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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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的主动权。在这场比赛中，如果中国队不是意外领先两球，真的就会只剩下输球了。伊朗人本想后发制人，但失球使伊朗人不得不提早改变自己的节奏。可以这样讲，不管中国队怎样提前消耗了自己，但毕竟打乱了客队的战前部署，也就是说中国队在无意识中占了先机。我们就是在这种占尽先机的大好形势下输掉这场比赛的。如果我们的教练和球员有经验，这场球至少不会轻易输掉，我们就有了很好的局面。　
比赛结束了。全场没有了声音，所有人都不肯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中国球员朝观众挥了挥手，然后低着头走出草坪。戚务生有些发呆，他肯定和球迷一样不愿相信大好河山就这样奉送给了对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体育场外面到处是汽车，它拥挤在金州狭窄的街上，警察格外温和地疏通人群和车流。我一时间找不到“沈阳球迷助威团”的车队，我窜来窜去四处打听，但没有人知道沈阳的车队。后来我听到有人叫我，我的心放回肚里，沈阳电视台的体育记者朱挺也同样乱窜呢。再后来我们上了汽车，我渴极了。嗓子干得说话也费劲；还很饿，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　
中途在一个加油站有许多人下了车，我没有动，实在没力气。我更担心买了水喝得憋尿，天太晚了，停一回车都会让同行者着急。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忍耐几小时，我知道这不会让人死。我让自己努力忘掉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努力想一些和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　
后来我成功了，我注意到身边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一直脸朝窗外。我发现他很年轻。比一股的男人更白些。这时候他回过头来，于是我开始分辨出这是一个女人。我很尴尬，因为我差一点就叫“嗨！小伙儿。”　
那肯定会被认为要耍流氓了。如今的女人遇着真流氓只会害怕，对惹着她的老实人反倒不依不饶一副抗暴安良的架势。我说：“女球迷可不多。”她说：“我喜欢足球也才近几年的事。”这时候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谈话，没有人谈这场比赛，都谈一些别的。我只是东一个西一个问，他们东一个西一个说，后来演变成几个人相互说明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个女的说她每天都打保龄球，每天都要消费二百元左右，她还伸出手让人看手指上的茧，我不知道保龄球怎么打，但想象中应该磨出老茧。其他人看样子都没有她的那种优势，就讪讪地说些别的。我说：“一般人没法养活你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我一个月的薪水才八百元，只够她打四天保龄球。她说一般人的确消费不起。这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她肯定不会要求打保龄球的，她甚至舍不得花一百元买一张球票来看球。我于是很激动，想自己没有下车买矿泉水喝是正确的，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妻子可以在晚上去沈阳北站的广场上逛一圈，那里有免费的花和绿草可以观看。还有变幻色彩的灯光广告可看，也不收钱。我们不去想保龄球馆或者KTV包房，憋得狠了，在家里唱几首歌也挺高兴。至少。我们有电视可以看，里边经常有很好的电影。　
到达《辽宁日报》社时沈阳已经十分安静，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里边是中国队进球时的狂欢。还有中场休息时球迷唱歌的声音，还有一些球迷的叫骂声，还有我对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中国队现在进了球，范志毅罚中了点球。”“这是中场休息。”“李明为中国队进了第二个球。”接下去再没有解说的了。我已经关闭了录音机。它里边记录了我和球迷的欢乐。我想在这—天我只须记住自己曾经是多么快乐，我不想让那种从天空直坠而下的绝望和恐惧留在我的生活中。


03　猜想大连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当一个外乡人来到大连的时候，你的确找不着更好的说法去判断它，想来想去只能说：“大连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其实没这么简单。在我的印象里，大连很可能是一个虚荣的城市。我的印象来自辽宁人对大连的概括——“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这句打油诗所选取的物质成分决定了它创作的年代不会太远也不会很近，民间诗人们在今天不会使用“料子裤子”，在五十年代之前也不会使用“料子裤子”。我的猜测是这种评判至少了有四十几年的历史，对一个城市来说，四十年只是某种传统的一个片段，但对于人群来讲，它足以完成几代人的使命。这句打油诗很容易使人想到一个更久远的故事，那也是一个和虚荣有关的故事。故事说一个人用猪肉皮擦了嘴巴然后出去和闲汉们吹嘘自己的山珍海味，他的神话被拆穿的时候他正享受闲汉们羡慕的注视，他的儿子挤进人群说：“爹啊！快回家吧！你擦嘴的肉皮让狗叼跑啦！”大连的当代标志是它的服装节，每年一度已经有了八九度。每一年秋天，大连市的人民体育场便成为展示大连市的舞台。　
据说大连人民受益非浅，大连的国际知名度也因服装节而跃升。的确服装节不仅请来了中央级的领导，还请来了一些曾经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如今退了休的名流，比如说基辛格和加利，就如同日本联赛买来了40岁的法尔考和昙花一现的斯基拉奇一样让世人惊奇。虽然体育场的草皮每年都要被蹈足欢歌的演出踩死。虽然每次重植草皮要花几十万。但和提高大连知名度相比肯定是小意思。据说大连市有用不完的钱。　
对于一个外省人来说，大连的现代神话和我没有关系，我的收获是通过看电视知道了大连有一个能用英国话致开幕词的市长。记忆中当时我目瞪口呆了。在那一天晚上，我的耳边一直是中国市长的英文，再也听不见歌星们的歌唱了。我想，市长肯定代表了一个城市最本色的东西，我还讲不清大连的本色是什么。　
但肯定不是“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时代变了，苞米面大部分喂猪，料子裤子不再是上品，大约应该是生猛海鲜夜总会两万元的裘皮衣和三千元的月薪还有服装节的礼花。当然，全中国的球迷都不会忘记，大连还有足球。对于球迷来说，大连就是足球的同义词，中国足球的同义词。服装节是大连自己的事情，球迷没兴致评头论足，球迷们关心的是中国足球，而大连足球就天然地成了中国足球的关注焦点。比如万达队的连续不败，比如王健林和迟尚斌，比如大连金州的主场赛事，比如中国足球和大连足球能给球迷什么礼物，比如……大连足球是不是中国足球现代神话的延续者或终结者？　
大连在我心里真的有趣了。我希望自己重新拾回十年前对大连的感觉，那种感觉使我满怀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依恋。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正开始成为一个对写作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个对生活开始表达敬畏的老年人，一个把大连当作音乐启蒙导师的心怀感激的学生。那是1987年夏天，那时候的大连还没有顶级球队，这个城市的足球精英都去了沈阳，他们代表辽宁足球横扫中国足坛，正一年一年接近着“十连冠”的最后辉煌；1987年的大连也还没有服装节和讲英语的市长。我记忆中不能消逝的是大连一条叫作兴工街的街道和街道交叉处的一架铁桥和桥下的盲艺人，还有灼热的阳光、嘶哑的歌唱还有额头滚落的汗珠。　
记忆保存下来的东西肯定是一个人生活中和命运相关的部分，但我很难说那个夏天的中午和我的命运有什么联系。那个中年男人拉一把二胡，面前放一顶帽子，他唱一支歌。他的声音很哑，但唱得非常投入。　
不知为什么我就坐到了他的面前。天很热太阳很毒，他比我幸运，用不着担心阳光灼眼，流浪艺人一般都双目失明。他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冒出来，我也是。我大约听了一小时还多。后来我一边走一边就能唱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流浪艺人。我有预感，有一天会双目失明。这种预感规定了我的生活，我尽可能延迟睡觉的时刻。我什么都看。我希望尽可能多地看些东西，希望陷入永久的黑暗以后能说出光明的样子。在那天下午。我肯定流出了一些眼泪。十年了，我一直都不能回忆出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找只是惊奇：那是我头次听到《橄榄树》，然后就会唱了。这个夏天成了我喜欢音乐的开始，但局限于听流浪艺人的演唱，即便是陪妻子上街我也不会在流浪艺人身边走过去。我并不强迫妻子也听，她可以到就近的商店里去，远一些的更好。我可以挤进人群听他唱和演奏，但我已经不能获得1987年夏天的那种感受。我知道没理由失望，我的喜欢是真实的。我愿意少喝一杯可乐把钱扔进艺人的帽子或者罐头盒。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小声唱《橄榄树》，我的眼前经常会出现居住了18年的土房，我的外祖母就死在那间土房的小土炕上；还有后面的护城壕。城壕上种了玉米和豆角，这种时候玉米都掰了，一群孩子进行着激烈的八路打日本的战争；在护城壕的一端，是日本人当年的碉堡；还有，我家的土房和许多人家的土房都盖在城壕圈定的大平场上，那里曾经是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刑场……我没有理由不喜欢大连，准确些讲没有理由不喜欢那个教会我唱歌和思乡的大连。它肯定连接了我生命中某些已经开始中断的部分，否则我肯定不会来到辽宁，更不会在1997年秋天又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虽然我实知道这一次到大连不再是寻找某一个流浪艺人，也不是为了重唱“我的故乡在远方”，但感觉中1997年的大连肯定是一个让我陌生的城市，一个让乡下人惊悸不安的城市，一个比只会讲中国话的小说家自惭形秽的城市。幸运的是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中国的一只足球，那只圆得飞不进对手球门的黑白相间的足球。　
我头一次面对硬皮本子无所适从。这种硬皮十六开一百页的横格本子一直是激发灵感的可见物质，但这一回我没有把握。在第一个夜晚，《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林建法睡了，他为了替刊物拉赞助去陪某个老板打保龄球。他回到宾馆时已经子夜，后来他睡了，我却用睡不着了。我穿上衣服出去，外面当然很黑。但大连的夜晚显然比沈阳的夜晚多出许多灯光。站在平台上我可以感觉到海风那种特别的潮湿，我突然有些怀疑这次大连之行的必要性。我想到了9月13日的那个主场赛事，我又一次目睹了中国队先胜后败的掺剧，也头一回看见了大连球迷的平静和无奈。在这天凌晨，我问黑夜还没有结束的大连：一个不折不扣的足球城怎么会如此平静？国家队输得如此难堪，足球城为什么能如此平静？这种平静到底表达了什么呢？是某种成熟还是无奈？是放弃了希望还是学会了忍耐和等待？不管是什么，足球城的平静让我惊讶，不管搞新闻的人怎样去赞美中国球迷，我依旧不能理解这种平静。我觉得这座冠军城市不应该是一座如此平静的城市，它比任何一座城市郡有理由产生回响，它有一万个理由对金州的失败爆发出愤怒。让我惊奇的是9月的大连依旧美丽，夜空有灯光折射出的点点水珠，夜幕下有夜总会不灭的欲望之火。还有一件事在我心里萦绕不去，那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十岁儿童，他从山西阳泉到了金州，他想买一只球让国脚签名，我不计较明星拒绝了孩子的敬意，中国球员对人的不尊重并不让人意外，他们的教养还没有教会他们尊重自己。我伤心的是一个宣称“天下球迷是一家”的饭店老板把一只不值百元的小足球卖给了这个孩子，他居然要了两百多元。我猜测足球在这里构成了一条奇特的食物链，但不管怎样我想象中的大连在1997年的9月不应该是这种样子。那好吧，我们去看看万达俱乐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并不着急。肯定是大连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我疑惑，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必要了解这支47场不败的球队。我回想起万达和泰国冠军的那场比赛，万达的确赢了，但我总去不掉心中的那份难堪。我觉得朝鲜裁判充当了万达的第12名球员，那不是我理解的足球，更不是我渴望的胜利，就如同我不喜欢中伊之战张恩华得到的那个点球。我宁愿裁判成为我们的放手但我们还能取胜，因此我格外把尊重献给伊朗。万达不败在中国足球引起的反响非常浑浊，大连人的骄傲因此也显得没有根基。


04　足球的背景


我的面前有几本书，这是万达队96赛季夺得冠军时出版的一套“大连足球系列图书”；我这里还有另一个统计，金州主赛场的球票全部售出，扣除各种支出，惧乐部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赢利；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万达足球都应该受到称赞。由万达不败得出中国足球不幸的结论也好，因金州挣钱骂万达唯利是图也好，都不值得腾出精力去反击。这些人只是一种“红眼病”的典型患者，对待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理睬。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万达的两种成功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它除了说明中国足球的低水平竞争还能说明刚刚成为暴发户的农民心态。　
这套丛书记录了大连万达足球队职业联赛的历史，它还给球员和教练写了小传，其中有一本书是专门写迟尚斌的。这本书有二十几万字，讲述了迟尚斌的很多故事。作者石雪清倾注了很多感情和精力，他讲出了一个中国冠军球队主教练执教的基本过程，无论怎样评说，这都是一本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完成的书。很奇怪．读了石雪清的书以后我发觉迟尚斌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我想象中的冠军队主教练似乎不应该是迟尚斌这种人，虽然迟尚斌得到硕士学位还吃过很多年的日本料理，但我总感到迟尚斌身上缺少点什么。我当然说不清他缺少什么，我希望国家队的十强决战能帮助我了解迟尚斌。后来我认为找着了，迟尚斌缺少的东西也是戚务生金志扬高丰文徐根宝们同样缺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个。迟尚斌有理由有资格充当冠军球队的教头。　
丛书中提到万达惧乐部和董事长王健林的地方不多，报纸上的王健林有传奇英雄的味道。和大连的朋友提起王健林，他们的反应让我迷惑，他们都回避和王健林有关的话题；还有人告诉我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欠了很多外债，还说王健林的家人都在东南亚的某一个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我始终外行，我只是偶尔从电视里知道一些诈骗和携款外逃的案件。我觉得这些人似乎暗示了电视里的故事，我马上想象了王健林正携款外逃。这种想象使我毛骨悚然，我开始怀疑自己正准备和—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我把这个想法跟林建法讲了，他对足球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很懂改革，他说他也有相似的反应。后来我们谈到了前北京市的书记陈希同，结论是王健林无论有多大的本事也不会比陈希同更大。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至少此时此刻，王健林还是好同志。我的意思是说王健林对足球肯定很热爱．即便他真的揣钱跑了。大约也是因为中国足球真的没了希望，他大约想去揣钱搞别的足球。我只是担心王健林会不会跟他的市长一样会讲英国语，如果他不会讲，他在外国的日子肯定比市长在外国还要费劲。我想王健林多半不会讲英国语，因此他充其量逃到海南岛或者南沙。用不着担心，我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应该相信万达和它的董事长，东西南北中都在党的领导下，万达集团当然不能例外。最初的想象和恐惧只能表明我对改革开放缺少深刻的认识，这一回我终于接近了本质，我终于可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