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哥王阳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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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王阳明的出现，这一终极命题被终结了。
了解心学首先要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准确的评价是：一半是儒家，一半是道家。而心学也常常被认为是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但这种浅薄的定义远远不能概括心学广阔的内涵。
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乱—治……
中庸虽说在中国很早就被提出来，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自觉自发地将其运用自如，大多数则是迫于强权而不得不做出的伪装与妥协。后者一旦脱离强权的压迫，便很容易剧变为一种极端思潮，直至付诸暴力行动。
《巴别塔》中有一句名言：“实现正义的热情，会使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成了铁石心肠。”
同理，康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中点评法国大革命时说：“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比尔之专制*；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拿破仑之专制君主。”其实他忘了，这样的事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就见怪不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志不也说过“革命是最*的东西”吗？革命者，鲁迅笔下“咸与维新”是也！
这种文化心理，追根溯源，还是要到孔夫子身上去探究。子曾经曰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的重点在“人不知而不愠”，这实际上是孔子在教导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不为人知，却不因此而气恼。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我深以为然，那么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下这句话。
儒家最初是一群巫师，而巫术在商朝是立国之本，于是这帮人就靠占个卜、跳个大神，混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那文字最早又是什么呢？文者，纹也。意即为统治阶层粉饰遮掩的工具。由此观之，商朝是利用政治神学来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而到了殷周革命，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朝将商朝的神权政治改造为贤君政治，讲究治道，目标是创造理性的人文秩序。于是，过去的大巫小巫纷纷下岗，自谋出路，混的不好的就只有在街边摆摊算命，另一部分有追求的逐渐成为一个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业的阶层，就是后来孔子的儒家。
其实这部分人也不好混，想想看，商朝时全国的文盲率还很高，认识俩字的屈指可数。而到了春秋，随着文化的普及，识字率逐渐上升，本科文凭也就当以前的高中文凭使，竞争加剧了，现实严峻了，于是孔子发话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就跟现在的媒体安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不要气，不要急，关键眼光要放低。实践证明，这种号召是有用的。君不见西市卖肉者乎？君不闻网上陪聊者乎？
扯这么远不是要贬低孔子，“人不知而不愠”是最有特点的“孔子句法”（请仔细品味那个“而”字），《论语》中这样的句式随处可见，自勉中透着无奈。
当春秋时，诸侯割据，求才若渴，游士们四处兜售其学，谋取权力。如果加入这些人的行列，别人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文字集团就丧失了人格的独立性，孔子颇有针对性地说这句话无非是想表明一种超然的态度，至于是否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如果眼光再毒一些你会发现，这句话本身就揭示了说话者自己还没有完全超越。彻底超越了世俗功利的人，根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早就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所以我更相信这句话只是表达了一种为了超越而做出的努力，四处游说的孔子想要维持人格的独立绝非易事。而千年后孔子的门人就更等而下之，将仁义道德作为沽名钓誉之术了。
孔子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一边强调自己的价值理想超越了世俗的政治，自勉并教育学生不要理会权力游戏中的利益分配，但另一方面，他们理想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治权力来实现。这是一个无奈的悖论。
直到王阳明的出现，所有的一切才被彻底打破。


7　圣人必可学而至（1）
不过目前为止，13岁的小守仁暂时还只是一个以民族大义为主导思想的少年，他在居庸关考察了一个多月，登长城、访乡贤，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待王守仁下山时，山道很窄，迎面过来两个骑马的鞑靼人，大大咧咧，有说有笑，全然不将对面的这个少年放在眼里。
但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代价。
王守仁正在为他的偶像于谦死得不明不白感到气愤。想想看也是，有的偶像很傻很天真，乱搞一气，搞完了则继续当偶像，而于谦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却换来个兔死狗烹的结局！心念及此，守仁蓦地一抬头，正好看见那两个嚣张的鞑靼人，登时怒从中来，当下搭弓射箭，但闻嗖嗖两声，鞑靼人猝不及防，双双中箭。
可惜王守仁年小力弱，未能立毙二人。一时间国仇私愤，涌上心头，他连喊带射，呼啸着向二人冲去。两个鞑靼人对视了一眼，惊恐莫名，转身仓皇而逃。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守仁既已出气，便不再穷追，信马由缰，缓缓向家的方向走去。
当晚，王守仁就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去拜谒纪念汉朝名将马援的伏波将军庙，这也没什么神的，我还梦见过自己跑到贵州的阳明洞去。但神奇的是，王守仁在梦里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醒来以后记了下来，死了以后还流传下来，当真要羡煞很多挠破脑袋也写不出文章的小朋友。
彼时，由于史上最牛*控朱见深长期不理朝政（朱见深：其实你们谁都没有读懂我），导致汪直专权，大臣昏庸，时人戏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圣人云：政者，正也。率之以政，孰敢不正？根据本命题成立，逆否命题同样成立来推断，成化年间的朝政从最上面就烂掉了，那么上行下效，地方官的*便有过之无不及，农民起义就开始四处爆发。
少年王守仁留心时政，关心国家大事，屡次上书朝廷，为平定陕西的石和尚、刘千斤之乱出谋献策。王华平日忙于政务，跟儿子沟通交流太少，不理解王守仁，便大骂了他一顿，让他立即停止这一疯狂的举动。想想看也时，换作现在，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大谈国家战略，还给国防部写信，的确疯狂。
到了弘治元年，王守仁17岁，带着如何成圣的疑问，回到浙江老家。母亲郑氏早前去世，睹物思人，守仁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残酷，他越发觉得，外界的东西再多再好，又与我心有何相干？人生终究不过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罢了。这种消极的情绪以及对成圣途径的苦苦追寻促使王守仁去钻研道家的思想，为后来的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王守仁终究不是出世之人，他只是游弋于各种思想，含英咀华，去粗存精，执着地去寻找他所认为的真理。
此次返乡，守仁还带着另外一个任务——完婚。
未来的岳父大人叫诸介庵，是本地人，王华的至交好友，现任江西布政司参议（江西省常务副省长）。王守仁小的时候，诸介庵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小守仁，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
时年守仁已经年满十七，可以成婚了。为了报答岳父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尊重和隆重，王守仁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迎娶夫人诸氏。
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惜守仁同学立志献身哲学事业，对男女之事没有兴趣，在新婚之夜还在外面散步。其实这也没什么，喜欢思考的人很多都喜欢散步，但王守仁连散步都比别人散得神奇，走着走着就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了。

7　圣人必可学而至（2）
他猛一抬头，只见眼前一个道观，匾额上写着：铁柱宫。
这段我怎么看怎么像《红楼梦》的风格，就差在道观门口再挂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估计是博览群书的曹雪芹Copy的前人史料。
既来之则安之。但见道观里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道士，一问之下得知他懂养生之术。王守仁正因母亲之死，深感“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便开始虚心请教。神秘道士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得知，唯一知道的是王守仁在那个道观待了一宿，直到东方之既白。
这下急坏了诸介庵一家，还没圆房就开始玩冷暴力，诸老爷很生气，正要派人去寻，王守仁却自个儿回来了，众人问明缘由，个个哭笑不得。诸介庵为了防止这个“落跑新郎”到处乱跑，让他到自己的官署上班。王守仁每天按时报到，帮着处理一些公文，别人两个时辰才能干完的活儿他半个时辰就搞定了，剩下的时间就练习书法。
百无聊赖的王守仁天天在机关办公室里笔走游龙，日积月累，把办公室里的几箩筐纸都给报销了，书法大进。
大进到什么程度呢？明朝著名书法家徐文长在评价王守仁的字时认为：王羲之以书掩人，王守仁以人掩书。由于王守仁在其他方面名气太大，以至于掩盖了他的书名。不然，以其精妙绝伦、独具风格的书法艺术名列中国书法史前十当无异议。
第二年，王守仁领着老婆去北京，返乡途中，路过上饶，特意下船拜访了大儒娄一斋。
娄一斋这个人神神道道，早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大家问他怎么回事，他神秘道：“此行非但不第，且有危祸。”没过几天，会试的贡院果然起火，烧死了很多举人。后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经过科学论证，解释说这是因为娄一斋“静久而明”有了神术（他怎么不说这是“梦的启示”）。
可惜怪叔叔娄一斋没有算出来几十年后的事，将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以致酿成血光之灾。
娄一斋年轻时也有成圣之志，游走四方，遍访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就跟现在稍微有些想法的人，走进书店后都会发出感慨：“都是些工具书励志书，没有一本真正有益的！”
不过小娄运气不错，最终找到了江西临川的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现在知道吴与弼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此人的徒弟陈白沙却是个大名鼎鼎，承上启下式的人物。
吴与弼的学说讲究身体力行，出入作息，时刻不忘。他长期与弟子躬耕于田间，沐风栉雨。有一次，天还没亮，吴与弼就亲自簸谷子，看见陈白沙还在睡懒觉，就大吼道：“秀才，若为懒惰，他日何从于伊川（程颐）门下？又何从于孟子门下？”又有一次，割庄稼伤了手，自语道：“何为物所胜？”照割不误。
吴与弼述而不作，躬耕陇亩几十年，隐出了名气，当地官员交章举荐他做官。吴与弼拒绝道：“宦官，释氏（佛学）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我出山又有什么用？！”
娄一斋的确得到了吴与弼的真传，但他没有像陈白沙那样举一反三，自成一派，因此当他点拨成圣心切的王守仁时，翻来覆去讲的也不过是宋儒格物致知的老一套，唯一有价值的话是“圣人必可学而至”。
其实这是儒学的通则，但却契合了王守仁的胃口，更加坚定了他致力的方向，将童年时算命先生的话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就像很多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但一万个人这么说也不如中科院的万能科学家何祚庥一个人这么说来得有力——中国人迷信精英，年轻的王守仁也未能免俗。


8　科举还得当回事儿
弘治三年，竹轩公王天叙去世，王华回老家守丧，顺便给家族里的子孙们讲经解义，应对科举。王守仁白天随大家正常上课，背诵教材，晚上则旁搜经史子集秉烛夜读。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彼已游心于举业之外，吾辈不及也！”
其实，王守仁对应试教育既不排斥也不沉溺，别人死记硬背，冲刺高考，他就探究理学的内在机理；别人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哲教材，他就读原版的《资本论》。
王守仁同学将理学名著《近思录》来来回回翻了N遍，望眼欲穿，还是没弄清楚怎么才算格了物，致了知。朱熹倒是给了句话，说“理”这个东西存在于自然万物，一草一木之中，同学们，放心大胆地去格吧，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物换星移，海枯石烂，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
王守仁笃志要当圣人，便不能囫囵吞枣。他邀请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格自家后院的竹子，王天叙当年种的这堆竹子，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王守仁和小钱俩人对着竹子，神色凝重地坐了下来，从早到晚，四目圆睁，望穿秋水，尽心竭力地去格其中之理。到了第三天，小钱用脑过度，筋疲力尽，摆摆手准备放弃，王守仁很不厚道地笑他不中用。可到了第七天，原本自鸣得意的王圣人也因耗尽心力病倒了。这下该小钱得意了，提了两袋水果来看他，王守仁自知理亏，也确实一无所获，只好找了个“圣贤有分”的借口。
其实，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程朱的格物致知，是对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观察思考得多了，自然融会贯通，化繁为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少年王守仁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彻悟万物之理，想法太浪漫了。但这段传奇却永远留在了哲学史上——阳明格竹。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
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心灵打击是巨大的，以至许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他感慨道：当时终于发现圣贤不是那么好做的，也没有精力再去格物了！
于是，闷闷不乐的王守仁不得不掉转头来研究自己曾经看不上眼的“辞章之学”，准备科考。
然而，事实证明天不是随随便便就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明朝的科举制早就被妖魔化了，一提到这三个字，大家马上联想到祸国殃民，万马齐喑，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服务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惜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无非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个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成了*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