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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钍乱耍挥岢晒Φ赜执又泄刑崛×�100万，并据推测他使用类似的手法，在别的地方还搞到更多的钱。美籍犹太人索克思可能在劝说英美烟草公司提供200万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贷款时起过作用，这笔钱存入中国银行，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①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7军第1师在1927年2月18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夺取上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省城的猛攻，得到了第2师和已在12月份倒向国民党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26军的支援。何应钦全面指挥东路军，但是白崇禧将军指挥先头部队。②在夺取杭州（坐火车到上海的距离为130英里）后，国民党部队谨慎地向离上海约47英里的要冲嘉兴推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夺上海之战。孙传芳元帅③与南京的新盟友张宗昌元帅④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鲁军。在过渡时期，孙的部将李宝章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城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从其他集团取得尽量多的帮助，发动了反孙传芳元帅的第二次“上海暴动”，暴动从2月19日持续到24日，有效地使这个城市陷于混乱。①暴动显然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进而协助国民党人的推进；在国民革命军到达前尽量夺取对中国城市的控制，使它们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工具。暴动是通过总工会的恐吓团小组和暗杀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工头及其他人的行动而强制进行的。②李宝章无情地镇压暴动，派大刀队到上海县城的街头砍煽动者——其中许多人为学生——的头。可是，暴动导致数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了一次政治罢工，表现了上海共产党员的力量。它也坚定了中国工商界和国民党内右派反对他们的决心。它加强了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作好了保护其国民的准备。这样，在蒋介石寻找盟友时，暴动很可能帮了他的忙，它同时还加剧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26日政治报告预见到的危险：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以及所谓国民党温和分子结盟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
3月10日，期待已久和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有33名代表参加，但没有蒋介石；蒋留在南昌准备长江下游的战役。除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为国民党的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①全会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党的力量”的决议。它们重新组合了所有高级党政委员会，把蒋的对手、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汪精卫抬为这些机构的第一把手。这些决议使蒋在几个委员会中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但又把他排除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会议的主席团之外。主席团重新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北伐即将开始时被撤消，以便于总司令部活动。蒋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但是汪精卫在名单中名列第一，其他三名成员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又是蒋的对头。汪精卫被选为党的重要机构组织部的部长，以代替蒋介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吴玉章在汪抵达前领导该部。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另一个侮辱，是宣布广东和广西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这些机构在张静江和陈果夫的指导下已经进行了改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打交道（除非奉命打交道），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他的部队不久将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列强接触。①其他的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党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以解决两党冲突的委员会的想法；呼吁共产党指定其党员参加国民党政府和省政府；强烈地要求共同指导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决定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②当汉口正作出削弱蒋介石权力的决定时，他的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陈赞贤，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征讨长江下游时，他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并命令他的部下对它进行改组。几天以后，当他抵达九江时，他的部下猛烈地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省城安庆，它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倒戈而投向国民党一边。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产党的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总工会）和共产党员之间进行的斗争，最后导致了共产党员的离散。③这些是不祥之兆。
夺取上海和南京
蒋介石沿两条路线，组织夺取长江下游几个重要城市的猛攻。一路是沿长江两岸而下，其右岸的军队由程潜带领，目标是南京，其左岸，即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率领，目标是切断敌人南北向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一个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是杭州，西北角是南京，大运河和太湖在西面形成了一条底线。到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部队在前沿指挥官白崇禧的率领下在离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何应钦的部队在太湖的两边向北进逼，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的残余部队和毕庶澄将军的生力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的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司令，早已通过他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3月14日杨司令宣布他的舰队投向国民党部队；在此以前，他已派三艘船沿长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份第三个星期的遭遇战以及在铁路线上的罢工和破坏，使张宗昌非把他的部队朝南京方向撤退不可，否则就面临被围的危险。
3月18日，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的前线，北军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外国租界，租界由一支在各入境处布置路障的多国部队保护。毕庶澄就自己的投降进行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钮永建，①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前往济南，他在济南被捕和处决。
3月21日星期一，当白崇禧的部队逼近城的南郊时，总工会开始了“第三次暴动”，到那个时候，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训练，有的人有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几个游击小组也已渗入城中，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黑衣枪手”——又在活动。暴动在中午开始，纠察队和枪手攻击街头的警察，攻占华界中的警察署，还抢夺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进行了一次总罢工（有的地方在必要时是强制进行的），虽然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城内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经过一天的混乱以后，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似乎已经解放了华界，虽然与国民党代理人共同制订计划的程度有多大还不清楚。约4000或5000名北军仍集结在通往南京的铁路的北站附近的闸北。根据当时的报道，发生多起抢劫、纵火和杀人事件，有的是北军干的，有的是已经夺得城市几个部分的非正规军干的。在这些非正规军中，有的可能既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可是，暴动看来是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作出的努力，即企图夺取对上海华界的控制，为他们已经组成的临时政府作准备。领导暴动的人中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
3月22日，白崇禧率士兵两万在城南部边缘的兵工厂设立他的大本营。他的部将、指挥强大的第1师的薛岳将军降伏了残留的北军，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随即被拘留在外国防线的后面。白将军宣布了他的维持秩序的权力，要求所有非正规军并入他的军队，或者缴出武器，并答应外国当局他不允许出现用武力接管外国租界的行动。他下令结束总罢工，他的命令在3月24日执行。在23日至26日期间，白崇禧的部队在对几个游击中心的一系列进攻中，围捕了20名自封的将军（其中有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和许多“黑衣枪手”，大部分领导人据说被处决。几支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队的大部队留在三个中心，纠察队把它的控制扩大到黄浦江对面的浦东。①北军于3月23日撤离南京，晚上程潜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的右岸军随即进城。24日清晨，国民党士兵有组织地抢劫了英、美、日的领事馆，打伤了英国领事，在全城攻击和抢劫外国国民，杀死两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意大利神甫和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下午3时30分，两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英国巡洋舰，向美孚煤油公司的住宅区周围发射了一阵组成屏障的炮弹，以掩护约50名外国人（大部分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逃离。根据中国人的单独的调查，向这个人口稀少地区的炮击杀死了4名、6名或15名中国平民和24名军人。②更早公布的中国和俄国的报告断言数千名中国人被杀。炮击很快抑制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进攻。下午进城的程将军恢复了他的部队的秩序；25日，所有希望离开的外国人都可以安然安排撤退，虽然外国财产又被掠夺和焚烧了几天。①除了真正参加的穿国民党军服的士兵外，对南京事件直接负责的人似乎没有公正地确定下来。3月25日，程潜发表公开声明，断言南京的反动分子鼓动敌军和地方流氓抢劫外国人的财产和焚烧房屋，甚至还发生了伤人和杀人事件。同一天，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告诉日本领事森冈正平，士兵受到了南京的共产党党员的煽动。领事向其政府报告说，暴力行动是由第2、第6和第40三个军内的共产党的政委和下级军官以及共产党南京地方委员会的党员计划的。国民党军官在给武汉的报告中，继续把攻击归咎于北军和穿国民党军服的流氓，但是西方在华的外交官及其本国的外交部，很快就接受了日本领事的说法——共产党的煽动。②这个解释后来也被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团所接受。
南京事件是北伐期间的一个独特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造成死亡和大规模财产损失的对外国居民的广泛攻击。这次事件给上海的外国租界制造了危机气氛。在北京，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们就报复问题在他们内部和与各自的政府进行了磋商。他们就报复的一系列要求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他们的政府不同意制裁，即使国民党尚未道歉和惩罚那些有罪的人。日本政府在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影响下，试图抑制英国和其他列强，使之不采取过于好战的态度，同时希望说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温和领导人去解决当前问题和最后稳定整个南方局势。总之，蒋介石被鼓励去反对他党内的激进分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通过蒋介石的亲密同事黄郛，把他的意见转达给蒋。英国政府对国民党人的政策强硬起来了。英国此时已经掌握了进行各种惩罚的力量，但美国政府不同意参加制裁。结果，经过持久的国际间的争论后，列强没有采取直接制裁的行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发展消除了这类想法。①武汉政府在开始时对南京事件很不了解。外交部长陈友仁从英国驻汉口代表台克满那里了解到南京外国人社区所发生的一切详细情况，并得到美国和日本领事的证实。政治会议直到4月1日才充分了解南京事件的情况及外国首都反应的某些迹象，于是认真地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英国和美国看来准备干涉，而日本的政策仍不明朗。鲍罗廷直率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者真的帮助反革命，这能导致革命军的毁灭”。他的建议是人们很熟悉的：分裂英国和日本。通过平息日本人对革命的恐惧，通过担保在华的，特别是汉口的日本人能得到保护（根据陈友仁的说法，日本居民害怕他们的租界将被夺走），这是能够做到的。要每天对外国进行宣传，特别是对日本和英国的人民，让他们起来反对干涉，宣传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并辅之以道德的呼吁。同时，必须明确地向所有中国群众组织，“特别是向我们的武装起来的同志们”解释政治会议关于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策。政治会议同意这个方案。①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会议向日本保证汉口日本租界安全的决定成为泡影。4月3日，在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之间的殴斗导致人力车夫被杀后，愤怒的群众杀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抓了10个日本人）。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中，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打伤了8名。日本当局撤走了大部分日本妇女和儿童，关闭并派兵驻守日租界的边界，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使中国人的激情冷静下来。它下了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②它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迅速发展的革命事态而作出的许多努力之一。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于是在争夺上海县城控制权的复杂斗争中，各派力量立刻开始组合，虽然这一斗争只是更大的争夺国民革命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自己武装纠察队的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街头商人的“群众组织”；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苏俄对这一边提供建议和一定数量的物质支援。另一边有上海及其周围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薛岳也许除外）；长期把上海当作自己据点并与中国的金融、商业和工业巨头有良好关系的国民党“老右派”，这些巨头有自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的理由；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派领袖，总工会在与他们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行政当局和巡捕友好地倾向于这一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边）；支持这些势力的是大部分外国领事；作他们后盾的是一支约有40艘军舰和16000名外国士兵的力量。看起来这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争夺，但是它花了三个多星期才告结束。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支持他们。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的湖州会馆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平民的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留在上海（谣传他的师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被总工会下令处死。下午，在靠近法租界的西门的一次大集会上，群众聆听了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就举行总罢工的措词激烈的演说。国民党部队阻止了随之进行的游行，以防拥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他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或力量。①蒋将军试图缓和紧张局势，还可能想使他的对手平静下来。在同一天，即3月27日的晚上，他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对他们国家的友好态度。他反对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认为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他否认国民党内有任何分裂，并且承认共产党党员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而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他还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南方军军服的北方部队。在3月31日的另一次会见中，他抗议外国对南京的炮击，它已引起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并且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加以夸大。他要求上海的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