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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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竟能在他家乡——湖南西部的溆浦——的群山中与叛乱的苗民作战。②他除了对军事学有兴趣之外，还是精通那个地区的地理和人种学的专家。他写的镇压苗民的著作中包含有关于苗民生活的详细材料，这本书的特点是他肯深入钻研表面现象以下的东西，并且具体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区的文化。其他经世致用论的学者在研究西洋蛮夷的时候，都只能缓慢地达到这样圆熟老到的程度。在他本人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之后，又对沿海的防御表示关心。他的《洋防辑要》的编纂显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早几年。此书叙述了全中国海岸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和明代的军事组织专家戚继光（后者的著作经常被后来十九世纪的官员们所引用）等人的著作。
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论述亚洲腹地边疆和国内边境的著作之所以纷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战略地理研究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现在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活跃起来。这种战略关心也许不可避免地会转到探讨海洋边疆的新问题上来，就象魏源不久以后要做的那样。他后来在这个转变中得到下面事实的帮助，即经世致用之术摒弃了价值论，赞成实效论，后者在对付那些讨厌的、不论来自何方的蛮夷的文化时是一种防止利权外溢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严如熤就学于长沙的主要学校——岳麓书院。这个书院和它的姊妹学校城南书院一起，在形成关心公共行政的风气方面——这是十九世纪湖南名流的特点——似乎起过强烈的作用。从乾隆末年起到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止，岳麓书院的头头都是一些有坚实的政府工作经验的人。罗典（1718—1808年）做过御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学政。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训练专家，本质上是一位使用标准的汉学考据技巧以追求经籍真理的人。后来岳麓书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进士）来主持院务，此人是一位战略地理学专家，也是严如熤和陶澍两人的好朋友。袁名曜在北京服官时曾为清帝职掌过起居注，所以他有别人没有的机会来观察最上层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继任者欧阳厚均（1799年进士）曾在户部任职十五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识而受到尊敬。他在岳麓书院掌教二十七年，据说门墙弟子逾三千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校的课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的山长们不可能是宋学或汉学某一学派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都通晓国家的实际事务。①确实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认为，在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有一种新精神在长沙运行着。湖南的汉学烦琐哲学的权威从来没有象长江下游诸省那样大，因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动主义和不可调和的道德观的榜样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流传不息。正象严如熤主张通过边疆的应用研究为实用之学开创了局面那样，长沙士大夫唐鉴（1778—1861年）变成了恢复宋人伦理哲学的精神领袖。唐鉴是魏源的庇护人贺长龄的朋友，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从而使得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上面。但是，唐鉴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动；他以一位精明能干的官员见称于时，并举例指出朱熹学说中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修养，与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气的学习和为国效劳的精神。这种清教主义的寻根究底的精神，与严如熤的行动主义和实用之学合在一起，变成了唐鉴最著名的学生曾国藩的思想的基础；后者在1850年以后成了清王朝危难时期忠君势力的领袖。
1820年阮元在广州创立的学海堂，是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学术中心。阮元是嘉庆新政中的一名省级新官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学者和文学倡导人，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象他的保荐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导的十八世纪的学风。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求才若渴。他在朝廷里有影响，而他的声誉使他在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1799年以后他担任过好多省级职务，他在其中的两个任命上创办了两个成为驰名的教育中心的书院：一为杭州的诂经精舍（1801年），一即学海堂。
阮元对教育的看法足以说明这个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各班级都规定必须熟习汉代注疏的词源学和语言学研究，以便掌握经典著作。重点是放在“实学”上，以及搜讨事实材料和努力把经籍的原则应用在当代的问题等方面。地方的学术传统有所恢复，并得到重新研究。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者不同之处只是一在时间　上，即前者早于后者二十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州则是南中国边疆上的一个贸易港口和省会。另外，还有不相同的是两处书院开办时的主讲人不一样。1801年任杭州学监的是王昶与孙星衍；他们都不是本地人，都是进士，是既在朝廷又在省里服过官的官场老手。他们两人都长年在北京，在收藏历史档案的机构和四库全书馆工作过，也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
二十年后广州的书院的八位主讲就缺少这样举世瞩目的盛誉了。八个人中只有两人是进士出身，七人是广州本地人。只有一个人曾任过高于地方教育职位的官职，而且他还是一位汉军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职。一句话，他们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国知名的士大夫集团而出名的人们。他们的经历是在地方的政治和学术上。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诗人，他只是个举人，没有能够在考试制度中获得更大的功名。他不满意于学官之职，认为这是使他屈了才；他也骑马射箭和打拳，因为他认为多数读书人太文弱。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一位举人，曾做过学官和广州地区官宦之家的塾师。1810年关于镇压广东海岸海盗的建议是他应总督之命写的，为此他被授予了荣誉称号。林伯桐是一位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他是主张对汉学和宋代理学取折衷态度的第一批广州学者之一。
教师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钊，只是一位拔贡生，也只是在地方教育岗位上工作。他最初被阮元聘为课子的西席。后来他来学海堂教书，1841年被任命为广州总督顾问，谋划城防以反对英国人。鸦片战争之后不久，曾钊上了一个关于城防的十点条陈。他曾与林伯桐及学海堂最初八主讲的另一位吴兰修一起，协助梁廷楠编撰广东海防地理志。梁廷楠本人后来也在学海堂任教。徐荣为八名主讲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驻广州正黄旗的汉人。他在1836年离开书院教职以后才考中了进士。他是广东一位著名　诗人的学生，他不仅因善于写诗闻名，也以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征剿海盗的军事论文而闻名。50000443＿0172＿0①这些军事战略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并且在一个边疆商业城市教书，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小小的飞地式的集团，很难说是中国学术社会中的典型。但是，他们确是代表了他们那个时代中国所发生的某些变化。中国东南部财富的中心，在十九世纪初年开始从作为盐商领地的扬州转移到了作为公行的天下的广州。危机的中心快要从亚洲腹地的边疆，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家乡，转移到东南沿海，即外国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广州顿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不仅是中央政府——特别是内务府——的财源，也是中国战略防御的焦点。
十九世纪初年通常被人们拿来与后来的事件作比较，即拿来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军叛乱那些事件作比较。但是，如果拿它与前面的事件作比较，那就可从十八世纪末总的发展背景中更正确地了解十九世纪初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更尖锐地看出我们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有局限性；例如其中就有如何使传统的学术适应实际治理国家的方法问题。
这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非官方的”和非正史的史料，它们大部分还没有被人利用，但却清楚地指出了人们能怎样更好地理解　中国政治中的强烈的个人关系。制定政策的动机并不是仅仅出于制度上和行政上的考虑，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没有能够吃透这方面的问题，这反映了我们不能充分掌握传统时代晚期政府的组织和运行的情况。
人们对中国这个时期的政体的标准看法显然缺少多元主义的理解。个人集团的利益很少被认识，也很少被记载下来；派系斗争一直被忽视，只是到现在才受到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的注意。十九世纪初的制度上和行政上的困难却有文献记载，使我们能够研讨在此以前的背景下派系和利害不同的集团的作用。象汉人官员中开始发展的排满思想，朝廷里的官员和省一级官员之间的裂痕，以及各级政府庇护网络结构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无疑会使我们修改我们持有的中国士大夫制度是铁板一块的观点。
在对这个时期所作的研究中，清王朝的衰落问题不仅一再展现在我们面前，也一再浮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史料中。对清王朝衰落的历史过程的意识和认为1775—1780年是清代历史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这一普遍情绪，在十九世纪初年官吏们和学者们所写的政治与社会评论中比比皆是。可是，他们想改变这一趋势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势头，即没有取得重振国威的自觉性。企图改变现存制度或措施的人们没有组成一个改革党，他们甚至没有以改革者自居。他们的努力是一星半点的，而且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如果说曾经取得过什么成就的话。
当时人士往往用“公”与“私”的两分法来解释他们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在他们看来，政府所管的公共利益领域本身正在受私人利益的侵蚀而缩小范围。这些私人利益包括象庇护制网络结构、私盐贩子和下级官吏书役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集团，它们掌管国家的公共财源（税收、水利工程、粮食和食盐分配体系等），并把它们变成了为自己谋私利的手段。但是，这种化公为　私的后果看来比这些观察者们认识到的更要深刻。学者们现在不受公家雇用，转而受雇于私人之门。运河体系现在不靠征募，而是雇用私人劳工了。在士兵花名册上，越来越多的雇佣兵代替了无能的世袭兵士。收税官从私商那里购买粮米；漕运官员向私营发货人租赁船只。
换句话说，在要跨入近代的时候，商业化和贪污腐败、日益加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颓废堕落等，都是正在改变中国社会及其内部权力分配的力量。由于君主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统治使之免遭私人利益集团的侵害，中央政府本身在支配和规定公共利益范围时所能起的作用便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害。
（张书生　译）
②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2页。
③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1第6—9页；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1—2页。
①　张穆：《蒙古游牧记》，有祁寯藻1859年的序言。见商务印书馆版（长沙，1938年）第1—2页。此书在张穆死后由与长沙的经世致用论集团有密切关系的一位学者何绍基完成。
②　楚金（化名）：《道光学术》，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卷1第345页。
①　宣南诗社的作用是这种政治联盟的焦点，这个问题在波拉切克即将发表的关于嘉庆道光时代的政治的博士论文中有所讨论。关于程恩泽，见楚金的《道光学术》一书，以及程氏的墓志铭。墓志铭刊印在程恩泽的全集《程侍郎遗集》中，载《丛书集成》，卷96第2212号第5—7页。
②　关于严如熤平苗的活动，见魏源的《圣武记》（有1842年叙），卷7第32—33页。关于他的传记，见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75第45页；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第4502页。
①　《长沙县志》，卷11第32及以后诸页。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卷90第40—42页；卷132第43页；卷138第35—36页。
①　关于学海堂，见容肇祖：《学海堂考》，载《岭南学报》，卷3第4期（1934年6月），第1—147页；以及林伯桐与陈澧编：《学海堂志》。关于诂经精舍，见阮元所编《诂经精舍文集》中阮元的序，载《丛书集成》，卷81第1834—1838页。关于王昶和孙星衍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805—807、第675—677页。又见第510—511页上林伯桐的传记。其他人的传记，见清史馆：《清史列传》，卷72第61页（吴兰修），卷69第49—50页（曾钊），以及卷73第52页（熊景星和徐荣）。
第四章　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广州贸易的特点
从1760年到1834年，中国对欧贸易所遵循的广州制度，其实质是等级服从：首先，外商服从持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后者总称为“公行”；其次，公行成员服从清廷委任的广州海关监督。在政治、法律方面，权力是按此等级向下行使的。清帝国的广州官员，不仅海关监督，而且广东省巡抚和两广总督都向公行成员发号施令，对不服从者可以监禁或惩处；他们通常不与驻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进行任何直接接触，而宁愿通过行商向该委员会传达命令。
但在经济方面，力量的分布比较平均，因为广州贸易制度所依据的正统儒家学说是与该制度有关各方的实际利益相抵触的。中国在传统上谋求对外关系的稳定，只准许纳贡的外国人或被限制在边界货物集散地的外国商人——如在恰克图（买卖城）的俄国人和1760年以后在广州的欧洲人——进行有限贸易，广州制度就是作为这种措施的体现而产生的。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　855，000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①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使广州贸易保持开放。凡是预示有使港口关闭危险的国际事件，都会危及海关监督的财政税收。同样，行商如果因遭到担负不起的官方苛索而破产，也会妨害海关监督获得最大利益，因为只有公行拥有足以资助广州贸易的商业资本。
公行的资本来自向垄断贸易组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售茶叶和纺织品所赚得的利益。东印度公司购买这些货物的部分货款是用输入布匹等物偿付的。但这些进口货的价值一年平均只有三百五十万元，而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输出的中国货物约值七百万元。这三百五十万元差额原来由东印度公司带到中国的美洲银币补偿。1805年以后，它停止向广州输入白银，因为它的偿付已能够依靠“散商”，后者把机器、印度棉花和来自东南亚的舶来品出售给广州的零售商。中国政府禁止散商把现金利润输出广州，所以他们干脆把白银直接交给东印度公司，以换取可在伦敦或印度兑现的汇票。当然，东印度公司利用这笔白银继续购买大量茶叶在英国出售。有三种发展情况改变了这几方面经济利益的平衡体系：清朝海关监督日益贪污腐化；英中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鸦片的自由贸易的兴起。
①　张德昌：《清朝内务府的经济作用》，载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