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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7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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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1921—1949年》,第12章。
②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② 《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③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④ 《红色文献》,第93—135页。
⑤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①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第37—87页。
②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 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 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页和第1集下册,第743 —755页。又见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① 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② 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④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 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 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①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② 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③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① 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 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28、47—48页。
①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② 《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③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 日。
④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⑤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④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年》,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 燎原》,第2集,第99—100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236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年: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⑤ 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① 《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508页。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192—193、495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地政策,地主 和富农是不许购买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2号通 告,规定富农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但不得以垄断方式买卖土地。问题是:在苏 区什么人确实在买卖土地?什么人有钱购买土地?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262 页。
③ 《明报月刊》,第40期,第98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62 页。
④ 关于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经验,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245、249—251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09—41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 及其崩溃》,第203—205页;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第 154—184页。
② 例如,所有关于查田的指示当时由张闻天发布。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泽东集》第 3卷,第195—196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泽东集》 第3卷,第207—208页。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泽东集》第 3卷,第223页以下。
② 《毛泽东集》,第3卷,第254页。
③ 《毛泽东集》第3卷,第223、257页;《斗争》,1934年5月24日;王观澜文, 《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211—212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划江西省雩都县西北部与兴国县一部为胜利县,治银 坑圩——译者。
③ 《斗争》, 1934年5月26日;张闻天指示,《红色中华》, 1934年3月15日。
④ 经查核资料,该数字有误,应为317539担。三担合地一亩——译者。
⑤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特刊,1934年1月26 日。
⑥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360、368页。
⑦ 张闻天文,《红色中华》,1934年6月25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 年》,第285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②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37页;罗 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红旗飘飘》,第1集,第57 —59页。
③ 《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65—470页。
④ 方强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431—436页;《红旗飘飘》,第10集,第 186页;斯诺:《西行漫记》,第273页;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第270页。
⑤ 《红旗飘飘》,第1集,第57—59页。
⑥ 陈锡联文,《红旗飘飘》第3集,第90页。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丛》,第63—64页。
②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39—140页。
③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124页。
④ 罗荣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40页。
⑤ 《毛泽东集》第2卷,第124、453—25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8—69页。
② 《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页;斯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第237页。
③ 汤良礼:《中国征剿共匪》,第99—100页;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卷,第 203页。
寻找一种战略
红军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远的将来到来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决议中,没有地方提到军事斗争当时已成为斗争的中心形式,也没有提到军队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下一次高潮的到来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许这些因素比军队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词语“革命高潮”尽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倾向。承认革命进入低潮,而不同时宣称它会再次上升,在强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相当于“取消主义”。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即工人运动扩大其规模、增加其强度,帝国主义威胁太平洋和平,中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残酷,以及红军进行的游击战进一步发展之日。①决议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区、社会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势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就不存在。至于高潮何时升起,淹没部分地区还是全国,谁也不能准确预料。
李立三路线
1929年下半年频繁的内战使国民党内派系纠纷恶化,而美国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崩溃给共产国际提供理由,认为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加深”,并指责中共“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底增长还是落后”。②若把这一点解释为共产国际号召采取行动,那就错了;③然而,这确实鼓励了李立三摆脱他早期的悲观主义,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继续制定他的军事战略,形成了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产国际断定中国的革命高潮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变发展的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应该为迫在眉睫的解放战争作准备,而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①受到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指示的激励,李立三开始利用国外日益恶化的经济萧条和国内的军事混乱。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远,断言革命的成果并不决定于有关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夺取了政权并实行领导之后,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就可以开始。“在过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夺取全国的胜利。如果这样做,就是犯了右倾错误。”②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决议,即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号召首先的胜利并不意味保卫中共占领的一省或数省的长期战争。除东北和西南外,夺取一个或数个“重要省份”,包括关键的行政和工业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与造反者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斗,直到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被消灭为止。③因此,长期的地方割据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势上的不平衡很快就会平衡起来。当时李立三的问题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对他来说,问题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毕竟1930年6月或7月共产国际的信确实提到最近将来的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并且提到中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会比当年俄国快。①共产国际对形势的估计和它的政策建议的含混,这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许李立三有自行解释的充分余地。②确实,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当权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曾约束自己没有给苏区领导人发出军事方面的指示。③这或许是因为刚开始领导时他仍对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情绪。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开始制订自己的军事战略。④他坚持城市的领导权,而把单独依赖红军夺取胜利的观点斥为“严重错误”,⑤他认为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过的)的关键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争,同时由红军、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兵变来支持。工人斗争的爆发标志着革命形势趋于成熟。换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1930年4月3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给中共的指示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6月或7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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