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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智慧-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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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之关系》）当然，围绕这一话题，还可以再深入探讨其中的原因。
明清皇帝教子读本中的“孝”
历代皇家是怎样培养后代的呢？或许有些人会这样想象：无非是教育他们怎样搞阴谋诡计、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拉帮结派、危害百姓等等。
其实，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还想让江山万代坐下去？他们大都很重视用儒家学说来培养优秀的接班人、造就有作为的人才，而此中又特别看重从小就进行人格品行的训导。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张载（1020～1077年）就提出，从小抓起的“养正于蒙”的理念，也就是修正养正，要从孩童启蒙的时候就要开始了。明代有位学者焦（）就曾经编著了一本《养正图解》，成为明清皇帝教子的精典，而其中也突出了孝的教育。
焦（1541～1620年），明代日照（今山东日照县）人，一作江宁（今南京江宁县）人。因为号澹园，又被学者称为澹园先生，享有盛名。万历十七年（1589年）举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曾主修《国史》，撰《经籍志》。主顺天乡试被劾，谪福宁州同知。后弃官不出，专攻经史，著书立说。生平博及群书，自经史至于稗官与杂说，无不淹博贯通。善为古文，典正雅驯，卓然成家。
焦在翰林任职期间，又担任皇长子的侍讲官。他很会动脑筋，孔孟之道博大精邃，内容又多又艰深，灌输给儿童很难奏效。教育孩子要通俗易懂，并且要形象直观，因此他选用了历史上的可供借鉴、取法、劝诫的故事六十则编成教本，又邀请明代宫廷的名画家丁云鹏（1547～1628年）配上精美插图。成为图与文并茂、理念与智慧共具、真谛和体味皆佳的启蒙经典。《养正图解》的第一篇是《寝门视膳》：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立曰：“诺。”然后退。
此篇为全书的肇始，而全篇的主题就是一个“孝”字，说文王的孝行，明文王是个孝子，喻文王用他的行动演绎了孝道，劝勉皇子懂孝行孝。这也说明编者体现了《孝经》“百行孝为先”的理念。
文王，就是周文王，姓姬名昌，是王季的儿子，商朝末年周族的领袖。文王，当初还是世子时，也就是做太子的时候，探望父亲王季是每天三次。
早上鸡初鸣，就穿衣起身，来到父亲的寝室门外，询问王季的侍候者：“今天安好否？情况怎样？”回答：“安！”文王就高兴。有意思的是，文王不直接而是间接询问，这一细节说明，他的孝顺之心的细致，不去干扰其父的正常生活。然后中午，也是这样；晚上，亦如此。
如果遇到告诉他，其父亲不能正常起居饮食的话，文王就脸色忧愁，走路连步履都错乱了。一旦其父恢复饮食正常，他也就解除忧愁，恢复正常。
在其父的饮食方面，文王特别重视尽孝。端上膳食，必定要查看饮食寒凉、温暖调节的情况。食毕，必定要询问饮食的情况，比如饮食的胃口、喜欢与不喜欢什么等细节。对掌膳食的人吩咐：有没有原来吃剩的，不要把吃剩的再端给其父吃。等到侍从答应了，他才放心地回去。
在《国语·晋语四》还有这样的记载：“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事王不怒，孝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诸弟。”周文王在襁褓时没让其母担忧，在傅父那里没让其傅劳苦，对于老师没让其师烦恼，奉事父王没让其父发怒，孝友其弟虢仲与虢叔，恩惠慈爱儿子管叔与蔡叔，对其妻大姒（）树立典范，亲爱团结同宗兄弟。这正如《诗经·大雅·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寡妻”，就是嫡妻。意思是，自己做妻子的典范，而影响至于兄弟，再至于治理国家。
文王那时，当然还没有《孝经》，但是孝行早就有了。如果从《孝经》角度来解读，那么这一则故事，有几点启示：（1）文王的德行，首先体现在孝道的根本上，而正如《孝经》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孝经》一章，下同）。（2）文王的孝，又具体体现在尽心竭力地对亲人的养和敬上，正所谓“夫孝，始于事亲”。（3）文王孝道的逻辑进程，由家里的孝行，而推广至于天下，正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文王后来用侍奉其父的孝行来推广至于天下，所以能够做到“天下之分，其三归周”。（4）文王最后为周武王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王行孝道，告诉人们的，也如《孝经》所谓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这是焦《养正图解》的深意所在。面对皇长子，首先要教诲立德行孝，此为先为本。在这方面，焦选择了文王这个榜样，而文王在做太子时候的做法就是一个切近的例证。《养正图解》第一篇就是与《孝经》的“开章明义章第一”相呼应的。
此书到了清代，光绪皇帝为了不至于湮没无存，还特地将内府旧存的写本发出，敕令武英殿刊刻，以广流传。
孝的传统的衰蜕
孝的传统在漫长数千年的传承后，到了近现代便渐渐地衰退、衰败、衰落了。
历史呈现出鲜明的转变节点，让后人明晰地看到“孝道”的蜕变轨迹。这里也简略一说。
先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对传统孝道的扫荡。有学者做出这样的分析：
这次运动对传统的孝观念有过一次大胆而猛烈的冲击，竟然出人意料地一度摧毁了孝的观念的存在基础家庭。洪秀全一再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辈。”按照这样的理念，在江南社会某些城乡拆散了家庭。他们将所有的人，无论父子、夫妇、兄弟、姐妹，按照男馆、女馆进行另外的排列组合。一时间，太平天国社会呈现出“父母、兄弟、妻子，立刻解散”的局面。父母和子女不仅平时“不容相通”，偶尔在街上相遇，也“只许隔街说话，万分伤心，不许流泪”。如此生活，是根本找不出什么孝的影子的。“这是近代中国社会乃至几千年的历史中唯一一次破坏家庭生活结构进而也猛烈地冲击了传统孝观念的雷厉风行的警人行动”。曾国藩曾说：“举中国几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见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
2009年初，一个冬日的上午，笔者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花都的官禄（）洪秀全故居参观。一进大门，便是洪秀全的青铜像，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中。后面就是当初他亲手种植的龙眼树，在太平天国失败的那一年，此树曾被雷电劈成两半，可是没有死，奇迹般地活到现在，枝干崛兀，满目峥嵘。这里有洪氏宗祠，纪念祖德宗功；半月形池塘，映出丫山倒影。湖旁还有书房阁，据介绍洪秀全七岁在此读书，勤奋好学，“五六年间，即能诵读四书五经、《孝经》以及古文多篇，其他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笔者突然想到，如果让后来的洪秀全再来谈谈对幼年诵读《孝经》的感悟，一定会有一番惊世骇俗、刻骨铭心的大议论了！难道不是吗？到后来，洪秀全的《幼学诗》又在讲孝悌了，从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按序排列出家规来。他的族弟洪仁也在教诲人们：“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钦定英杰归真》）历史留给人们深思！
其次，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再一次大扫荡。既然要打倒孔家店，自然《孝经》、孝道一类都属于打倒之列了。关于新文化运动，今人研究很多，从吴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路说下来的话太多了，大家较熟悉，这里也不再多评论了。只觉得张依萍《枕上随笔》有一段*，或许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当时“五四”时期的社会氛围：
那时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对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的旧制度。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做“他你我”。后来到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这段话转引自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年轻人读了觉得好刺激，好新鲜！经过“*”的人，觉得似乎好熟悉，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此后数十年掀起的“*”，不也是这样，甚至更有甚者吗？在一片“破四旧”、“造反有理”、“批孔”之中，孝的传统再一次被大扫荡。
不过历史很有意思，自有运行的规律。今天孔子学院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办了，孝子评选在许多城市开展，孝文化在逐渐升温。
老子说：“大音希声。”历史无语，历史却又无声胜有声地面对着一代又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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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的作者之谜（1）
《孝经》在流传和研究中，人们始终有个疑问：是谁撰写了《孝经》？
其实人们只要读一读那些留下来的历史材料，每个人都会发生同样的疑问。比如：
权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此则记载有几个信息：（1） 曾参与孔子的年龄比较。（2） 孔子把曾参看做是能通晓并传布孝道的最合适人选。（3） 于是孔子选定了曾子，专门传授了孝道。于是，撰作了《孝经》。但是，我们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这里说到两个人，到底是孔子作了《孝经》，还是曾子作了《孝经》，没有清晰地指明，而是模棱两可。因此后人对此史料的解读，或认为《孝经》是孔子作，或认为是曾子作。
再看一则权威史料，《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但是谁作了《孝经》，也没有说明确，因此又可以出现二说：或认为孔子作，或认为曾子作。
再如《孔子家语》：“曾参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
其实我们设身处地为两位作者司马迁、班固想一下，就会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也不能举出确切的证据来明确指出到底《孝经》的作者是谁，或是心中有某种指向，但是不便明说，因此只能含糊其辞了。
不过也有明确是孔子所作的，如《隋书·经籍志》：“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不过，这也是一家之说。
后来人们又从各个方面质疑、考证、研究，于是自古至今大约形成了好几种说法：
1。 孔子撰写了《孝经》
《汉书·艺文志》认为《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依照我们来看，《艺文志》并没有说定。因此这一材料，既被一些人认为是孔子作的证据，也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曾子作的证据。
杨伯峻说：《孝经》不是孔子所作，不待智者而后明，因为一翻《孝经》本书便会明白。孔子若作《孝经》，哪能称他的学生曾参为“曾子”，此其一。《孝经》抄了孔子以后的一些书，如《左传》、《孟子》、《荀子》，孔子怎能预见到他死后一两个世纪中某些人会说某些话？此其二。《论语》是比较可信的孔丘言行录，《孝经》的论孝，便和《论语》的论孝大不相同，甚至有矛盾处，此其三。所以越到后代，这种主张的人便逐渐少了。（《经书浅说》）关于这一问题后文还会讨论。
2。 孔子弟子曾子作《孝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为《孝经》乃孔子弟子曾参所作。比如陈克明《群经要义》中就说：《艺文志》“虽未明言曾参作《孝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乃是曾参秉承孔子之意而撰成《孝经》”。其实在我们来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并没有明说，也是两可的。
关于曾子作《孝经》，杨伯峻也有说：这一说法，在司马迁时未受重视；到两晋以后，附和者渐多。但取《礼记》和《大戴礼记》曾子论孝诸事与《孝经》比较，相抵触者不少。如《孝经》主张“父有争子”，甚至说：“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指不义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而《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上篇》说：“父母之行，中道（合理）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辩。争辩者，作乱之所由兴也。”一个说不争就是不孝，一个说争辩是祸乱发动之源，究竟哪一说是曾子本意？何况《孝经》所用《孟子》、《荀子》诸语，曾子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这一说也不可信。（《经书浅说》）
《孝经》的作者之谜（2）
3。 曾子的弟子作《孝经》
宋代胡寅说：“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杨伯峻说：“这是宋朝人如胡寅（朱彝尊《经义考》引）、朱熹（《孝经刊误》）开其端，并无实证，只是想象之词。”另外如宋代的晁公武也主此说，其《郡斋读书志》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所作。李学勤说：“《孝经》文中多称引《诗》、《书》，体例与《礼记》所收《中庸》、《大学》相似，确为曾子一系儒家作品。《吕氏春秋》曾引《孝经》，证明其书成于先秦。”（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曾子弟子中的子思作《孝经》
宋代的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宋代冯椅之说：“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此认为《孝经》乃曾子弟子中的子思所作。杨伯峻反对，有评说：“尤不足信。”（同上）不过今人有一些学者较倾向此说。如彭林有《子思作〈孝经〉说新论》，认为是子思作《孝经》。主要理由是：《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认为已经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孝经》与《缁衣》四篇多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于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该是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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