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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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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
②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页。
① 《大同书》，汤普森译本，第184页。
② 李三宝：《康有为对传统观念的攻击：其早期著作的解释和翻译，1884—1887年》，第2章。
③ 《谭嗣同全集》，第14页。
④ 李石曾：《三纲革命》，《新世纪》，11（1907年8月31日），第1—2页。
① 何震：《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天义》，8—10（1907年10月30日），第229—237页。
① 何震：《女子复仇论》，《天义》，3（1907年7月10日），第7—23页。参金：《清末妇女的出现》。
② 李石曾：《三纲革命》，第41—42页。
③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第25页。
①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第148页。
① 戴维·雷诺兹：《对传统观念的攻击、能动主义和学识：傅斯年思想中“自发性”和“责任感”之间的紧张状态》，提交儒家研究地区讨论会的论文，伯克利，1977年6月4日。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载《坟》。首次发表于《河南》杂志，1907年。
② 褚民谊：《无政府说》，《新世纪》，31—48（1908年1月21日—5月16日）。
③ 同上书，第158页。
① 关于刘师复，除阿格尼丝·陈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参见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1905—1915年》，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关于江亢虎和他的党的讨论见马丁·伯纳尔：《1913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索》，第89—95页；以及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第207—210页。
① 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公布〔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民声》，19（1914年7月18日）（香港龙门书店重印，1967年），第222—225页。
② 江亢虎：《洪水集：江亢虎三十岁以前作》。
① 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第91页。
① 《民声》，1—33（1913年8月20日—1921年6月15日）。
②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17（1924年9月10日），第53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97—98、224—225页。
① 《新青年》，1915年9月—1926年7月，重印本14卷（东京，1962年）。
① 郭新同（音）：《儒学的两种面貌：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和70年代反复辟理论的比较研究》，提交儒家研究讨论会的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年6月4日。
② 关于陈独秀的科学主义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1—6页。
①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4（1916年12月1日），第29页。
② 沃尔夫冈·鲍尔：《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引。
① 陶孟和：《论自杀》，《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2页；参见陈独秀：《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新青年》，6。1（1918年1月15日），第25—26页。
② 关于李大钊的全面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③ 李大钊：《今》，《新青年》，4。4（1918年4月15日），第337页。
①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1（1916年9月1日），第16页。
② 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甲寅》，1。8（1915年8月10日）。
③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96页。
① 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1919年1月15日）。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首次发表于《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8月4日。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译注：《民众的大联合》，载《中国季刊》，49（1972年1—3月），第88—105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218—222页；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05—112页。
② 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54页。
第8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1919年和2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高潮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成的，按照中国方式它被给予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5月4日）运动。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1917年起由新校长蔡元培（1867—1940年）领导。蔡元培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他25岁时就在翰林院以经典研究而出名，但后来他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学了四年西方哲学，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六个月。他在北大负责时，欢迎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并延揽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当教职员。
这种风气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方面的重要改革，即书面的口语“白话”。成为知识界领袖的陈独秀（1879—1942年），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参加过1911年和1913年的革命，创办了几种刊物，其中包括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他在成为知识界领袖以后仍在编辑这份刊物。另外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1891—1962年），留学归来也到了北大，1910和1917年之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方面很快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具。抛弃只有学者才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到了1920年，教育部规定学校用白话文。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说法还是表面的。日本的侵略集中表现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也集中表现为军阀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倾向，尤其是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安福系军阀。1919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关心山东问题的新高峰。巴黎和会最终决定接受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战时秘密协议，据此日本将保留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日本于1914年把德国人赶出了山东。这公然违反了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威尔逊原则，引发了五四事件。
那天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年秘密应允日本留在山东。和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京政府使用武力逮捕了许许多多学生，他们的同学们因而变得更加活跃。所有的爱国民众都被唤醒。至少在其他200个地区爆发了学生动乱。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一场有妇女参加、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中国的义务使学生的组织和积极行动的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由于不是事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的许多成果之一是，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次胜利。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长期动向，我们就必须考察其来龙去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有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候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书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子本身。这不需要辩解，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代世界具有内在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不过这样做，我们实际上没有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至少直至1949年，一般仍然生活在民众（和社会高级阶层）的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世纪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预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这种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这样一个世界在台湾和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区，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尽管官方加以抑制，这种世界在那些地区的命运也还不能断定。这个世界现在才开始受到西方学者认真的关注，它的20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著作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5月4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
进步和民族主义
如上一章所指出，所有这些论题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是关于历史的或由进化而来的进步这一论题；康有为、严复、谭嗣同这样一些伟大先驱们的著作首先对这个论题作了说明。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一个广阔的宇宙社会进程的观念，这个进程将引导人类最终实现难以想象的人类成就的可能性，乃至于乌托邦式地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无论这种观念是否被率直地当作西方观念来接受，无论人们是否像康有为那样为这种观念寻找中国的根源，它在实质上对盛行了许多世纪的传统儒家社会政治制度也是有极大的破坏性的。
虽然这种观念本身的含义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人接受它则和19世纪最后10年的某些紧迫的时事有关。原有制度可能即将崩溃的前景是像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把自己当作社会卫护者和政治领袖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使他们绝不可能接受那种中国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可能消亡的看法。
到了19世纪末，他们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古老儒家传统制度和作为社会政治统一体（梁启超所说的“群”）的中国这两者都继续存在，是否是不矛盾的。他们选择后者，实际上也就是由于今后的需要而选择民族主义。一旦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被确定为首要的目标，民族主义的主题就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从一开始它就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思想意识有牵连，后者所定的目标更具普遍性。国家的生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首先导致人们对于促成西方民族国家优势的一切技术、制度、体系和思想进行广泛的研究。复兴中国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统一体，这至少在短期内一直是进步的主要目标。
不过发展进化观念本身还有超出这个目标的意义。严复在西方认识到的不仅仅是西方实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且认识到中国也可以赶上前去。他所获得的是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新信仰。西方因顺应宇宙进化进程的无比能量而得到了发展，这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也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中国起作用。
这种非人格力量和不受个人操纵的历史形态观念本身在中国并不是新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宇宙社会这一“外界”的天或“道”的神秘运行，人对于它的控制极其有限。实际上，邵雍、章学诚等表述的中国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这样的历史模式。从总体看，这不是中国思想中较为乐观的一种倾向，因为它往往强调历史命运强加给人类希望的种种约束。19世纪的西方发展进化论和历史主义学说的新意，不在于那种关于历史的非人格力量的观念，而在于非人格力量必然趋向于对人类希望起促进作用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完全撇开力学上有关力的特定概念——便是康有为和严复思想一致之所在，尽管前者仍使用传统术语，而后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措词。
这种观念在否定方面的含义，就是把古老的儒家传统制度历史地、相对地加以考虑。帝制、科举制、官僚政治和人伦礼仪的古老结构，过去似乎是一种永恒制度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这种制度所起的实际作用受到严厉批评的时候），现在其地位却因时而异。的确，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本世纪头10年中始终仍是帝制拥护者，但这时是把帝制当作一种手段。中国的民众对共和制还毫无准备。不过，正是他们一举而把帝制降低到一种正在消逝的人类制度这种低下的地位。
人们这时看到的是一种摆脱当时一切结构的激进意识——谭嗣同生动的说法是“冲决罗网”。根据这样的水平，我们看到的有点像是对历史的激进的批判。在西方一往无前的历史力量为什么在中国却无能为力呢？就康有为来说，孔子的真正教导已被千百年来的古文经学歪曲。就严复来说，圣人贤君几乎是一贯地压抑民众的创造力。这些解释似乎都很难与发展进化的决定论学说协调一致。它们似乎暗示自觉意志的力量能够阻碍进化的力量。事实上，这个论题已经预示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著作中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种不加掩饰的观点，即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压制发展力量的手段。但是，不管这些学说怎样自相矛盾，人们这时都希望进化的力量或历史的力量最终将冲决一切往昔的结构、障碍和消极的压抑人的命令主义。在所有这些学说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反结构主义的普遍情绪——宁愿以能量和超越的无形力量的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以永恒的秩序和结构来想象实体。
我们这里谈的是儒家的传统体系，而不是过去的全部传统，因为事实上1911年以前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对那个传统实行“全盘”抵制。他们深深地沉浸于这种文化，深刻了解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其内在的种种冲突。为了找到和西方对应的中国观念，他们也常常援引可供选择的其他传统，其动机很可能是需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如李文逊所表明的，这时“有价值的”事物已不再和历史相称了。①不过，19世纪末（甚至在此以前）大乘佛教哲学②和“达观的”道家学说的复兴不能完全这样去考虑。事实上，佛教和道家学说是从超越所有形式和结构的超验领域这一角度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儒家的永恒结构概念是相对的，从而贬低其价值。
过去，这种超越观点在任何社会政治意义上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瑜伽佛教的“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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