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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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中叶，元朝走上了它的末路，这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一批入侵者的入侵，而是由于它内部的崩溃。现在仍远不清楚最终推翻这个王朝的众多地方起义的原动力是什么：自然灾害、时疫和气候恶化都加剧了暴政、剥削和行政管理失当的结果。可以弄清的是，到14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各个阶层的汉人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他们采取了传统的大规模盗匪活动的方式，教派活动也已出现，军队中发生兵变。从历史上说，这些现象正是与中国历代王朝倒台并生的现象，但此时因政府为外族人政府、其掌管者多为外族人这一事实而使它们具有了新的锋刃。
以明朝的建立为终结的持续了20年的国内战争，其破坏性肯定至少可以同女真人征服中国北方时相比，并且超过了蒙古人征服中国南方时的情形。只有蒙古人征服北方的第一阶段才比它更加凶狠残暴和肆行无忌。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内冲突爆发之前，元代中国就已在承受着与此前那些政权的征服地相比沉重得多的压力。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但是，它们无疑都在提示着人们：本卷所涉及的这个难解的和多样性的时期，值得作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阶段来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当然不是以最后一批蒙古军队撤过边界即告终结。
第一章　辽①
概　述
10世纪初叶辽朝的建立，是中国第二个并且更为广泛的外族统治时期的开端。这个时期长达近500年，并在1279年蒙古征服全中国时达到顶点。中国在以前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漫长的外族政治和军事统治。契丹人的辽朝、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相继控制的中国疆土越来越大。残存的中原王朝，不得不面对这些在中国国土上的征服王朝，即使不承认其为凌驾自己之上的王朝，亦将它们视为平等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它们建立了长期的外交关系，并向它们提供岁币和贡物。这样的国家关系完全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周围的其他民族和国家都应向它表示臣服。
北亚游牧民族新兴力量的最好说明，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Cathaia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①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
契丹人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边缘地区，但是他们的统治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由于其统治范围东起高丽，西至阿尔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断了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直接联系。因而，西方自然得出了横跨东西的契丹是中国的真正主人的结论。这种对契丹长期统治的误解和夸大，亦深印在同时代的亚洲人脑海中，直到辽朝灭亡之后，这种看法还延续了很长时间。
①　在撰写本章时，我反复参考的是辽史研究的力作＇541＇魏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该书是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中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著作。
①　＇373＇见伯希和：《注释》，第1卷，第216—229页。
建立王朝前的契丹
契丹人早期历史的资料较少。②汉文史料第一次提到契丹的名称是在公元4世纪。但是这些早期记载相互矛盾，很难确认这一名称究竟指的是什么民族。一般认为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该部在2世纪以后控制着中国的东北边疆。345年，宇文部被建立了燕国的更强大的鲜卑慕容部击溃，分为三部，其中一部称为库莫奚，契丹亦属其中。388年，库莫奚又分为库莫奚（后来通常简称为奚）和契丹两部。魏收于554年完成的北魏史书《魏书》，是最早把契丹、库莫奚和室韦视为独立民族的正史，并指出它们都出自鲜卑。③当时它们都是游牧民族，契丹居于辽河（西拉木伦河）上游的草原地区，即今天辽宁省和吉林省与内蒙古相邻的西部地区。库莫奚居于契丹南面和西面的山区，即今天河北和山西北部；室韦居于契丹之北，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西部相接地区。
魏收提到的契丹，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契丹族的名称，还是这些人仍是称为库莫奚的一个大部落集团的一部分，至今还不清楚。不仅如此，《魏书》中提到的组成契丹族的一些小部落，在同一本史书中还以完全独立的身份出现。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可能既反映了魏收写史时能够利用的资料有限，也反映了在漫长的北魏时期（386—535年）这些部族正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的事实：契丹先从库莫奚中分离出来，然后在合并其他原来独立的部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契丹族。契丹被北魏的创建者拓跋部击败，沦为其属部。479年，在漠北柔然的扩张威胁下，契丹的大部分向东南迁移到辽河中游地区。进入6世纪时，契丹日益强大起来。
契丹及其邻部的内部种族构成还不清楚。毫不奇怪，汉文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传统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它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
史家认定契丹与库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邻部奚、室韦均视为鲜卑的后人；后来又试图将其与匈奴联在一起，匈奴在汉代时曾统治了整个北亚；由于这样的溯源缺乏证据，所以我们难以确定这些民族的种族成份。它们的名称常常表示政治联盟并以此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体。在北亚游牧社会中，这种政治联盟经常变化，总是在危机时刻由许多内部关系复杂的小部族结成军事联盟。这些联盟通常是很不稳定的，主要靠领袖人物的威望来维系，在强有力的领导下短期内实现共同目标和统一之后，又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
当代学者尝试利用语言资料解决契丹的族源问题，但是对契丹语言的研究还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知道按照语言学的分类，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语言均属于这一语系），但是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中，还要加以选择。可供选择的范围很窄，我们知道的词汇只有区区200余个，其中一半列在14世纪才成书的《辽史》中。不幸的是，《辽史》所列的词汇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这些词汇很容易从一种语言传给另一种语言。因为契丹长期处于有很强政治影响的操突厥语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属民，然后臣服于突厥，最后臣服于回鹘（辽朝创建者的部落曾与其保持长期的通婚关系），所以许多部落名称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来自突厥语。我们所知的基本词汇过少，而这些词汇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词，所以难以断定契丹语是属于蒙古语族还是属于通古斯语族。契丹人可能说的是一种受通古斯词汇影响的早期蒙古语，也可能是受蒙古词汇影响的通古斯语，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都使用了许多突厥语借词。
用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的资料同样很难解释契丹的族源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也很容易从其他民族借用。我们不能指望这方面的资料对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确的结论，是因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干燥草原和沙漠的广阔地区，居住着操突厥语或操蒙古语的部落，东面是东北地区森林覆盖的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家乡。契丹文化与它的一个邻族有共同的特性，当然不足为怪。
但是，有一种文化特性支持《魏书》所说的契丹、奚和室韦同源的说法，这就是男子的发式。契丹的男子将头顶的头发剃光，留下两鬓的头发垂至肩部或胸部。奚和室韦都采用同样的发式，据信它们共同祖先的鲜卑，也采用这样的发式。
关于契丹人的起源，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给我们的证据并不比语言资料多。但是，契丹的先人显然隶属于称为鲜卑的部落集团之中。除此之外，都不过是推论。
契丹诸部在6世纪时还只是一个弱小的联盟。553年，北齐大败契丹，掳掠了大量契丹部民，掠走了许多牲畜。①隋朝初年，契丹内部斗争不断，586年后不久，一些部落成为突厥人的属民，其他部落臣服于隋朝。《隋书》（成书于636年）把契丹描述成所有蛮族中最原始的部族，这一叙述反映的可能是契丹人还不稳定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和平时期，契丹各部各自为生，在其疆域内放养羊、马畜群和狩猎。只是在有战事的时候，他们的首领才聚在一起选举一位临时的领袖。②契丹诸部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他们更为强大的邻居和经常变化的力量天平，天平的一方是成功统治中国北方的王朝，另一方是北方、东北、西北和其他地方的敌对邻族。在中国强大时，如5世纪在拓跋魏的统治下，契丹即被纳入其政治控制之下；当中国衰弱时，契丹就成为其他游牧民族的属部，如突厥在6世纪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主人，契丹即成为其属部。东部的一些契丹部落甚至向以东北地区东南和朝鲜北部为中心的高丽称臣。
然而，契丹人的临时联合亦能形成较强的军事力量，605年契丹人对河北和山西北部隋朝疆域的大举入侵，就是一个证明。这引来了强大的隋的惩罚性征讨，使契丹蒙受巨大损失，其人口一时锐减。③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唐朝的兴起，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唐不仅是强大的中原王朝，还在630年击败突厥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在这些年代中，契丹又逐渐被纳入中原的政治控制之下。623年，契丹的一个首领入觐长安；628年，在召开了一次部落首领会议后，另一个首领又到长安要求正式臣服。在645年太宗征高丽时，一些契丹部落参加了唐军的征战；647年，以窟哥为首的大贺氏八部联盟臣属于唐朝。①我们难以确知窟哥是在危机时刻选举出来的临时领袖，还是按新方式选举出来的终身领袖，或是通过承袭成为领袖。628年率领部众臣服的首领也是大贺氏的成员。显然到了7世纪40年代，在以前的更富政治经验的突厥宗主的影响下，契丹的联盟变得更加稳固和更具凝聚力。唐廷决定通过强有力并忠于朝廷的世袭领袖间接控制契丹人。为实现这一目标，窟哥被赐予唐朝的国姓“李”，并被任命为松漠都督，这是为间接管理契丹诸部特别设立的官员。通过这些措施，唐廷希望确保窟哥与唐朝的合作及其属下部民的服从。
唐廷的政策推行得很顺利，近一个世纪中，大多数契丹首领出自李（大贺）氏。但是，与所有北亚的游牧民族首领继承方式一样，继承人并不总是首领的直系后裔，而经常是同一氏族的成年旁系亲属，如叔伯和兄弟，并且要在定期的部落首领会议上“选举”产生继承人。在统治者必须直接展示他的权威的社会里，不可能容忍儿童、软弱和无能的人成为统治者。同样的继承方式延续到了辽朝。在7世纪90年代以前，李氏的后人被唐廷封官加爵，并有数人成为唐军的著名将领。
但是，唐与契丹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吐蕃人成为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同时，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最后，是契丹人试图摆脱唐的监护。696—697年，被骄横的唐朝地方长官的暴虐行为激怒的契丹首领李尽忠率部起兵，对河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深入唐境，攻占了几座大城市，重创唐军。但是由于两个原因，入侵失败了。突厥的可汗不愿豢养出一个敌对的草原势力，他从背后向契丹发起进攻，将其击败，掳走了大批部民和畜群。此后当唐廷在697年调集新军征讨契丹人时，最初参加契丹起兵的奚人背叛契丹投唐。士气低落的契丹军溃散并被驱赶出来，伤亡惨重。唐朝迅速地将契丹从其境中逐出，但却没有立即恢复对契丹的控制。
直到715年，在突厥的力量削弱和在玄宗统治下唐的扩张再次加强后，契丹才又臣服于唐。716年，仍是李（大贺）氏成员的契丹首领亲自前往长安朝贡。和以前一样，契丹的首领们得到了唐廷封授的高官和爵号，为加强羁縻，唐将皇族的一位“公主”嫁给契丹的领袖，契丹统治氏族的成员则被送到长安去做“质子”。唐朝又建立起了对契丹八部的间接统治。其后的几年，唐对契丹的影响达到了顶点。
但是，唐朝的控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契丹内部的争执，双方的关系不久就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有唐廷的授封，李（大贺）氏的领导权还是削弱了。一个名叫可突于的契丹部长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操纵着李氏王位继承的立废。虽然他从未对李氏的世袭统治权提出过挑战，也从未试图取代他们的位置，但是他具有绝对权威。8世纪20年代末，他前往唐廷，受到唐朝大臣的粗暴对待。他由此深恨唐廷，在730年返回后杀死契丹王，挟持契丹和奚叛唐，投靠了突厥。虽然可突于及其扶植的契丹王在734年被李氏的支持者杀死，唐廷却未能重建对契丹的控制权。唐廷想为契丹选择一位新领袖，但以失败告终。此外，契丹内部的纷争导致了领导权的变化，唐廷支持的大贺氏，被一个新的统治氏族遥辇所取代，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详述。
745年，唐廷试图用建立新通婚联盟的办法来恢复双方的关系，但是没有成功，送去的皇室新娘被杀，契丹再叛，唐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安禄山随即企图以武力征服契丹。751年，安禄山攻入契丹境内，但是被打败，损失惨重。755年，他派出一支更强大和经过充分准备的军队再次进攻契丹。这一次安禄山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契丹人被击溃。但是就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安禄山自己亦叛唐，率军攻入河北，在他的军队中，则包括了大量的契丹、奚和室韦骑兵。中国卷入血腥和漫长的内争，这场长达十年的内战使唐帝国陷入混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唐朝再未完全恢复其统治。
许多契丹人、奚人和室韦人仍然效力于唐，尤其是在军事方面效力。一些原来服属于安禄山的契丹和奚人将领，后来降唐，并在河北藩镇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叛乱之前拥有汉人人口350万的成德藩镇，762—781年由一个奚人家族统治，其后782—820年由三代契丹统帅统治，最后由一个回鹘家族世袭统治，直到唐朝灭亡。与成德藩镇同样大小的魏博藩镇，822—826年由一个奚人统帅管辖。我们不知道这些统帅与他们在唐境外的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