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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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升和下降有关。
①　《汉书》卷七四，第3135页。
②　关于汉代法典，见本书第9章；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6页。
③　关于残存诏令的书籍，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2卷，第227页以下、245页以下。关于木简的不同形式，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28页以下。关于诏令的形式，见大庭脩：《秦代法制史研究》（东京，1982年），第201—284页。文件的准备情况，见本书第2章《行政的任务》。
①　关于残存的几部分历法及形式，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36页以下、138页注53，第2卷，第308页以下。关于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含意，见西文：《古代中国数学天文学中的宇宙和计算》，载《通报》，55：1—3（1969），第1—73页。关于与宇宙的联系，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303页；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伦敦，1982），第61页。
②　关于对公元2年和742年之间中国人口统计数字的分析，见毕汉斯：《公元2年至742年时期中国的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1947），第125—163页。部分郡、县的统计数字见本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和《郡的下属单位》及本章注27。
①　这些数字见《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页。《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33页。表中括号里的数字是毕汉斯在《公元2年至742年时期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28页纠正的以百万为单位的数字。
②　关于颁布大赦令的时间表，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载《通报》，48：1—3（1960），第165—171页。关于下诏令赏赐物质或免税的情况，例如见《汉书》卷二，第85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74页以下）；《汉书》卷四，第17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58页以下）；《汉书》卷八，第25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34页）。关于大赦令，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25页以下。关于批评大赦过多以致不起效果的情况，见《汉书》卷八一，第3333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59页）；《后汉书》卷四九，第1642页以下；《潜夫论》卷四（16），第173页。
③　爵位的等级，见本书第1章、第2章；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该制度及其社会效果的最详细的论述，见西嵨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东京，1961），第55页。
①　赐爵使家庭一个以上成员获益的观点，见西嵨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第252—262页。
②　公元前123年专门设置一系列军事爵位的等级，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第129页。
①　关于法律条文与法律程序的详细论述，见本书第9章。
②　见本书第10章《政府和皇室的财政》。
①　关于使用征用的劳工建筑或修水利的情况，见《汉书》卷六，第19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90页）；《汉书》卷二九，第1679、1682页；《史记》卷二九，第1409、1412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26页以下、532页）；《汉书》卷二九，第1688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91页）。碑文见王昶：《金石粹编》卷五，第12叶。
②　见本书第3章《王莽的统治》之末。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45页。
③　关于迁移，例如见《汉书》卷四三，第2125页；《汉书》卷五，第13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309—310页）；斯旺：《粮食与货币》，第61页。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第209页以下、227页以下、239页以下。本书第6章《后汉与南匈奴》和《汉朝的移民尝试》。
①　如王符（约公元90—165年），崔寔（约生于公元110年）和仲长统（约生于公元180年），他们的情况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芮沃寿、芮玛丽编：《中国文明和官僚：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87—225页。又见本书第12章《整饬风纪的号召》。关于种种不同观点对实际问题的影响，见鲁惟一：《西汉经济协作的几个尝试》。
①　见本书第2章《存亡攸关的问题》；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1—112页。
第8章　后汉的制度
研究后汉制度最重要的史料是《后汉书》中的《百官志》。这部文献比《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更系统，更详细，内容也更丰富。从过去汉代作者所著关于官僚政治的全面记载的尚存残篇中又可以进一步找到材料。因此对后汉的制度知道得比前汉更完整，尽管二者的基本形式无疑是一样的。①前汉时期，确定官员身份的标准，从最顶端的头衔和俸禄均为10000石的官员开始，直到最底端的左史结束。自公元前23年以后，品级的数目为18个。太傅的品级最高。各级俸禄都比照这个理论上的品级，但与它并不直接构成比例。②①　基本的史料来源见于《后汉书》（志）卷二四至二八。中国的学者利用现已佚失的同时代的著作作了大量注释，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基本材料，从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长沙，1915，台北1955年再版）中可以最完整地看到这些注释。关于对本章论述的制度更详细的记述，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51（1979）；《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
②　俸禄的支付方法及印玺、绶带形式的相应区别，见布目潮沨：《半钱半谷论》，载《立命馆文学》，148（1967），第633—653页；本书第7章《文官职务》。
中央政府
太傅
前汉时期，太傅一职只设于该朝代初年和末年。后汉与此不同，终后汉一朝共任命了12位太傅。新皇帝登基以后不久就正式挑选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任太傅，但太傅通常在几年以后就会逝世，于是这位皇帝以后岁月的太傅一职就空缺下来。
太傅在所有官员里地位最高，他应该向皇帝进行道德指导。这种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因此后汉的前两位太傅实际上担任的是挂名的职务。随着公元75年第三位太傅上任，该职的特点有了变化。他及其后任负有监督尚书的职责，并从此领导一批相当大的官署。①三公
后汉始终保持公元前8年建立的制度，即正式任命品级相同的三位最高一级的职业官僚。他们称为“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公元51年改为司徒、太尉和司空。②当时去掉大司徒的“大”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的前身在西汉称为“丞相”，在三公之中权势最大，是全体职业官僚的代言人。但在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25—57年）此官失势，以后从未恢复原来的地位。太尉逐渐成为三公之中权力最大的。
司徒掌握国家的财政预算。司徒府接受财政帐册并进行审核，这些帐册包括人口和耕地的登记册，每年年终由地方行政官员带到京师。司徒还持有官员的花名册，每年评价官员的表现，并给空缺举荐候选人。皇帝缺席时，司徒领导廷议，并把各种意见综合起来写成奏疏上报。
朝廷从公元前87年开始把大司马的官衔授给摄政者。③后汉并没恢复这种做法。头两位仅有的大司马是军事将领。随着公元51年大司马的头衔改为太尉，所有的任职者都是文官。
司空监管公共工程并考察各项工程负责官员的业绩。前汉不设司空。当时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最初是作为丞相的助手，随后有了自己的权力。他是帝国的主要监察官，监视所有官员的表现，包括内廷人员和正式官员，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行政机构官员。监视的目的是防止滥用权力。御史大夫一职在公元前8年的撤消（公元前1年再次设置），并不意味着监督的取消，而是分散了。从此官员的表现最终处于三公的三方面的监督之下。这样做虽然可能做到牵制和平衡，但也必定会导致官员权力一定程度的削弱。
三公除了有自己特定的职责外，还是皇帝的顾问，有事要与他们商量，或者他们自动提出有关一切政策事务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三公描述为皇帝的内阁，他们既集体负责，又有重叠的职责。
三公的官署一般说用同一种方式组成。史料仅系统地描述了太尉的官署，①但是各官署的组织情况的差别无疑是很小的。三公各自有一名主要吏员（长史）协助。他们的官署划分为曹，每曹由多名吏员和助手任职。
九卿
品级仅低于三公的九卿领导着专门机构，有的机构十分庞大。九卿不是三公直接的下属人员，尽管三公要考察他们的政绩。
九卿的第一位是太常，他掌管国家的礼仪、占卜、皇家陵寝、星象和高等教育。①他有几位高级助手。太祝令是国家的祈祷师。太宰令有许多助手，他们为朝廷的祭祀活动准备、安排食品。太乐令于公元60年改为太予乐令，他指导宫廷表演和礼仪活动时的乐师和舞蹈人员。高庙令和世祖庙令负责为洛阳的两汉创立者守灵。②园令和食官令被指定管理后汉的每座皇陵。
太史令负责皇家天文台的天文星象方面的观察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天文台是灵台。③太史令编订每年的历法，确定吉日，记录吉凶之兆，监督占卜活动，负责尚书台中有前途的人必须通过的书写和阅读的测试，维修保养“明党”。太史令必须是一位多面手，因此一位太史令在公元132年发明世界上第一个地震仪就不足为奇了。④博士祭酒掌管太学，太学是帝国的高等学府，公元2世纪中叶有3万名学生在校学习。最后，从公元　159年以后任命了秘书监，他是帝国图书馆的馆长。
九卿的第二位是光禄勳。⑤他的职责是确保皇帝在本人居住的皇宫外面的安全。为此他掌管着五个单位。前三个称为三署，负责登记在京师见习的候补官员，这些人通称为郎。郎的工作是当皇帝在皇宫公开的场合和外出巡视时做皇帝的卫兵。郎由五官中郎将、左中朗将或右中郎将统带，归谁统带由隶属关系决定。
还有两个部门的成员也称为郎，但他们不是等待补缺的人，而仅仅是皇帝的禁卫。他们是骑兵。其中的一支部队由虎贲中郎将率领，另一支部队的成员征自中国的西北，由羽林中郎将指挥。
后汉取消了几个其职能与这五个单位重叠的机构。另一方面，奉车都尉和驸马都尉的权力也合并到官僚政府之中。它们在前汉时代曾是编外的头衔，到了后汉开始成为光禄勳属下的正式官职，同时分别授给三至五人。由于他们没有配有下属，所以除了战争时期，他们的位置都是虚职。在同一部门的另一个类似的虚职为骑都尉，同时有多达10人担任此职。
光禄勳的另一项职责是监视朝廷某些皇帝的顾问。他们是：光禄大夫，人数多达3人；中散大夫，多达20人；议郎多达50人。他们都不自发地进谏，只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朝廷也派遣这些官员完成各种差事。另外还任命了多达30人的谏议大夫。他们应该监督皇帝的行为，有时监督总的官僚机器的活动，但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有多大勇气履行自己的职责。
光禄勳还控制皇帝的谒者；谒者身负使命，被派往全国和国境之外，还协助安排礼仪方面的事务。在以上三方面任职的谒者的人数，在后汉时代从70名减至35名，并优先选用那些声音大、胡须浓的人。他们的顶头上司是谒者仆射。
九卿的第三位是卫尉。①光禄勳负责身处宫内室外的皇帝的安全，卫尉则负责统领宫外的禁军。权力的划分非常重要，其目的是防止个别官员完全控制皇帝的人身。
卫尉掌管的近3000名募兵分别由七名司马率领，他们驻守洛阳南面的四座门与北宫的三座门。卫兵们还在环绕着皇宫的城墙上巡逻，还可能在联结两宫的高出地面的隐蔽通道上巡逻。另一名下属是公车司马令。南北两皇宫都有公车门，门前备有专用车辆。那些因道德品行高尚或身怀绝艺而被召见的人乘坐这些车辆来到京都。奏章也在这两个门接受。
左都侯和右都侯是后汉新增设的官职，他们可能取代了前汉的旅贲令。左、右都侯指挥在两宫里巡逻并执行朝廷逮捕令的剑戟士。
九卿的第四位是太仆。①他掌管饲养军队和皇帝使用的马匹，并负责御马厩和马车房。牧场最初位于西北地区，但从公元112年起，部分牧场被四川和云南的五个新牧场取代。
俭朴的后汉开国皇帝大幅度削减了马厩和马车房的数量。最初只任命了一名主管马厩的未央厩令，一名主管马车房的车府令。不知何时增加了左骏厩令和右骏厩令，公元142年又任命了承华厩令，公元181年增添一名助手��骥厩丞。50000439＿0534＿1②制造业主管考工令在前汉时期曾是少府的助手（见下文），后汉时期则处于太仆的领导之下。考工令管理的工厂生产诸如弓、弩、剑、盔甲等，然后放在洛阳武库里储存。很可能太仆提供运送兵器的马匹，这样就能对整个作战行动负责。③九卿的第五位是廷尉。④他是法律的主要解释人，并负责处理地方政府交上来的案子；他也可能对郡的诉讼施加影响。在后汉，这个部门的高级职员减少为一名丞，一名左监，一名左平。左平负责审理附属于廷尉的皇家监狱里的诉讼。很可能由低一级的属员组织成曹，但情况不详。
九卿的第六位是大鸿胪。①他负责接待朝廷的来访者，确定王、侯等贵族头衔的继承顺序，指导那些应召参加帝王庆典的人，接待外国使节并与之进行谈判。后汉重组这个机构并减小其规模。大鸿胪仍由一名丞协助工作，但是从前的三个令只保留了一位大行令。史料中不再提译官，尽管译官一定继续存在。②大鸿胪还掌管每个郡、国在洛阳所设的郡邸。郡邸是为因公或偶尔因私事到首都的人提供食、宿的接待机构。对属国的指导不再归大鸿胪管，而转给了地方行政机构。
九卿的第七位是宗正，他本人必须是皇室成员。③他按时记载皇族每一成员的新情况。如果皇室成员犯了重罪，宗正必须在量刑之前得到皇帝的批准。宗正管理皇帝的姐妹和女儿王府的工作人员，而不管王子的工作人员。后汉宗正的高级人员减少到只有一名助手（丞）。
九卿的第八位是大司农。④虽然他称为大司农，他实为政府的司库，负责收存地方行政官征收和上缴的税。他支付费用，以维持官僚政府和军队，还负责稳定重要商品的价格。
后汉初年大司农只有一名助手。公元82年增加一大司农帑藏，负责掌管钱财。太仓令管理为朝廷和官僚政府的需要服务的位于洛阳的太仓。平准令在物价低时买进商品，物价高时卖出商品，以此确保价格的稳定。大司农还一定控制过公元62年建于洛阳东郊的常满仓。⑤前汉时期大司农的其他属员，有的从一地运输货物至另一地为稳定物价做出了贡献，有的为军队提供粮食，有的监督税收工作，有的负责保护社稷坛（每年春天皇帝在这里举行躬耕仪式），但是在后汉则不再设置这些职务。①盐铁的专卖转给了地方行政机构。另一方面却把导官令的职权从少府手里转移给大司农。导官令为宫廷监督挑选食品和干酺。
大司农还控制皇帝的私人财产。那些从市场所得，或从山、川、池、泽获得收益的人上交的税，专门作为皇帝的私人收入。前汉时代，皇帝的私人收入与公共收入严格分开，而由少府管理，公共收入则由大司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