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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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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卷62第4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3第21—22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第3页。汤彝：《柚村文》，卷4第13—14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9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第6册第240、459—462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页；卷75第28页。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569页；第5册第531页；第6册第543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页。
西方力量和财富的冲击，1860—1895年中国人承认“变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新情况。黄恩彤把这种情况叫做“变动”，黎庶昌称之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不过最通常的术语是“变局”；夏燮、薛福成、王韬、李鸿章和恭亲王（奕䜣）在六十年代，郑观应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为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这个术语。
虽然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也许有充分理由认为鸦片战争是划时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觉察到这种变局。现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间只有扬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①但是在1861年以后，许多士绅认识到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从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变化的意义。最早的一个人是多产作家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到惊讶。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在1865年认识到，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丁日昌在1867年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1872年声称，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光绪在位时期，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书之为亘古未有的奇变。②实际上，这种变化太大，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认识。确实，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
1862年李鸿章致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情况是不可变更的。两年以后王韬以同样语气写道：“现在，外国人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他后来断言，这种变局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为一大同族体而后已。曾纪泽在出使欧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对于世界上所有海运国家由于其轮船的往来而终于互为邻国这一事实，同样感到惊讶。①其他有远见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无不作出了类似的评论。
根据这些思想开朗的人士的说法，西方的到来招致了各方面的大变。首先，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改良派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恰当地指出，虽然中国不久将把国内叛乱镇压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国呆下去的西方人赶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黄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坚决主张的那样，与来自远方的人们保持和平是中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随后几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关系，这促使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它不过刚进入一个新时代。②新形势的特点也表现在西方军事的优势上。不祥的外国威胁使得中国猝不及防，这不仅因为威胁的来路与往昔不同，而且也因为它有其无可争辩的军事力量。高级官员杨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李鸿章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军事威力表现在其破坏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毁中国最强大的阵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无法防御。此外，轮船和电讯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设施也助长了这种军事优势。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西方是中国数千年来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③按照许多人的说法，变化的实质在于这一事实：西方不是游牧国家，而是海上强国。1874年李鸿章奏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在长城〕。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统领周盛传所持观点与李鸿章完全相同。①一些有识见的官吏常常把这种变局归因于政治帝国主义。1865年黄恩彤写道：“迨英吉利互市开关，粗就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洵数百年来中外一大变动也。”②许多人认为，往后局势会越来越坏。恭亲王和李鸿章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国人不仅活跃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闯入京师。李鸿章说，这些西方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外一些高级官员如杨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见略同。③随着十九世纪时光的流逝，政治帝国主义变本加厉起来。邹诚敏锐地发现，列强的包围是从未有过的变化。据他说，中国在唐宋时代只须专注西北边界，在明代只须特别重视东北边界。但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发现自己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样的紧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完全被外敌包围了。法国以安南为基地，威胁广西、云南和贵州；英国在夷印度为殖民地以后，威胁四川和云南。俄国赫然耸立于北方，威胁新疆、甘肃、陕西和满洲。东南沿海七省经常处在西方海上列强入侵的威胁之下。他作出结论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还从未遇到过同时又有陆上又有海上的入侵。①在某些改革派看来，“变局”的特点还表现在西方的经济侵略上。六十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论过中西贸易的重大结果；而改革派商人郑观应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对西方机器的奇迹表示惊讶。七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如李鸿章和吴云都强调，新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实际上，许多绅士在随后十年间把引进技术看作变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来，西洋技术的到来，“实开千古未创之局”。②新的形势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国历史上周亡秦兴时的巨变；他们意识到，中西关系的发展是可与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转折点相比拟的新的起点。七十年代后变化加速进行，许多革新人士都认识到这一事实。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场势不可挡和横扫一切的烈火。张裕钊在八十年代初期评论说，变化的速度非常快，变化的性质是前所未有的。③可见，许多士大夫已认识到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但是他们认为的这种变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由于他们都出身于儒家社会，他们希望到传统中去寻找答案——而且他们也找到了答案。实际上，传统思想并不缺少对变化的信念和敏感。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经典是《易经》。王韬、丁日昌、郑观应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经常引用该书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穷则变，变则通”。从1860至1895年用来指模仿西方的各种努力的“自强”一词，实际上就来源于这部经典。曾国藩注释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①“运会”一词来源于邵雍所阐发的理学的宇宙论，意指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的变化。它认为存在着人们不能抗拒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不可预见地要表现出来，并给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带来巨大变化。由于所有巨大的历史变化都可被认为适用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新形势描绘成“运会”。有些人主张，“运会”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现，因此是不能抗拒的。严复对这种思想解释得最清楚。他说，中国正经历自秦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则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给它取个名称，那就是“运会”。一旦“运会”的力量动作起来，虽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其进程。许多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如王韬、郑观应和汤震都曾预言，“运会”很快将引导世界成为一个全人类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谐的社会。②部分文人学者大胆地断言，不只他们鼓吹变革，因为他们声称，孔门圣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也会照此方式行事。在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圣人尧、舜；皮锡瑞举出了理学大师朱熹、程灏和程颐；王韬、李鸿章和郑观应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纪，他本人也会随着时代而转变；严复提出了最大胆的观点，因为他断言，圣人也是“运会”的产物，即使他们想抗拒变革，也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圣人因为能够预见“运会”的趋势，故能适应时势而行动。①许多文人学士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性质，但什么是变化的讯息呢？他们强调指出，西方的到来给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864年王韬认为，上天使西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象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有聘用西人为中国效劳的机会。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新形势就象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事实上，许多改革志士——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鸿章和郑观应在内，都曾敦促国人利用这种天赐良机。②可见，改革派人士是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化的，这种变化使中国遇到了挑战的机会。问题仍然是，中国对这种形势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郭嵩焘说，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外国方法。③那么，中国怎样才能了解外国人，又从何处开始学习外国方法呢？
录求和平的外交关系
据改革派人士说，巧妙的外交在中国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郭嵩焘坚持说，中国不论防御性的或进攻性的战备努力，都无补于时局。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认为，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寻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外交关系处理得恰当，它就无须使用武力。①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见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对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的培养就予以注意了。实际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就奏请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1861年冯桂芬也强调学习西方语言的迫切性。但是这些建议直到1862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同文馆设有英、法、俄、德文课程。为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名生，勉励他努力学习，以便了解西方。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在地方上，李鸿章也有类似主张。在两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冯桂芬的帮助下，1863年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样的学府。一般地说，这些语言学堂都逐渐成了西学中心。到1867年，同文馆的课程里面开设天文学和数学；到1879年，又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理学和国际法课程。②该校逐渐具有小型文科专门学府的面貌。
同时，在通商口岸涌现出一批外事专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担任上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吴健彰、薛焕、吴煦、杨芳、丁日昌和应宝时。与何桂清和劳崇光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较（见上卷第五章），他们比较了解西方，但是，他们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专家，这些人包括郭嵩焘、曾纪泽和马建忠，他们都有机会亲眼观察西方社会。开明官员非常重视关于西方的直接知识。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张在国外设立正式公使馆。在他看来，中国外交官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现代武器技术知识的西方人。十年后，中国在伦敦设立了郭嵩焘率领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郭嵩焘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他应该学习东道国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①改革派人士认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在京师，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负责同欧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亲王和文祥。他们相信西方人志在贸易，而不在领土。因此，中国的方针是用商业特权安抚侵略者，用物质的诱饵来控制他们。这符合由来已久的“羁縻”政策。另一些人也具同样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1891年）。咸丰时期，他为主抚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学理论（见上卷第九章）。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次年，当这位将军真的准备同英法联军作战时，郭嵩焘十七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领战败后，郭嵩焘越来越反战。他攻击南宋以来鼓吹战争而不顾现实的那些学者。在伊犁危机期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力主避免同俄国作战。他隐退以后反复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官员陈述这种和平政策。中法战争期间，他用同样的语气批评中国的好战政策。①地方上有几位高级官员赞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后半生尽力维护和平，从不轻言战争。1870年，他声称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不能进行持久的对外战争。但是可以长久维持和平。1871年他进而主张说，即使中国在一百次战争中都获胜，这也不能和不战而胜的外交政策相比。他为林则徐和僧格林沁轻率地挑起了几乎导致清朝灭亡的对外战争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关于伊犁危机和安南危机与总理衙门的通信中，李鸿章坚决主张和平政策。②1872年去世的曾国藩也全心全意支持这种讲求实际的对外政策。他在附和郭嵩焘的观点时，又在1870年对过去七百年间空话连篇而鼓吹对外战争的那些学者进行了指责。他断言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方法是“羁縻”，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这个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国荃也同此观点。他主张，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对同法国作战的政策。③其他许多关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赞成这种基于和平的对外政策。
维护和平的一个方法是要保证条约里的条款完全得到尊重。这就是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为什么拒绝了中国商人要求取缔外国棉布商店的请愿的原因。同样地，1866年郭嵩焘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劝说潮州居民允许外国人进入该城。郭嵩焘在一封致绅士的公开信中说明，虽然中国人有权拒绝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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