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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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鼓动起来的。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1861—1894年），洋式企业和工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引进了中国。
外国铁路也威胁着传统的运输体系。运河和从汉口到北京的陆路不能与当时正在修建的铁路竞争，成千上万依靠这些运输体系为生的人担心失业。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似乎被农村的贫困、日益严重的失业以及老百姓普遍艰苦的生活所困扰。很多中国人因把这一切归咎于外国的影响及其经济控制而对洋人产生刻骨的仇恨，这就不足为怪了。
经济上的困难又伴随着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几百个村庄；在四川、江西、江苏和安徽也发生了水灾。此后，1900年在华北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的学者、官员们谴责外国人，他们坚决认为，这是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的结果。加给洋人的罪名不一而足：说他们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他们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普遍地破坏了风水（虽然这很神秘），打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迷信、极端的经济萧条以及对外国人到来的普遍不满的总气氛下，一场排外的大运动在1900年爆发了。
义和拳的起源
英文的Boxers就是中国秘密会社“义和拳”，这种组织因其成员都练传统的武术而得名。义和拳是与反清的秘密教派白莲教（曾煽动1796—1804年的起义）有联系的八卦教的一个分支。1808年的一道上谕首先提到了义和拳而使官府注意到它，但它不顾官府的禁止，仍然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和直隶各省继续活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传统的反清组织也表现了排外性质，立誓要杀掉洋人及其中国的帮凶。
义和拳包括一些不相统属的团体，诸如乾拳、坎拳和坤拳，每一团体都有它自己的头目。这些团体一般被组成有25人的小队，每小队由一个具有十足权威的头目领导。教练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整个来说是简短的，一天之内就可完功。义和拳称头目为“老祖师”，小头目为“大师兄”和“二师兄”。称洋人为“大毛子”，中国教徒或那些从事“洋务”的人为“二毛子”，那些用洋货的为“三毛子”。所有的“毛子”都要被消灭干净。①义和拳信奉的众神包括传说的和历史的人物。义和拳的纲领和最能吸引迷信的平民百姓的核心就是巫术。他们声称，通过巫术，符咒和仪式，他们能召唤超自然的力量，借此就能刀枪不入，飞檐走壁，且有神兵天将助战。因为他们排外，他们宁可用旧式刀矛，而不要枪炮。
虽然在1899年秋天，有些义和团头目变得亲王朝了，但并不是它的所有组织都具有这种思想。有一个组织仍坚持“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另一些组织则大部分是些歹徒，对此事并无一定的看法。当义和拳拳民于1900年夏被朝廷传唤到北京时，亲明的一队人袭击了外国使馆，但又秘密地集结力量妄图推翻满洲朝廷。②然而，在决心消灭洋人及其中国帮凶时，各派义和拳组织又结合在一起了。
宫廷对义和拳的庇护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义和拳中的一支——“大刀会”——在山东巡抚李秉衡秘密鼓动下，在山东特别活跃。李秉衡认为，基督教徒要对义和团正在挑起的骚乱负责。他一直认为，基督教徒“倚仗教士，欺压百姓”。他建议对拳民进行招抚而不要镇压。当两名德国传教士在1897年被杀害（德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占领胶州）时，李秉衡便在外国人的压力下被撤职。毓贤后来于1899年3月被任命为巡抚，他也是袒护义和拳和大刀会的：他命令他的下属对传教士及教民的申诉和控告置之不理。在他的庇护下，拳民遂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巡抚资助拳民，邀请他们来训练士兵，而且将他们改名为义和团，作为官方支持的“团练”的一种形式。官府的支持给他们壮了胆，拳民对传教士和教民的袭击便日益频繁起来，但毓贤却继续向朝廷奏报，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朝廷接受了这一判断，而且在它的多次声明中排外的腔调愈唱愈高。①当1899年12月外国的压力迫使朝廷撤换毓贤时，他前往北京劝说端王、庄王和大学士刚毅，以支持义和团的武装为宜。这些反动之士把他们的思想禀告给慈禧太后，灰心丧气的太后一拍即合。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而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曾被告诫不要惩处拳民。但是袁世凯拒绝照办，并成功地将山东的义和拳运动镇压了下去。
朝廷继续偏袒拳民，并于1900年1月12日下令宣布，练武自卫的百姓不得被视为歹徒。“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义。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①这道上谕和4月份另一同样性质的上谕进一步助长了拳民的活动；5月，拳民在直隶省高洛村搞了一次大暴乱。总督裕禄得知太后暗中庇护拳民，就没有要求惩罚他们，朝廷也未采取惩治措施。拳民越来越胆大，他们毁坏铁路和电线，把这些东西当作外国人奴役中国的象征。
1900年5月，朝廷考虑把义和拳办成民团武装，但遭到裕禄和袁世凯的阻挠。然而，慈禧太后对拳民具有神通的报告印象颇深，便把他们召到了北京。他对义和拳的头目们嘉勉备至，并命令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宫廷侍从学习他们的武艺。王公贵族当时都聘请拳民守卫住宅，而且有些正规军也加入了义和拳。
高涨的排外主义浪潮，促使外国使节于5月28日从大沽口外的舰只上调来军队。总理衙门企图限定每个使馆只能有三十名卫队，但在6月1日和3日，到达北京的第一批队伍却包括了俄、英、法国人各75名，美国人50名，意大利人40名，以及日本人25名。
5月29日，朝廷再降旨嘉许，拳民受到鼓励之余，便在6月3日切断了京津铁路线。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和掌管铁路电报的盛宣怀奏请镇压这类活动，但未收效。当朝廷完全为反动人士所控制时，外国使节开始担心在京外国人的安全。英国公使向天津的西摩尔海军上将请求援助，于是一支有2，100人的各国联军在6月10日乘火车离津。在京津之间的中途，义和拳袭击了外国远征部队，阻止他们向北京行进。京津两市之间的电线被切断，使北京的外国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同一天，拳民纵火烧了英国使馆在西山的避暑山庄。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被反动的回族将军董福祥的军队杀害。
6月13日朝廷声明，各国公使已受到充分保护，在北京无需驻扎更多的外国军队。总督裕禄和提督聂士成奉命抵挡西摩尔海军上将的推进。大沽炮台的指挥官严阵以待，防止突然袭击。从6月13日开始，大批拳民麇集于北京，放火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杀中国教民，把官员拖到大街上当众侮辱。他们对已死的传教士掘墓挖尸（甚至对早期耶稣会士的遗体也不例外），袭击使馆的卫队，并于6月20日杀害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拳民们在天津全市区横冲直撞；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外国军队在6月17日占领了大沽炮台。与此同时，西摩尔的远征部队又打回天津。
端王、刚毅和太后当时都同意，全力攻击各国使馆对洗雪半个世纪的屈辱来说是必要的。6月16日在就此问题进行第一次廷议（为此前后共举行四次）时，太常寺卿袁昶反对策划袭击外国人，指出拳民所称枪炮不入之不可信。太后反驳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这次廷议并未作出决议，但发布了召募“年力精壮”的拳民入伍的上谕。
在6月17日第二次廷议时，太后透露了列强提出的所谓四点要求：规定一特别地点供皇帝居住；允许外国公使征集地方税收；以及允许他们指导中国军事。至于第四点，她秘而未宣，据说是要求“恢复皇帝的权力”。这四点要求，实际上是端王捏造的，目的是刺激太后宣布中国应为反抗任何外国的行动而“决一死战”。6月18日的第三次廷议仍未作出决议，但于6月19日传来的消息说，外国人已要求大沽炮台投降。6月19日太后召集第四次廷议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她决定要借助拳民同外国作战，并驳回了光绪帝延缓执行此一决定的尝试。6月21日，北京收到一份关于大沽和天津战况的含糊不清的所谓捷报，于是清廷满有把握地与各国宣战了。①当时朝廷正式命令各省当局组织拳民反抗外国侵略。在北京，拳民公开受到官方资助，庄王、刚毅和端王担任义和团各团队的官方指挥。这些团队和董福祥将军指挥的官军一起对各国使馆和北堂（罗马天主教）发起进攻。庄王悬赏捉拿外国俘虏，而刚毅则宣称：使馆一旦被攻克，则外夷不复有存身之所，国家亦将永享太平。反动人士企图通过太后完全批准的这些攻击，来达到以下目的：向外夷发泄愤怒；解除外国对京师的威胁；毁掉朝廷支持拳民的证据，并在百姓之中进行煽动以取得支持。在使馆区，有450名卫队、475名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节）和2，300名中国的教民在顽强地抵抗拳民；拳民们却衣着不整，披头散发，手执“法宝”，禹步而行，极象传说中的巫师。北京完全成了一个妖魔鬼怪活动的活地狱。
列强被这种发展弄得惊慌失措，它们决定派遣军队到中国。英国尤其关切它的利益范围——长江流域——的命运。在7月初，英国外交部就已收到许多主张采取适当的行动方针的建议。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士便曾建议：“英、德两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和叛乱地区之间设下一道屏障”。当时在伦敦休假的上海总领事璧利南就建议说，如果联军的干涉行动把朝廷逐出京师以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么，孔子的后裔衍圣公可被选为皇位的继承者。②华南和华东的独立行动
甚至在正式宣战之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正在沿着一条灾难性的路线行动。当时驻广州的总督李鸿章可能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的人，他拒绝行动，宣称掌握大批军队的荣禄应该不让反动派控制政局。①各省当局虽然不能左右朝廷政策，却急于要保护他们的辖境不受拳民的破坏和外国人的惩罚。
朝廷在6月21日宣战时，主要的省级官员——如广州的李鸿章、南京的刘坤一、武昌的张之洞和山东的袁世凯——都一致拒绝承认这个行动，坚决认为它是未经皇帝正当授权的“乱命”。他们封锁了宣战声明的消息，另外伙同闽浙总督同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非正式地约定，他们愿在管辖区内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镇压拳民，而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因此，整个中国东南半壁避免了义和团的灾难和外国人的入侵。
这些督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的理由是：拳民和反动派已控制朝廷，所发纯系乱命；与几个外国列强同时开仗是件蠢事；各使馆中的外国人生命必须予以救护。他们敦促朝廷指派纪律严明的军队护卫各国使馆，并要继续承认和如期支付外国债款。他们向荣禄发出呼吁，但后者拒绝给予合作。
盛宣怀建议袁世凯从山东调兵进京营救太后与皇帝，使之摆脱这些坏人的控制。袁世凯谢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并未受命，若我率军北上救护各国公使，恐愿未遂已为匪挫败于途中，故实难从命。”刘坤一打算为太后的罪过开脱，因此通知各国公使，说战争行动“并非朝廷本意”。而与此同时，朝廷在7月3日的上谕中却告诫说，各省当局不得擅言“和议”二字云云。
7月14日，外国军队攻占了天津，并以进军北京相威胁；同日，东南十三省当局敦促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他们在骚乱中蒙受的损失，并就克林德之死致函德国道歉。在这种压力之下，朝廷态度暂时有所缓和。总理衙门请外国使节及其家属为了安全迁进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李鸿章奉命要中国驻外代表通知各该国政府，说它们驻北京的代表都平安无事。7月19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是外国人觉得总理衙门不能确保安全，所以宁可留在使馆等待援救。在这短暂的缓和时期（7月14—26日），总理衙门向使馆送去了生活供应品，攻击也暂时停止了。
可是，当反动的李秉衡于7月26日到达北京时，开战和消灭洋人的政策又被肯定下来。五位敢于劝告议和的高级官员被处死，袁世凯慨叹说，大局已告“无望”。
外国增援部队于7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拖延到8月4日才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8月14日到达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这些使馆坚守了将近两个月，这主要应感谢北洋大臣荣禄，他不敢违抗太后的命令，却只对使馆区作了一次虚张声势而非实心实意的攻击。
正当联军前进之际，太后、皇帝和一小部分侍从已逃出了北京。清帝曾想留下来谈判解决，但是太后强迫他一起同行。经过长途的艰苦流亡之后，10月23日朝廷在西安重建起来了。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231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丧命的这场义和团灾难这时终于结束了。
和平解决
为了收拾义和团暴乱以后的局面，李鸿章应召去进行和谈。在此以前，即1900年6月18日，朝廷即已召他进京，但是太后对拳民的庇护使他惶惧，所以迟迟未从广州启程。7月8日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曾从1870至1895年任过这两个职务），只是到了此时，他才乘船前往上海。①7月21日到达上海时，他对北京的形势完全失去了信心，拒绝北上。8月7日，朝廷任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外国进行谈判，但李鸿章仍对北京之行犹豫不决，因为他认为，朝廷是不会同意那些他认为实现和平所必需的措施的，这些措施就是镇压拳民和保护在北京的外国人。
李鸿章稍感宽慰的是，列强并未与中国宣战，只是为了镇压叛乱才派了远征军。此外，这时俄国提出把它的军队和居民撤到天津以便准备谈判，而且为了不让其他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它在会议上定下了比较温和的调子，李鸿章这才同意北上。他要求委派庆亲王和荣禄与他一起去进行谈判，当朝廷同意照办后，他便在俄国人的保护下北上，9月18日抵达天津。当列强声明荣禄因参加过攻击使馆的行动而不能被接受为谈判者时，李鸿章便请求让荣禄去西安。李鸿章希望荣禄（他在11月11日参加了军机处）将能遏制端王和刚毅当时仍然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联军代表们提出，在“朝廷还都”以前——意即在“皇帝重掌朝政”以前——拒绝开始谈判。他们希望利用此要求作为手段来满足他们所提出的其他要求。然而，太后拒绝了，因为她担心会把不能接受的条款强加于她；她还指出，只有在和平解决之后，朝廷才会还都北京。东南各省的督抚此时企图把联军的注意转到惩罚犯罪的大臣们的问题上来。他们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它惩办九名赞助义和团的大臣、巡抚毓贤和董福祥将军。朝廷勉强地同意惩罚这些大臣，但未对董将军审判。列强坚持必须惩办董福祥，而刘坤一和袁世凯则迫使荣禄采取行动，他们强调明智的政治家“皆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尤不爱一人以救万民”。①1900年12月3日，清廷态度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