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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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共产党因此对它担负征收粮食税、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对不想志愿参军者施加压力的责任可以信赖。这些都是党在农村立脚的基础，的确可以保证坚持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斗争所必需的粮食和人力供应。①这样，中共就能利用日本入侵和中国农村财富、权力分配不均所激起的破坏能量来为自己服务。这一成就使国民党政府没能对日本人和国家主要农业基础的惰性提出的挑战作出同样反应这一事实愈加显得突出了。
①　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　1170页。
①　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29—277页。
②　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五四指示》直　到80年代初才发表，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①　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　重要文件》，第69—74页。
①　例如新华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年11月10　日）和新华社发法新社记者西德尼·里顿伯格1946年12月5日电（译文载　《参考消息》，1946年12月6日）。
②　《宋任穷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第1—2页；以　及编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0、　55、63—64页上的几个报告。农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　关于东北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得到着重描写。
①　李振阳：《嘉济边游击区土改的几点体会》，《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　专号），第15页。
②　《关于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　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4页。
③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①　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目击者的一流著作是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　录》。
1946—1949年的内战
1946年11月初，蒋介石向马歇尔吐露说，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在从前使它造成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武力是解决同中共冲突的唯一手段。②这一决定不仅是以对共产党的弱点，而且是以对他自己的长处作出持久的错误估计为基础的。马歇尔在其使华的第一年中，曾多次尽力警告蒋介石他所面临的某些危险。马歇尔甚至忠告说，政府的作为“可能会导致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因为“目前正在发展的混乱局面不仅会削弱国民党，还会向共产党提供一个削弱政府基础的绝好机会”。③1946年10月，马歇尔评价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向蒋指出，尽管他们在退却，但是并没有投降。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他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①最后，当马歇尔准备离开中国时，他再次劝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人现在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很强大了，国民党政府依靠军事手段很可能摧毁不了他们。蒋对此的答复是，一旦中共的军事力量被摧毁——这一点他确信在8到10个月之内就可完成——解决共产党问题就不会有困难。②他的战略是首先收复所有前线上的城镇，控制长江以北的主要交通干线。然后政府军可以从这些据点和铁路走廊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重新建立对较次要据点的控制，并最终控制农村。根据这一战略，政府军在1946年7月发动了全面进攻，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把这次全面进攻当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标志。
第一年，1946—1947年：退却
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第一年里，政府军实际上夺取了除哈尔滨以外的所有东北城镇，收复了苏北的县城，占领了张家口和延安，控制了河北和热河省的大部，扫清了大部分陇海和胶济铁路线。此后，拉锯战在长江以北所有中国主要铁路线上展开。这些铁路，除了自苏北海岸直通陕甘边界附近的宝鸡的陇海线和横贯山东的胶济线外，还包括津浦线和平汉线。在满洲，战斗主要焦点所在的铁路，是唯一从华北通往东北几省的北宁线，以及连接四大城市沈阳、四平街、长春和吉林的铁路。随着战斗的发展，战争的两个主战场变成了满洲和华东，后者包括江苏和山东。
共产党军队在1946年7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①他们遵循从城镇撤回农村的战略方针，在政府的进攻面前主要保持防御态势。9月，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军将要遵行的战略战术要点。毛解释说，在抗日时期，共产党军队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随着国内战争情况的改变，双方的位置也将发生转变。但是，政府军还处于进攻地位，其人数和武器装备都优于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在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以前，后者必须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具有优良传统的作战原则。
全歼和速决是这种战争的特点。歼灭敌军不但成了人民解放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因为俘虏来的敌军通常要编入共产党军队。歼敌的目标应是消灭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夺取地方。力求速决的目的在于当最终不能歼灭敌人时，可以迅速避开敌人，把伤亡减到最小程度。毛泽东断言：“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②这里所论述的要点，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战原则。
政府在1946年7月第一周的进攻中，包围了汉口以北鄂豫边界上的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领的共产党部队。他们突破包围圈，成功地回到了共产党在陕西的根据地。政府虽然消除了共产党军队对这一地区的威胁态势，但后者的兵力却保存下来，以图他日再战。政府宣称，在山东，胶济线上的共产党军队已于7月17日被清除。但是，由于他们的不时骚扰，铁路运输到9月底仍没有恢复。也是在7月，政府军渡过黄河进入晋南。但是，在该省东部，共产党军队仍能够切断从省会太原通往石家庄的铁路。①在苏北，7月的进攻是随着政府军从长江北进、从津浦路东进开始的。那时，共产党控制着这一地区的29个县。到第二年春季，政府军夺回了该地区的所有县城，并在国民党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县政府。在各地，共产党人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都实行了撤退原则。与正规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大部分民兵、党的干部及其家属。这一生存战略使他们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晋冀鲁豫。政府军进入共产党的一个主要根据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他们缴获的文件透露了这一地区遭受损失的程度。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收获是大量的，也是没有估计到的。例如，冀鲁豫分区的64个县，有49个被政府军占领。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控制的35座县城中，到1947年1月也有24座陷落，这是中共没有料到的。他们不得不修改战略，开始做长期游击战的准备。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战略，在逐渐歼灭敌军的同时，共产党的正规军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无损。蒋介石对他的80％—90％的进攻军队，没有来源补充。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只要我们保持斗志，继续歼灭来犯之蒋军，我们就不仅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也一定能够变防御为进攻，收复所有失地。②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是在1946—1947年的冬天，劝勉是不足以保持斗志的。
撤退原则作为一种游击战策略，不仅应包括撤退军事和政治单位，而且还应包括疏散当地居民，其目的在于保存人口、村级组织和粮食贮备。然而，在1946年，有些村庄并没有为恢复游击战的条件做准备。其结果是，干部和防御部队逃走了，没有武装的农民在村的组织遭到破坏的同时，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如在苏北，国民党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来取代了这些组织。随后便是还乡团的到来。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复他们地位的人所率领的武装部队。他们开始清算自己的帐目，夺回已被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和粮食。有关反攻倒算的报道比比皆是。①文件承认在这一地区有无数的农民被杀害。一个用了近10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共产党老根据地，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被这些人毁掉了。杀回来的共产党军队，在重新夺回的地区里遭到农民的咒骂，因为没能保护他们。农民们不愿意恢复农会和组织新的民兵部队，甚至不愿出席大会，他们对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坚持下去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信心。②但是，再次进行像对日作战那样的长期游击战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到了1947年5月，政府的进攻已经开始减弱。政府的兵力这时过于薄弱地分散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内，不能像日军在其入侵同一地区的高峰时能做的那样，占领次要的据点。与此同时，共产党正规军主力部队大部分仍保持完整，已经停止退却，并可以发动若干小规模的反攻。在山东，共产党的军队正开始掌握主动权；在满洲，他们已能够发动有限的进攻。共产党宣称，在全国范围内敌人已有90个旅被消灭，当这一数字达到100时，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有利于共产党方面。①实际上，军事力量的对比在1947年就已迅速转变。美国军事分析家在1946年9月曾预言，由于需要更多的军队守卫过长的交通线，政府的进攻将在几个月内陷于停顿。然而，由于政府军在训练和装备上所占的优势，这些分析家预见到一种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共产党在与政府军的旗鼓相当的抗衡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不会赢得最终胜利”。②没人预见到共产党的指挥员们能把他们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转移到运动战的战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共产党人在保存和发展自己力量的同时，立即开始部署比他们用来与日军作战更大的部队，零敲碎打地袭扰和歼灭敌人。通过将民兵和俘获的敌军士兵编入正规军，以及通过伴随1946—1947年共产党地区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征兵运动，人员的损失得以弥补。土地改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共产党政权在农村的发展，也使得在1946年政府进攻中不是首当其冲的地区的民众有可能支持共产党，这种支持对于加强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东北。在东北的总司令林彪的指挥下，这一战略最早被成功地运用于满洲。1946年底，他的部队已推进到松花江以北，政府军对其最后目标哈尔滨做好了春季进攻的准备。但其后，林彪却向政府占领的地区开始进行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突袭，这种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满洲的主动权，并在两年以后的决定性胜利中达到顶点。他的时机选择符合一种突击和声东击西的战略，在东北，严寒的冬天开始以后是一个不太可能进行军事部署的季节。1946年11月，当林彪的部队越过冰封的松花江，首次发起一次小规模的牵制性攻击时，这一行动的重要性还不明显。在这次短暂的南下后，他们迅速撤了回去。1947年1月6日，一支估计为6万人的部队再次过江。这一次，政府军至少在一次战斗中伤亡惨重，他们在入侵者撤出前几乎抓不到什么俘虏。政府军的指挥官们因而很担扰，因为他们预料到了第三次攻击。这次攻击发生在2月中旬，但直到2月底才结束。林彪的部队迅速撤离，而没有与集中的政府军接战，政府军这次不肯像1月份作战时那样落入圈套。
共产党第四次越过松花江作战，从1947年3月7日持续到18日。这一次他们重创了政府军一个师，在撤回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些短程军事突袭的重要性，至此已显而易见了：政府军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东北的战略计划已被打乱。对哈尔滨的威胁被延误，共产党的地位则巩固了。1947年5月，林彪接着又发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动，展开了一场密切协作的战役，这一战役标志着结束满洲战争行动的开始。一支有40万人的部队，参加了5—6月进攻满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战行动。其主力部队进攻的目标，是地处满洲两大城市长春与沈阳之间的四平街。在对四平街五个星期的围城作战期间，进攻的共产党军队伤亡了约40000人，而且未能阻挡住派来援救四平街守军的政府增援部队的到达。林彪在6月30日撤去对该城的包围，并撤过松花江后，他本人承担了这一决策错误的责任，这次错误导致了政府四平街防御战的胜利。
然而，尽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东北野战军仍然获得了主动权，并且把主动权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终胜利。政府军已被迫放弃了松花江北岸与长春吉林战区之间的前哨基地，其前线从六个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约150英里。政府所据守的长春、吉林和沈阳这几座城市，也因为联结它们的铁路线遭到破坏而被孤立，其中的几条铁路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恢复。政府军在武器、物资、人员和士气方面遭受的损失，一直未能恢复过来。①随着共产党人在东北和其他地区不停地展开进攻，政府军陷入一种固守防御的战略。典型的情况是，他们要么从已经失去任何战略价值的过于分散的据点撤退过晚，要么留在城墙和战壕后的据点里，把主动权留给对手，任随他包围与否。据当时的美国军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东北迅速溃败的原因，是兵力最初过于分散和军队领导无能，最明显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将军的指挥失当。但是，司令的更换也未能挽救政府在东北摇摇欲坠的命运。1947年年中，即共产党的第五次进攻之后，东北的指挥官换成陈诚将军；而在1948年初的共产党第三次进攻之后，他也被免职。政府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仍然占有优势。然而，共产党在战略战术运用上和士气、战斗意志以及共同的目的意识上所占的优越性日益明显可见。
士气因素当然有多方面的根源。除了国民党方面的腐败、无能以及决策失误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外，尤其在东北，还存在地方主义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接收东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张作霖大帅家族所支配的半自治性的权力基础重新在那里出现。政府把东北三省划分成了九个行省，并在实际上任命外来人担任所有最高职务。而政府在当地的帮手，则多是些地主以及其他与日本人有过勾结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既不忠于共产党，也不忠于少帅张学良，他是张作霖的儿子和明显的继承人。少帅因他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时所起的作用，继续遭到拘押，也许因为他仍享有众望，尽管人们普遍预料他会被释放，但他还是被流放到了难以逃身的台湾。
根据当时的记述，日本投降后，东北对国民党的最初支持看来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不久“南方人”就让人觉得讨厌了。他们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怨恨导致地方主义迅速复兴。如果政府在东北的行为不那么容易受到批评，那么，地方性忠诚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强烈了。东北，像台湾那样，是一个被日本人统治很久的地区，经常听到那里的人民评论说，日本给了他们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政府。尤其是政府在这一地区反对共产党的努力，如果没有当地领袖人物的参与，几乎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国民党对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却有着如此强烈的戒心，甚至对他们愿意提供的帮