　妈对锻炼身体虽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运用不多。为此我常批评妈，“您那是锻炼吗？跟演个角儿差不多，锻炼完了您那角儿也就跟着卸妆了，联系生活不多。”
　　　那时我太不理解妈的苦心，她不是不联系实际，她是为了我而谨慎地活着，现在我才想起她常说的话：“我可得小心点，我要是摔断了哪儿，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看到她越来越老态龙钟，就越发相信“生命在于运动”那句话。特别在多次给妈检查身体也没有查出什么病以后，便以为只要多多运动，妈就能长寿。
　　　到了现在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求？只要妈好好活着，多陪我几年，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所以逢到小阿姨不能陪她、改由我陪她走步的时候，老是觉得她那个速度起不到锻炼的作用，便拉着她疾走，比小阿姨陪她走步的速度快多了。妈就恨恨地瞪我，可我还是拉着她疾走。她哪儿挣得过我？只好吃力地跟着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一走就走出一身汗。我觉得只有这样对妈才好，对她说，出汗好，出汗是新陈代谢。可是我一不在，她又和小阿姨慢慢腾腾地走步了。
　　　为此我对小阿姨们很有意见，认为她们顺着妈的意思得懒且懒，不好好完成任务，对付我。
　　　我对妈也有意见，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对她没什么好，不也就是敷衍我吗？
　　　张大夫强调的不过是老年人多活动的好处，但是到了我这里就矫枉过正，何况还有脑萎缩的恐惧在威胁着我。
　　　从病理切片室回来后，我就对妈夸大其词地说：“妈，大夫一看您的切片就说您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对您一点好处也没有，今后您可得好好锻炼身体了。”希望假借大夫的话，再往前推推妈。
　　　妈当然不理解我编造这些假话的苦心，对这种说法很不高兴。她一辈子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哪儿来的养尊处优？脑萎缩并不见得就是脑满肥肠、寄生生活的结果。
　　　中午我去附近的理发店理了一个发，买了一个铜的枝形烛台，想要装点一下我和妈的新房子，我多么急切地想要进入我为妈和我筹划已久的日子。还买了两斤妈爱吃的糖炒栗子，回到医院给妈剥了一些。我看出妈吃得很勉强，仅仅是因为她不吃几个就辜负了我的那片心。可是我并没有深想，妈为什么对平时很喜欢吃的栗子失去了兴趣？
　　　下午出院以前，甲大夫、手术室的郭大夫、谢阿姨都来和她告别，妈只是对甲大夫说了一句：“甲大夫，欢迎你有空到我家来玩，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不会表示热情。”
　　　我不明白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神情惨淡，嘴角上牵出一丝苦苦的笑。眼睛也不看着甲大夫，而是看着别处。我回想起她从十五号脸色变得晦暗以后，和人谈话时就越来越不看着对方脸，而是低头看着地面，或是看着别处。
　　　和甲大夫说完这句话，她不但不再和特地前来与她告别的人们应酬，反而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病房，扶着走廊里的把杆在走廊里站着。
　　　还悄悄地对小阿姨说：“真烦，他们怎么还不走。”
　　　这很不像妈了。过去不论谁给她一点帮助、好处，她总是感恩戴德、想方设法地报答人家还来不及，哪儿会这样对待为她进行过精心治疗的大夫，以及照看、陪伴过她的谢阿姨。
　　　肯定她那时已觉难以支撑，哪儿有心气顾及唯有欢蹦乱跳活下去的人，才会顾及的凡尘琐事？
　　　也或许她已心存疑惑和怨尤，人们不但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反倒可能把她送上了绝路……
　　　甲大夫和谢阿姨送我们上电梯的时候，我悄悄叮嘱她：“跟甲大夫、谢阿姨说个谢谢，说声再见。”
　　　她的眼睛带着绝望到底的神情，直直地望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