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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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性。上海舆论虽然相当克制，但还是指出了王燕春对万达的照顾。比赛的实际情况其实比上海舆论所指责的还要严重，王燕春几乎到了闭着眼睛判罚的地步，他险些在'97赛季最后一轮造成比赛中途流产。甚至可以这样讲，万达在这场比赛中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想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赢球，追平之后很明显地表现出厌战情绪。人们有理由怀疑指派王燕春就是想阻止申花取胜。这和帮助国安取胜形成鲜明对照，谁都要问到底是裁判出了问题还是中国足协有关人士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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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裁判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与比赛的进程相关，比赛越临季末，对裁判的批判也就越厉害。这是很明白的原因，往往在这个阶段一场比赛就能决定一支甚至几支球队的命运。　
足协的官员就曾说过，指责裁判的都是输球一方。这种说法有些市井无赖式，正因为裁判导演了一场比赛，才会出现不合理的胜负。赢球一边除了对裁判歌功颂德，我想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也去指责裁判。大连对上海'97赛末的最后一场肯定是个例外，双方都不需要黑哨，都想打一场平等境况下的好球，但让王燕春给搅和了。　
在'95赛季，全兴队主场胜率非常高，我能看到的所有场次全兴在主场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裁判的帮助。客队几乎都要指责裁判不公，而全兴球迷在这个赛季创造了足坛奇迹：他们不止一次掀起保卫裁判赞美裁判的浪潮。这使怀疑裁判的公正性得到了反证：只有对裁判感恩戴德才会这么干，要知道裁判从来都是球迷和舆论的射击靶子。那一年的川吉之战引起了全国的震惊，戴宇光的不公正判罚导致了延边队采取消极踢法，最后弄得全兴球员也难堪起来，能进的球也不进了。　
'96赛季鲁川之战发生了最明显的不公正判罚，这一回吃亏的是全兴。全兴队上上下下都愤怒，余东风还冲进场地和裁判理论，队员们也气得围追裁判，而且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四川球迷这一回不保护不赞美，喊起了“惩罚”和“打倒”的口号，四川新闻界也连篇累牍就裁判问题开展讨论，但局限于讨论于敬仁和两个助理裁判。　
我反复观看这场比赛的几个有争议瞬间，觉得于敬仁的最大问题不是良心出了毛病，他主要的失职是丧失了主裁判的决断力。他在执法过程中太害怕承担责任，更愿意顺水推舟。我甚至也想到了于敬仁也不干净，但他肯定有些矛盾，也很想尽可能公平地对待这场比赛，但他又害怕人们指责自己不公，因此努力要做到兼听则明。全兴的两次反越位称得上是经典之作，非常容易看清的事情于敬仁也不致于视而不见，但他宁愿按巡边员的旗示判罚。于敬仁在关键时刻放弃了主裁判的权力，因此他严重失职，对于那个助理裁判，他的位置无论怎样糊涂也不致于误判，他的举旗无论有无受贿证据我们都可以断定他有问题。因此我完全可以认定这场球是在不公平的裁判导演下分出胜负的。当事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受到处罚，更重要的，应该借此机会进行法律方面的调查。录像慢放告诉所有人，助理裁判不存在失误的条件，他所处的位置正好，全兴球员反插时，泰山队防守球员还在他面前至少五六米的地方。但中国足协放弃了进行整顿的最好时机，我当然有理由说足协自己问心有愧。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两场不同结果的比赛，除了裁判人格出了问题之外，我以为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主场球队的体育品德出了问题。应该说这相当于先有蛋和先有鸡的复杂领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种因素起主要作用。我倾向于认定裁判的道德水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俱乐部和球队的职业道德水准出了问题：首先是他们想使用不正当手段达到取胜的目的，我甚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判定行贿在先而索贿在后，我根本不相信哪个裁判有胆子索贿。俱乐部和球队缺乏胜利的实力，便通过买下裁判制造不公平竞争的环境。裁判从中获得金钱，便吹偏哨歪哨黑哨。然后每个俱乐部都这么干，然后裁判受贿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以致于发展到“吃了主队吃客队”，如同贪赃在法的法官那样“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主宰各队生死的行刑刽子手。　
到了'97赛季，输家赢家都要行贿，都想从中得到利益。比如客队行贿只想让主裁判手下留情，主队行贿是求裁判帮自己获胜。如果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公平执法，客队满意主队生气，但无论生气的还是满意的，下一回还照样行贿。俗话说“引狼入室”，还有“请君入瓮”“自作自受”“养虎为患”，正说出了球队和执法者之间的关系。球队用自己的钱培育出了一群黑哨，到头来保不准自己也被黑上一回。如果真有哪个裁判敢不收黑钱，这个人肯定会被排挤出裁判圈子。黑哨们可不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个清白者，清白者就意味着对黑哨的危险。　
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在中国裁判问题上是一种相互支撑的恶性循环。如果每一支俱乐部队都不想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利，没有行贿者，裁判的黑哨也就吹不响，一旦有人敢吹了，舆论群起而攻之，不信他能保住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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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的地方主义也帮了黑哨一把，并不是说新闻界没有批判，但大都是为所在地区的俱乐部和球队呼吁。比如川吉之战以后川方舆论批评的矛头指向延边队消极比赛，回过头来鲁川之战就声讨于敬仁。批评和舆论本身就失去了客观性和公正性，裁判吹黑哨当然用不着担心。辽宁队打佛山遭了裁判暗算，把《球报》气得失去了理智，竟然说辽宁队干脆塞红包，花两万元买个胜利。天知道辽宁队塞没塞过红包？《足球》'95'96赛季给裁判打分，貌似公正，但谁都可以统计出凡是广东球队获胜的场次，裁判得分都挺高，而凡广东球队失利场次，裁判满身毛病，得分就低。　
地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新闻舆论的力量。它们不能按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同一类赛事，你为自己的地方球队说话，我也为自己的地方球队说话，你说裁判黑哨，我就说裁判万岁，自家忘掉了新闻舆论的职业准则，成了地方利益的保护者，于是黑哨们大可以隔岸观火，谁骂我狠了，下回我要整死你。真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　
一旦新闻界能丢掉狭隘的地方主义，黑哨的日子就很难过得舒畅。多年来新闻界只干了一件漂亮事，他们这一次共同批判揭露戴宇光，最后中国足协也不得不让戴宇光歇业。这是新闻界唯一的一次胜利，但它至少告诉人们新闻界一旦能丢掉地方主义利益团结一致，就可以有效地起到舆论监督和导向的作用，他们甚至可以迫使中国足协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遗憾的是大多数专业体育报纸都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经办，在人事上也要由地方政府指派，替自己的俱乐部和球队说话成为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和地方俱乐部、球队、球员经常打交道，还有了一定的私人交情，一旦遇着什么事情，无意有意都要替自己这一边多说好话，有时候甚至制造点新闻鼓吹自己的地方俱乐部和教练球员。　
裁判敢和新闻界作对，中国足协敢动不动教训办报人，说穿了就是他们早就把握了新闻界的脉搏，早就看到了新闻界自身也是各扫门前雪，早就看到了一些记者是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新闻界的身体不健康，打起仗来当然就没有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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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球迷来说，批评裁判主要是感情问题。在大部分比赛中，比赛越激烈，裁判越容易出岔子。有经验问题，有体力问题，有心理紧张问题，哪种情况都会导致失误。对胜利者来说，裁判的失误可以忽略不计；但对失败者来说，裁判的失误就不被原谅。球迷并不都是专家，他们往往只接受对主队有利的判罚。有时明明是主队犯规，裁判员吹了，也要被球迷谩骂一通。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具，欧洲联赛中也能见到。到了美洲和非洲，这种情形就有点变态，完全能导致杀人。我到现场看球时能有更切身的体会，自己有时也很难不受那种热潮的冲击。在那种时候球迷很难保证客观和公正，欢呼和谩骂在比赛过程中和裁判是否公正已经失去必然联系。主队一切都对，客队一切都错。裁判吹主队都错，于是就骂就喊换裁判黑哨。如果这场球主队输了，主裁判是攻击的首选目标，如果这个裁判有些失误，他就是黑手党了。　
这种过激反应也会使执法者受到感情的伤害，如果这个人公平执法，他会因此生出许多怨恨；如果这个人的确吹黑哨，他会变本加厉。因为他们上有中国足协撑腰，下有地方主义新闻舆论的保护：忍受不了任何伤害言行。恰好他正公平执法，于是为了维护自己摸不得碰不得的尊严也要随自己的好恶工作。这种恶性循环往往使正常的比赛真的变成不公正竞争了，于是假的变成了真的，真的变成了假的，越发说不清楚了。　
应该说球迷的这种不客观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必要接受职业教育。作为纳税人，球迷似乎有权力不讲道理。而裁判和俱乐部却不能不讲道理，他们的荣辱系在职业生涯的成败之上，而决定这一切的最终只能是球迷。我相信哪一个裁判都想得到好评，但他的职业特点又使他无法获得这些东西，正确对待批评和赞扬就应该成为每一个裁判员自我修炼的首要内容。但无论怎样，业余裁判和职业裁判的区别不应该成为执法水平低下，职业品质低下的借口。在这一点上中国足协的解释格外愚蠢和荒唐。他们甚至把中国裁判的低收入也收进吹黑哨的理由中去。维护裁判的权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解释只能表明足协官员自己的职业素质低下，裁判毕竟是一个职业，不论专职还是兼职，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谁强迫你做裁判，是你自己选择了它。不管你出于怎样的动机，你都有义务遵守职业规则——公平执法。你不能公平执法，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你逃脱惩罚。　
中国足球没有拿出过任何一项有效措施。如此多的问题拖了这许多年，除了证明足协不想解决还能说明别的吗？只有足协自己知道。　


56　关于打假球



'97赛季是中国足坛最热闹的一年，先是决定甲A甲B扩军，然后是停下联赛打世界杯外围赛，接下去国家队惨败而归，再接下去是联赛重新开战。关于打假球的预告和揭发就在最后一个多月里多起来，新闻界和球迷已经到了气疯的程度，但一切都按人们推断的样子进行，降的降升的升保级的保级，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庆功几家吊丧。乱哄哄把'97赛季推向假戏真作真戏假演的高潮。'97中国联赛由于扩军变成了假球大汇集，它使中国足坛的形象变得十分丑陋。似乎足球水平并没有提高，而作假的水平却达到了最高境界。　
联赛打到后几轮，一年才赢了三场球的八一在最后三场两胜一平，居然拿足了保级分数，真不知道比赛之后八一队的球员为何流泪；松日客场胜了火车头，真想不出松日老板为什么会拥抱火车头的主教练张贵来；也不知道宏远输给海牛之后队员为什么笑得出来；还不知道余东风为什么骂严德俊“真不要脸”。　
虽然谁都看出是假球，但没法子弄到证据，谁也只能干生气。我如果说八一和寰岛和万达打假球，如果说宏远和青岛打假球，如果说太阳神和全兴打假球，说海狮和平安、松日和火车头打假球，人家要我拿证据我到哪里去找，连圈里的人都拿不出来，我一个看球的凭什么能拿得出来？我一直是守法公民，不能干违法的事，于是也只能生气骂娘。　
现在新闻界大部分都挺起了腰指责假球，并且进行了有限度的揭发，《球报》《体坛周报》《足球》《体育天地》《羊城体育》都有些义愤填膺。它们发表了大批文章，而且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足协的官员曾经说过：“只要新闻界认为是假球，这场比赛就将被认定为假球。”现在新闻界空前同一认定了，但足协却自食前言，推聋作哑。'95赛季辽宁面临降组，客战大连时足协表现出了难得的廉洁公正，派出官员监督，说：“我要是认定假球，两支球队都要降级！”时到'97赛季，中国足协的廉洁公正突然就没了，大概他们认定真的，假也就真了。跟全国球迷的承诺变成了空头支票，玩了你一场。　
足协年年喊打假年年不打假，年年吆喝动真格年年不动真格。　
依我的看法，恐怕是足协内部有假，如果真要打假，追来究去，说不准把哪个足协大员揪出来。管事的人自己做贼心虚，当然没胆子出来动真格打假。木已成舟，时间能冲淡一切，明年再说明年，该假的时候还假。如此下去，中国足球恐怕要步东南亚足球的后尘。在东南亚，利用足球的胜负进行赌博已经司空见惯，操纵比赛结果也是家常便饭。如果中国足球这样假下去，迟早会失去球迷的信任，只变成了赌具一种，那就惨了。不知足协是否想到这个责任由谁去承担，估计还是该做官做官，把责任往下一推了事。俗话讲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想打假还得先找到根源，根源就在上边。　
从俱乐部和球队的角度去分析，打假球的大部分是那些不上不下，不能降级也不能争三甲的角色。这些球队自己没实力担保不会面临降级，今年保了别人，来年自己遇着麻烦也可以让别人保自己，来而不往非礼也，也算得未雨绸缪，更划算的是可以额外得到一笔黑钱，几十万是小数目，得钱别人还要感激涕零。　
打假球越打越有经验越有技巧，想找茬子也很难，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对行贿的俱乐部来说，能花几个钱买个保级是小损失大收获，对升级者来说，更是花得心花怒放。有人称中国甲级联赛为“假级联赛”，一点不虚。这两年的甲级联赛真的越发无耻起来，足球人在暴富的同时，人的精神贫穷得没了裤子，光着屁股丢人还要让人说你穿了新衣。　
如果打假球的问题不解决，中国足球的进步就很难，想要在亚洲当强者就更难。因此说中国足球要树立自己的新形象，当务之急根本不是冲击世界杯，而是清洁自己的环境。清除一些光认钱光认权不认理的足坛败类，组建起一个热爱足球事业、凡事为中国足球大计着想、有现代思想有理论头脑的领导机构。　
有了这样的机构，许多坏东西包括打假球就失去了靠山。包青天们打假能动真格，足球的健康成长就有了真实的土壤。　


57　新闻舆论的品质



新闻舆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有时候它甚至比法律更有威慑力。它没有权力使坏人受刑罚，但却可以使他成为过街老鼠；它还可以使某种事物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比如说“志行风格”“拼搏精神”也都是它的功劳。我的意思是说正因为新闻舆论的了不起，它也才让人恨也让人爱，让人尊敬也让人蔑视。多年以来我对新闻舆论界执很轻蔑的态度，我以为它忘记了新闻舆论最本质的东西：批判精神和舆论监督作用。多年来它只学会了顺情说好话、拍马屁捧臭脚，还有落井下石。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们，有相当的时间都花在和俱乐部拉关系套交情，虽不像黑哨那样收受许多贿赂，但也从马屁文章中得到一些实惠。这些人和那些给企业家写“英雄传”讨些小钱的作家一样，败坏了这两种神圣职业的形象。一提记者，有尖酸的人就称“老妓”或“名妓”，一提起作家，有刻薄的人就叫“乞丐”。我可能更恶意，但不会幽默，就觉得妓女和乞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